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了抗美援朝”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军的前身是新四军，新四军特别重视军队文化建设。第20军继承发扬了新四军的好传统，上海解放不久，就很快成立了教导团，着力培养有文化的军队干部。教导团直属军部，驻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团部机关有干部100多人。
　　教导团第一任团长彭飞（江西人，后任第31军副军长），第一任政委袁天枢（山东人，后任山东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第二任团长邱诗文（江西人，后任江苏省镇江军分区司令员），第二任政委李一凡（山东胶州人，后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武官）。
　　教导团有四个大队，其中三个军政大队，一个女生大队；三个军政大队各有三个中队，合计九个中队。我原在第20军60师179团6连任政治指导员，1950年3月调到教导团第三军政大队第8中队，提拔为副营级的副指导员。中队长姓俞（江苏金坛人），指导员姓乔（山东人），副指导员姓吉（1938年的老兵，山东人，后任江苏省兴化县人武部政委）。到朝鲜参战后，我到军政第一大队第一中队任指导员，中队长黄忠（浙江余姚人，副营级，后任第20军60师副师长）。
　　开始时，教导团的任务是举办知识青年训练班，接受训练的是上海、江苏、安徽、福建等南方各省参军的知识青年，最多时有1000多人。知识青年训练班结束后，军政大队的任务是负责对整个20军的连长、排长分期分批进行轮训时的教育管理。政治课由教导团宣传部负责，军事课由教导团战勤部负责。袁天枢政委亲自给知识青年上 《社会发展史》 课。他知识渊博，既有理论高度，又结合实际，受到学员们一致好评。我把学员们组织好，为珍惜学习机会，有时自己也坐到课堂后面认真听讲。“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这是人类发展不可抗拒的必然规律！我们共产党人，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袁天枢政委铿锵有力的话语，至今犹然在耳。
　　那时，我们都知道，第20军是解放台湾的战略预备队，都在积极地做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8月份，第20军移防山东省兖州市，开始入朝作战前紧张的准备工作。上级向我们传达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干部战士纷纷写决心书、请战书。
　　第20军的干部和战士，绝大多数是南方人，长期战斗、生活在南方。11月，我们只穿着南方的薄棉衣棉裤，坐上“闷罐子”火车，从兖州出发，到达鸭绿江边的通化。当时，我们是准备等换上厚棉衣棉裤，再出国参战的，但因为第一次战役后，前方战况十分紧急，来不及换装。11月23日上午，我们第20军5万多人打先锋，坐上“闷罐子”火车，过集安大桥到了对岸的朝鲜。

在集安，我们换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帽徽、肩章和胸章，来不及休整，立即向元山方向的东线战场迅速集结。11月中旬的朝鲜天气对南方人来说很冷很冷，但是我们全然不顾，开始也不觉得多冷。大家热血沸腾，摩拳擦掌，决心与美国鬼子赶快干上，打一个漂亮仗！

我和黄忠中队长率领在第八军政中队参加集训的120多名连、排长，一天上午9点多钟，行军到达朝鲜一个山凹中的小平地。队伍集中后，由我作几天的行军总结。我刚讲了几句，就听到飞机声。不一会儿，美军轰炸机就出现在我们的头顶上。我发出命令：“队伍解散，赶快隐蔽！”美机朝我们一阵儿狂轰滥炸，我的棉衣被敌机上的机枪打穿了几个洞，幸好人未受伤。
　　经过清点，不少同志受伤，还有5个同志重伤。黄忠没有受伤，我们分工，他负责管理队伍。我带领十多个同志抬着担架，把5个重伤员赶快送到团卫生队。在团卫生队简单包扎后，我们又继续抬起担架。吃一堑，长一智。一路上我们只要听到远处的飞机声，就赶快隐蔽。把这5位同志抬送到几十里外的四分部后方医院后，我们都累得精疲力尽，瘫倒在地。医生讲，幸亏送治及时，能保住这些同志的生命。这时，我才感到浑身冷得直打颤。
　　在朝鲜战场，教导团虽然与军部驻地距离不远，但是因为制空权被美国飞机牢牢控制，所以不分前方、后方，随时都有被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我们也都做了随时牺牲的思想准备。
　　因为运输线被敌机轰炸，我军给养补充不足，也不及时。有时就是有了给养，也要优先送到一线作战部队。教导团驻扎在竹根里时，需要我们自己到设在20多里外的阳德的粮站去挑回粮食。指战员能正常吃到炒面、窝窝头就算很好了，蔬菜根本没有，只能在春天、夏天挖点野菜。最高兴的是，祖国送来了肉罐头，我们吃在嘴里香在心里，全身一股暖流！亲爱的祖国，感谢您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我们永远是您最忠诚的儿子！
