我的爸爸 王公道 和上海煤业救护队

1937年底，上海煤业救护队100多名队员带着25辆卡车及一批药品和医疗器材集体参加新四军，这对刚刚成立的新四军来说，真是雪中送炭，为新四军初期的集结、组建和后勤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上海煤业救护队是在“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时由上海煤业地下党支部团结煤业界职工和上层爱国人士组成的，以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名义开赴抗战前线从事救护活动。在当时抗战形势十分严峻、复杂的情况下，煤业地下党支部能够团结带领绝大多数救护队队员参加新四军，这是很不容易的。当时地下党支部就3个共产党员，除叶进明、余继良外，还有就是我爸爸王公道。

我爸爸是浙江余杭人，生于1909年，1981年病逝。他是工人出身，为人低调，平时工作又忙，很少同我们子女讲自己的过去。解放初期他任华东军区后勤运输部部长，“文革”前他是上海机电一局的领导。“文革”期间，造反派揭批他的所谓历史问题，并关押审查了3年之久，他身心均受到严重摧残。1970年回家后，去医院看病就成了他的主要活动。

这时我已从部队复员回家，分配在一家工厂做工。上的是早、中班。逢到上中班，上午就陪爸爸去医院看病。在去医院的路上，多是步行。以前父子之间很少交谈，现在有机会了。在路上我就渐渐地询问他以前的事情，我们老家的事情，他是怎么会从老家出来，又怎么来到了上海，在上海怎么参加了革命、入了党，又怎么从上海出去，参加了新四军的等等。他的回忆也随着我的询问慢慢展开。

他告诉我：由于我祖母去世，家境每况愈下。为了使家中减少一张吃饭的嘴，就送他到海宁县长安镇当学徒，当时只有12岁，妹妹也被送出去当童养媳。

学徒的生活很艰苦，师傅的家务劳动全部要他承担。每天他最早起床，最晚睡下，烧好饭，最后一个上桌，还要不停地帮师傅一家和师兄盛饭。吃完饭后洗碗，没有工资。五年满师后，1930年就到上海在一家皮鞋厂工作。

在上海接触到进步思想，爸爸对当时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很不满，就产生了要改变现状的想法。一年后，他在皮鞋工人中间发起组织“上海市皮鞋工人生活改善会”，并担任了这个会的领导人。这时，爸爸与张敬人（川东暴动组织者之一）等地下共产党员有了联系，不久加入了共产党。1935年，由于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他也被捕。但敌人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就把他作为共产党嫌疑犯，暗判五年。从上海一起被押运到苏州反省院的还有：朱子明（朱镜我）、李广林（方方）、方冶平（许涤新）、王抚子（王凌波，大革命时期为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等28人。

由于爸爸的党员身份始终没有被暴露，我祖父卖地花钱把他保释了出来。狱中的地下党支部对他被捕后的坚定表现是肯定的，狱中的三年也作为连续党龄。

1937年5月，出狱后的第三天，爸爸就在上海找到了组织，恢复了组织关系。后经狱友介绍，加入到上海煤业救护队，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在煤业救护队中，在去前线的日子里，在煤业救护队最困难的时候，他发挥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作用，积极团结队里抗日进步爱国青年，与欲去投奔国民党军队的副大队长罗希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在抗战前线的救护队员随军后撤至皖南屯溪、江西南昌，同留在上海“孤岛”（即租界）的救护队失去联系，生活供应发生困难。救护大队长田萼芳返回上海求援，暂代领导的副大队长罗希三想以煤业救护队的人员和车辆为本钱，投奔到国民党军队里去当官。

爸爸说，当时队里只有他一个党员，他就团结了一些骨干，抵制了罗希三的企图，坚决不同意投靠国民党，并准备带领队员去延安参加八路军。正在酝酿时，去上海求援的大队长田萼芳以及地下党员叶进明等也陆续从上海来到队伍中。地下党支部的三个党员到齐了，爸爸把煤业救护队内最近发生的事件向叶进明、余继良作了通报。他们讨论后，都觉得煤业救护队面临的这种情况十分危急，煤业救护队的领导必须换人。考虑到当时煤业救护队是打着红十字总会的旗帜，为避免国民党找借口寻事，产生不必要的麻烦，还考虑要得到上海工商界上层人士的支持，如果由党员来担任煤业救护队的领导不合适，于是支部会议商定：推出一个家庭比较富裕、又敢于出头的进步青年来担任大队长。由叶进明做大力资助煤业救护队的上海工商界及红十字总会上层人士的工作，我爸爸做队里进步青年的工作。结果很成功，大家公推进步青年忻元锡出任大队长。这样，煤业救护队就继续以红十字总会的名义，得到上海工商界在财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持。

爸爸说，当时还不知道新四军已经成立。他和叶进明、余继良都想把煤业救护队带到延安，参加八路军，一心想联系去延安的办法。1937年底，他到长沙出差，找到当时的八路军驻长沙通讯处。1938年元旦，通讯处主任约好接待他。见了面，真是喜出望外，通讯处主任竟然是和他一同被关押在苏州反省院的地下党支部的负责人王凌波，真是太幸运、太高兴了。王凌波问起爸爸出狱后的情况，又问怎么找到这里，近况怎么样。爸爸就把出狱后的情况及参加煤业救护队、在上海参加淞沪会战、随军撤退，以及煤业救护队的详细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并要求他帮助联系、安排去延安参加八路军。王凌波听后讲：“老王，你们要去延安参加八路军，我当然支持。但是现在全国各地去延安的人很多，你们煤业救护队一下去那么多人，还有那么多汽车，看来比较困难，而且目标这么大，路又那么远，国民党反动派肯定会找麻烦的。现在南方红军游击队组编成立了新四军，这是我们自己的军队，你们煤业救护队去参加新四军怎么样？”爸爸听了很高兴，表示既然新四军和八路军都是党领导的，参加新四军也不会有问题。

王凌波还说：“新四军就在江西、皖南一带，你们煤业救护队就近去那里可方便了。”他还说，“你们煤业救护队是从上海出来的，是工人阶级的队伍，又有文化，到新四军可以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骨干作用。新四军军部会给你们作出妥当安排的，我也会把你们要求参加新四军的情况尽快向中央汇报，向新四军军部通报。你们应尽快到军部报到，不要耽搁了。”他当场就开了党员组织介绍信，把爸爸的组织关系转给了袁国平主任、周子昆参谋长，还写了一封介绍煤业救护队集体参军的信给他们两位。

爸爸拿了介绍信后，即刻赶往南昌军部，向袁国平主任、周子昆参谋长报到，同时通知了叶进明、余继良，让他们抓紧做好煤业救护队队员的工作，准备好集体参加新四军。在煤业救护队到达前，1938年1月爸爸就在岩寺兵站工作了，任支部书记、兵站派出所所长，并在岩寺迎接煤业救护大队的到来。由于王凌波同志事先向新四军军部介绍了有关情况，新四军军部对煤业救护队参军十分重视，安排得也很妥当，还专门在军部为他们集体参军开了欢迎大会。

在我同爸爸的交谈中，我感觉到他老人家一直是把他在上海煤业救护队的这段经历视为自己几十年革命生涯中的最亮点。现在我把他的这段口述回忆整理出来，既是对他和他的战友们的怀念，更是激励我们后人要以他们为榜样，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