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完人”梅兰芳

梅兰芳是中国京剧史上的一代宗师，也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他不仅创立了光彩夺目的京剧梅派艺术，而且为丰富和发展京剧表演艺术作出了杰出贡献。他崇高的民族气节和高尚人格，是值得后人敬仰和学习的。陈毅副总理在主持追悼会时曾高度评价说：“人无完人，可梅兰芳是我们中国的一代完人。”

一

梅兰芳，1894年10月22日出生于北京一个梨园世家。1959年，梅先生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亲笔撰写的入党自传里，写了这样一段话：“我在抗战时期有点表现，党肯定我，人民鼓励我，我感到莫大的安慰！我知道，党和人民鼓励我，是体谅我当时的实际处境，能够保持气节，觉得难能可贵。可是我认识到自己做得还是很不够的，比如说，当国家危难的时候，中国人都像我那样隐居起来，中华民族能解放吗？所以比起八路军、新四军，特别是比起那些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和人民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战、流血牺牲的文艺战士，我感到惭愧，我今后要向他们学习。”梅先生的话使人们想起了那些难忘的岁月。
　　九一八事变时，梅先生正在上海天蟾舞台赈灾义演， 《申报》 总经理史量才告诉他：日军将占领北平，溥仪入关，重返紫禁城。由此，梅先生萌生了离京去沪的想法，于是，1932年梅先生全家从北京南迁上海，后入住马斯南路121号（今思南路87号）。初到上海，全家还未安顿下来，面对日寇入侵，梅先生义愤填膺，作为一个旦角演员，他将眼光聚焦在古代女英雄身上，编演了 《抗金兵》 《木兰从军》 等剧目，在上海各大剧场演出。他要借剧中人之口，呼吁民众抗击日寇。
　　日寇企图借梅先生来为他们的侵略行径涂脂抹粉。最初，在建伪满洲国时，他们就曾派人请梅先生去演出，遭到梅先生严厉斥责。1937年淞沪战役后，日军占领上海，又想要挟梅先生演出。梅先生在率团赴港公演后就在香港留住下来。后来梅先生让大一点的两个儿子来到自己身边，夫人福芝芳则带着女儿葆玥、幼子葆玖继续留在上海。1941年珍珠港事变爆发，日军占领香港，又要梅先生演出，梅先生以多年未登台没嗓音且已蓄须为由回绝，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半生氍毹唱皮黄，更思旧曲翻新腔，无奈日毒梅花荡，蓄须明志别芝芳”，表达了对舞台的眷恋、对日寇的愤恨和对亲人的思念。
　　1942年，南京汪伪政府派专机来接梅先生，要他演出，梅先生以自己患心脏病从不坐飞机再次拒绝。梅先生意识到：敌寇不会善罢甘休，既然香港和上海都被日军占领，不如回上海与家人同甘共苦。返沪后不久，敌寇又故伎重演，大汉奸褚民谊突然造访梅宅，要梅先生率团赴南京等地巡回演出，梅先生指着唇髦，坚定地表示：上了年纪，没了嗓子，不能演出。敌寇不死心，要他在电台讲一段话。梅先生冒着生命危险，让私人医生接连为自己注射了三次伤寒预防针，昏沉沉地躺在床上，以不惜发高烧损坏身体，抵制了敌寇的阴谋。事后，这位医生充满敬意地对梅先生子女说：“您父亲打针就过敏，这种做法很危险，可您父亲对我说，他是不会为他们演出的，即使死了也无怨，死得其所。我听完此话，不禁泪水夺眶而出，梅先生不就是以死来抗争吗？”
　　1945年8月15日，当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梅先生兴奋异常，立刻将唇髦剃掉；很快，息隐八年的梅先生重返舞台，在兰心大戏院隆重举行了首场演出，紧接着率团在南京大戏院（今上海音乐厅）连演13天，与杨宝森、萧长华等名家联袂在中国大戏院等剧场恢复了正常演出。