　　在朝鲜战场，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严寒。朝鲜的冬天零下几十度，北风怒号，漫天皆白。我们开始穿的是南方棉衣棉裤，棉被只有3斤；二次战役后，虽然换上了北方棉衣棉裤，棉被加重到7斤，战士们也都有了棉大衣，但还是抵挡不住极端的严寒。教导团很多干部战士被冻伤，十多人被严重冻伤致残。我那时脸上、脚上、手上全是冻疮，又肿又痛又痒，真是难受极了！
　　当时听说，第20军有1万多人被冻伤。60师最前线的180团2连112名战士，埋伏在黄草岭零下40多度冰天雪地里，全部被冻死。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专门把这件事向毛主席作了汇报。电影 《长津湖》 里的“冰雕连”，真实地反映了这段感天地、泣鬼神的悲壮历史。
　　入朝后，教导团缩编为2个大队。我任第一大队第一中队政治指导员，副营级。二次战役以后，因为志愿军伤亡很大，从国内抽调几万名老兵作为骨干充实到各军，以保持和迅速恢复前线部队的战斗力。其中，有2000多名老兵被充实到第20军的各个部队。
　　这样，教导团就可以充分利用战斗的间隙，继续对连、排长分期分批轮训。根据实际情况，集训时间短的个把月，长的两三个月，内容是学政治、学军事。学政治，是了解国内、国际大事，歌颂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揭露美帝阴谋，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和决心。学军事，是讨论战例，认真总结作战经验，分析失利原因，以利再战。
　　第20军的领导对教导团的工作十分重视，不少领导都亲自来上课。记得二次战役后的一天，我到军部去接军政治部主任邱湘田（福建上杭人，老红军，后任装甲兵坦克学院政委、装甲兵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来作报告，半路上敌机突然来轰炸。我担心他身穿呢大衣，被敌机认出是大军官，赶紧把他拉到隐蔽处，用我的身体保护他。一阵狂轰烂炸，敌机飞走了。
　　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可他镇定自若，面色不改，笑哈哈地说：“瞧你这个胆小鬼。”我大声地说：“保护首长，是我的责任！”他大手一挥：“赶快走，不要耽误了上课！”
　　在集训中，我们着力宣讲英雄的事迹，组织开展以英雄为榜样、向英雄学习的活动。
　　美军陆战一师，号称美国最强悍的王牌第一师。在长津湖之战，我第20军与第27军一起将其击溃，摧垮了联合国军的战斗意志，胜利完成了东线作战的战略任务。第20军58师172团3连连长杨根思，在阻击逃敌的战斗中，率领一个排坚守阵地，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被追授为“特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
　　杨根思是江苏泰兴县人，我是大丰县人，两地相距不远，我为这位“苏北老乡”自豪，把他的英雄事迹编写成专门的材料，组织大家学习，使大家做到熟知英雄，自觉地与英雄比差距，掀起人人争当英雄的热潮。
　　在集训中，我们既讲作战理论，也注意发现、搜集、总结身边鲜活的战例。我从战报上看到，五次战役时，178团成功突破朝阳江防线，特别是5连打得漂亮！我就专门赶到几十里外的5连前线，组织5连的干部战士座谈，请他们畅所欲言谈体会，帮助他们一起总结在朝鲜山地作战“班进攻”、“排进攻”的经验。教导团后来把5连的经验作为典型案例在集训时宣讲，受到普遍欢迎。
　　在集训中，我们特别重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三次战役发动前，志愿军党委发出了 《给志愿军全体党员的一封信》 。作为军事中队党支部书记的我，首先带头认真学习，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党支部要有坚强的战斗力，必须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支部活动时，我带头作自我批评，虚心听取支委对我的意见和建议。
　　参加集训的连长、排长都是党员。我对他们说：“村看村，户看户，战士看党员，党员看支书。战场上的共产党员，就要冲锋在前，牺牲在前。我是支部书记，我就要冲锋在你们全体党员的前面，牺牲在你们全体党员的前面。请大家看我的行动！”我组织全体党员认真学习 《给志愿军全体党员的一封信》 ，激发大家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增强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在集训中，我们还注意组织文体活动，教唱 《志愿军军歌》 和其他革命歌曲，举办联欢会、出板报，开展体育竞赛。