二

梅先生历经清末、民国和新中国初期，大半生活在旧时代，他从一个爱国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绝非偶然，这正是他思想境界不断超越自我的结果。
　　上世纪90年代，在上海京剧院原副院长高美芬女士的引荐下，我曾多次拜访过梅先生的哲嗣、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他的热情、健谈和谦虚，令人难忘。
　　葆玖老师告诉我们：“父亲常对我们说，他在童年时就失去了双亲，饱尝了人间的辛酸。”驰名中外的梅兰芳，原名梅澜，字畹华，祖籍江苏泰州，1894年出生在北京。祖父梅巧玲是清末名旦，外祖父杨隆寿是著名武生，父亲梅竹芬也是一位旦角。不幸的是，在他4岁时父亲患病去世，14岁时母亲又因病离世。伯父梅雨田是著名琴师，在他8岁时，请老师教他学戏。幼年的梅澜天赋不高，进步不快，惹得这位老师竟撂下“祖师爷不赏饭”的狠话，扬长而去。伯父不甘心，又托付曾与梅巧玲相交甚笃的著名男旦吴菱仙。这位吴先生极其耐心地带领梅澜起早摸黑地练功吊嗓子，梅澜技艺有了很大长进。1907年，梅澜带艺入科，进入京城著名的科班——由吉林富商牛子厚创办的喜连成，起艺名梅喜群，在这里，他和周信芳、侯喜瑞等人搭班演出，成了一生的挚友。彼时的梅喜群，在唱念做打方面日就月将、功夫大进。牛子厚先生认定梅喜群将来一定会名满天下，遂提议将艺名梅喜群改为梅兰芳，从此梅兰芳的艺名伴随了他的一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这一年梅兰芳与他伯父合作，演出新版的 《玉堂春》 ，在京城引起了轰动，一时间梅兰芳成了京城最耀眼的新秀。1913年，在著名老生演员王凤卿的提携下，梅兰芳首次来沪演出，脆亮嗓音、俊美扮相惊艳上海， 《申报》 打出了“天下第一青衣”的广告。此后梅兰芳红遍了大江南北。
　　上海之行，拓展了梅兰芳的视野，他顺应时代潮流，开始了对京剧的守正创新，创排了 《孽海波澜》 等时装戏，还创编了许多载歌载舞的古装新戏。他首创了生动体现艺术人物喜怒哀乐、变化多端的兰花指，在化妆、服饰等扮装上也进行了新的尝试，还对京剧的器乐伴奏进行了改革，他将二胡等乐器加入伴奏，烘托了演奏、演唱的和谐气氛。可以说，梅先生对京剧的革新和创造花了很大心血，他使京剧艺术达到了新的高度。
　　在一系列京剧改革和舞台实践获得成功，并得到观众认可之后，梅先生开始出国访问，他要将祖国的戏曲艺术介绍到海外。1919年、1924年他两次访日，1930年访美，1935年访苏演出等都引起轰动。日本舆论称他是“亚洲第一美男子”，美国波摩拿学院、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分别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苏联党政领导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民众踊跃前往观赏。他也经常在北京寓所接待仰慕他的外宾，有人统计，十几年间，他共接待六七千人，其中包括美国威尔逊总统夫人、美国哲学家杜威、英国思想家罗素、英国作家毛姆等人；在上海，他与卓别林、萧伯纳、泰戈尔等国际名流也结下了难得的友谊。
　　在近半个世纪的舞台实践中，梅先生创造了180多个中国古代和近代妇女形象，表现了中国女性的高雅、温柔的气质，崇高、优秀的品格，深受观众喜爱。梅先生一生宽厚仁慈、谦虚好学。梅先生成名后，一次与先前教他的老师见面，这位老师说：“我那时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梅先生忙笑着说：“您别说了，我受您的益处太大了，要不是您一顿骂，我还不懂发奋苦学呢！”他如此宽慰曾经的老师。这位老师晚年生活潦倒，梅先生得知后，解囊相助，直至终老。