　　我们在朝鲜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导团驻地相对比较集中、稳定，因此与当地老百姓接触的机会较多。竹根里是一个有二十多户人家的村子，我们在那里驻扎的时间较长。因为战争，朝鲜男人基本都上了前线，留下老人、妇女和儿童。我们利用集训的空隙，帮助朝鲜老乡挑水砍柴，种地修房。朝鲜妇女大方、热情、开朗，与我们熟悉了，也经常到我们驻地走动，帮助我们洗衣服，有时就坐到我们的铺上，我们见到这种情况，都赶紧起身，走到与她们保持几步远距离的地方。朝鲜妇女见到我们这样，总开玩笑地喊我们是“LA（读作第三声）BA（读作第一声）”，意思是我们与她们相处太拘谨了。我们对她们反复解释，志愿军是来帮助朝鲜人民打美国鬼子的，有铁一样的纪律。教导团在朝鲜没有发生一起违反纪律的事件。
　　朝鲜五次战役后，第23军、第24军接防第20军和第27军。1952年10月，第20军胜利回国，先驻防浙江省宁波市，后移防湖州市。我们教导团是先期回国的，移防到山东省曲阜市休整。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我荣立三等功一次。2020年，是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70周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健在的志愿军老战士颁发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我佩戴金光闪闪的纪念章，激情满怀，感慨万千。
　　当年与我一起参加新四军并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友，很多英勇牺牲在战场；与我一起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战友，有的长眠在异国他乡。幸存的战友，很多也已经逝世。每当我想起他们，心里就十分难过。我的眼前又清晰地出现了当年在苏州市昆山参加知识青年训练班时，那些风华正茂的男女青年。他们不少都主动要求出国参战，我熟悉的几个人，有的被冻得严重致残，有的甚至失去了双臂和双腿。
　　记忆最深刻的是，1950年教导团驻昆山时，我在第八军事中队的“黄金搭档”俞中队长（名字已无法查考）。他是金坛人，比我年长两岁，1米8的高个子，国字脸，说话总是微笑着，用现在的说法，绝对是一个标准的“高大帅”。我亲切地喊他“俞大哥”。我们在工作上互相支持，配合默契，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经常受到领导的表扬和奖励。我们各“吹”各的家乡好，我说，我的家乡大丰是黄海边最耀眼的明珠，年年大丰收，号称“金大丰”；他说，他的家乡金坛是江南山清水秀的鱼米之乡。我们常常在一起畅想，以后转业了怎样为国家建设而努力；也互相鼓励，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一切听从党的安排，只要部队需要，我们就战斗在部队。
　　那时，部队很多人患上血吸虫病，团部医生不够，上海医生主动来支援，其中有一位女医生医疗水平高，也特别漂亮。俞大哥和我不是亲兄弟，但胜似亲兄弟，是无话不谈的“铁哥们”。一天，他悄悄地告诉我，他暗恋上了那位女医生，我怂恿他：“拿出攻敌人碉堡的勇气，大胆写情书。”他说他的字写得不好，我说我帮你写。他不好意思去送情书，我说：“大哥的事就是我的事！我来帮你送。”这样，俞大哥和那位医生一来二去，相处几个月，彼此感情越来越好，俞大哥向组织递交了结婚申请。可是，没有几天，部队就开拔了。我和俞大哥都写了请战书，俞大哥接到调入一线作战部队担任副营长的命令后，与我匆匆告别。我清楚地记得，他微笑着对我说：“等我胜利归来，胸前佩戴上立功奖章，与你美丽的大嫂结婚，一定请你喝喜酒。”可是后来不久，俞大哥，我亲爱的战友、可敬的兄长，就牺牲在朝鲜战场，长眠在异国他乡。
　　今天，我们可以告慰我们的英雄战友，在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祖国已经从富起来变成强起来！英雄的战友，你们安息吧！
　　我已经96岁，迟早要去重新集合在新四军老首长陈毅、粟裕的麾下，整装列队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有生之年，我要把我参加革命的经历，把我英雄战友英勇作战的故事，讲给青少年们听。年轻的一代，你们千万要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啊！你们一定要听党的话，歌颂英雄，崇尚英雄，赓续革命烈士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口述者周长根，是新四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老战士，曾担任常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他是大江南北杂志社常州联络站的早期负责人，付出大量心血和汗水，曾创一人征订近2000份的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