三

在梅葆玖眼里，父亲的可贵之处，在于跟上时代步伐。马斯南路107号（今思南路73号）曾是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人称周公馆），与梅宅很近，周恩来曾在此约见梅先生。他热情地对梅先生说：“希望梅先生不要随国民党撤退而离开上海，我们欢迎您！”梅先生被周恩来的诚意所感动，明确表示：“我是哪儿也不会去的。”当解放上海的炮声隆隆响起时，许多国民党官员劝诱梅先生去台湾，他断然拒绝，坚决留在上海，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梅先生走出家门，看见解放军战士和衣露宿在雨后湿漉漉的人行道上。梅先生非常感动，他对家人说：“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部队。”梅先生让人主动联系部队，他要以实际行动表达对人民军队的感谢。31日，梅兰芳剧团在南京大戏院举行了一场欢迎和慰问解放军的义演。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专门到后台会见了梅先生，向他致谢并邀请他参加上海各界知名人士座谈会。6月，一封来自于北京的邀请函送到梅宅，请他出席7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接着，陈老总上门看望梅先生，并以征询的口气对他说：“毛主席想请您在文代会期间唱几场戏，行吗？”梅先生非常激动，欣然答应。他带着梅葆玖等一行六人赴京参会。会议期间，他演出了 《霸王别姬》 等京剧名作，并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52年，梅先生率团赴朝慰问志愿军，他和年轻的战士一样，翻山越岭，不辞辛劳地为最可爱的人献演。1953年朝鲜停战间隙，由贺龙任总团长、梅兰芳任副总团长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又一次踏上朝鲜。在抵达志愿军司令部驻地的道路两侧，站满了夹道欢迎的志愿军战士，他们高呼着“感谢祖国亲人关怀”等口号。看着战士们高昂情绪，梅先生和同行的慰问团成员眼睛湿润了，随行的梅葆玖说：“父亲对志愿军战士们充满了真挚的情感。一次在上万人的广场演出，刚演了一个节目，突然下起淅沥沥的雨来，父亲对已化了妆的我说：‘不管它了，你等候出场。’后来雨越下越大，部队首长决定中止演出，对父亲说：‘雨下得太大了，你们还有许多慰问演出，千万不要影响后面的演出，刚才我向同志们说明了这个原因，请他们归队，但是全场同志们都不肯走，他们一致要求和梅先生见一面，对他们讲几句话。’父亲听了忙说：‘只是讲几句话，太对不住同志们了。这样吧，我和马连良先生每人清唱一段，以表示我们的敬意！’站在一旁的马先生附和着父亲，连声说好！父亲走到台口，对着扩音器说：‘亲爱的同志们，由于突然下着大雨，不能化妆演出，非常抱歉！现在我和马连良先生每人清唱一段，表示我们对最可爱的人的敬意。我向诸位保证，我们在别处慰问完成后，还要回到此地来再向诸位表演，以弥补这一次的遗憾。’讲到这里，如雷的掌声和欢呼声，已响彻整个山谷。就这样，马连良先生唱完 《借东风》 ，父亲接着唱 《凤还巢》 ，他们几乎是每唱完一句，在过门中就响起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
　　在朝鲜的日子里，梅先生偕马连良、周信芳、程砚秋等艺术家以最高的热情来完成许多突击性的任务。结束一处演出，立刻上车到另一处演出，在寒冷的气候下，在风里、雨里表演。

四

回国后，梅先生以更加旺盛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作为周总理亲自签署任命的中国戏曲研究院首任院长，他对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时，毛主席亲笔题写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十分推崇，他决心要让京剧大放异彩的同时，还要让更多戏曲老树开花、新枝添叶。在他的努力下，昆曲、秦腔、闽剧、川剧、淮剧等老戏有了发展，越剧、评剧等新戏成了全国性的剧种，他为振兴民族戏曲艺术呕心沥血。
　　繁忙的行政工作，也没有影响他全国巡演的热情。他的演出遍及全国17个省市。每次外出，不是一两天和一两场，而是一两个月甚至长达半年。他在日记中写道：“在过去一年中，我在部队、厂矿和接近农村的中小城市，演出将近两百场，几乎要超过战前的记录。”他用频繁的演出来回报祖国和人民。1959年，梅先生编演了新编京剧 《穆桂英挂帅》 。呈现了年近古稀的梅先生为振兴民族戏曲艺术的鸿鹄之志。
　　正当人们期待梅先生为祖国再立新功时，却传来梅先生病倒的消息。1961年夏天，梅先生突发心绞痛，住进北京阜外医院急救。经专家确诊梅先生患了急性冠状动脉梗塞，合并急性左心衰竭症。正在北戴河开会的周总理闻讯，特地赶到医院看望梅先生，鼓励他要战胜疾病。梅先生告诉总理：“这次新疆邀请我参加铁路通车典礼，飞机票都买好了，怕是去不成了！”总理安慰梅先生：“眼下您要安心治病，等病好了，您想到哪儿演出都行！”总理的关怀，让他十分感动，在医院救治下梅先生病情一度有好转。
　　8月8日清晨，梅兰芳先生病情急转直下，虽经医务人员极力抢救，仍回天乏术，一代文化巨人就这样与世长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