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党内践行和倡导调查研究之风的典范。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呼吁全党大力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萌发于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形成于土地革命时期，成熟于延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全国发起了多次大规模调查活动，尤其是1961年，成为了“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当前，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作为在全党开展的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为此，重温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思想和实践，对于今天的调查研究工作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始终坚持问题导向
毛泽东开展调查工作非常重视树立问题意识。大革命时期，党内出现两种倾向：一是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而忘记农民的右倾错误；二是只注意工人运动而同样忘记农民的“左”倾错误。在两种错误都感觉革命力量不足之时，毛泽东发出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振聋发聩之问，认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这个问题的导向下，毛泽东在不同的革命阶段，进行着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从而制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把农民这一最广大的革命力量团结在党的周围。
在土地革命初期，我党制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正确方针；但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仍然是一个困扰问题。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在实际调查中洞察到“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态度鲜明地指出：“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又在调查中得知湘赣边界井冈山有党领导的农民武装，敏锐地认识到只有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才能扎下根来，因而毅然引兵井冈，由此开始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路。
不同的革命阶段会产生不同的矛盾，出现不同的问题，毛泽东坚持把调查的焦点集中于主要矛盾。苏区时期，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农村的主要任务，但如何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却没有现成的经验。为此，毛泽东在井冈山、兴国、寻乌、吉安、闽西等地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 《兴国土地法》 《赣西南土地法》等土地革命法规，逐步形成了“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和一切公共土地，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土地革命路线，从而为中国革命找到最广泛的同盟者和最坚定的革命者。
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毛泽东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毛泽东在主持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作时，发现很多干部不了解基层苏维埃工作，不知道怎样开展乡苏（维埃）、市苏（维埃）的工作。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新生红色政权的治理和巩固。为此，毛泽东专门进行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总结模范乡苏的先进经验和做法，供各乡苏、市苏及广大干部学习借鉴，激发各级苏维埃争创“第一等工作”。
坚决反对“本本主义”
“本本主义”的核心是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表现为唯上唯书的教条思想，在土地革命时期曾一度风行。如八七会议后的“左”倾盲动主义和李立三“左”倾冒险路线导致的错误，都是因为盲目迷信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造成的。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领导全党，将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模式化，基层干部也开口闭口要求“拿本本来”，把上级指示、决议当成教条，结果弄出很多错误。
毛泽东对党内盛行的教条主义深恶痛绝，坚决反对“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教条之风，在寻乌调查时特别撰写《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大力呼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同时，他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毛泽东认为，“本本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高高在上不接地气，自然滋生形式主义、官僚作风和命令主义；而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作风和命令主义的方法就是向实际情况作调查。不管什么时期，毛泽东都倡导调查研究之风，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调查工作的重要性。比如在中央苏区，他基本上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开展调查研究。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开展的大大小小的调查达30多次，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并且都写下了详尽的调研报告。毛泽东正是通过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使思想、行动、决策符合客观实际，为党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导革命取得成功。
十分重视方法技术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毛泽东不但重视调查研究，而且重视调查研究的方法技术。比如苏区时期，在毛泽东的影响示范下，党内军内逐渐兴起调查研究之风，但很多人不懂调查研究的方法，毛泽东曾形象地指出他们的错误：“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这种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因此，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专门列出“调查的技术”这一篇章，详细介绍了他开展调查工作的方法和态度。
在调查之前，必须根据问题确定调查纲目。他举例说：“商业”是大纲，“布匹、粮食、杂货、药材”等是细目，布匹下还可再分“洋布、土布、绸缎”等细目。调查纲目确定后，还要根据问题选择调查对象，根据调查者的指挥能力确定调查会的人数。毛泽东认为，调查对象必须具备典型性和代表性，才能窥斑知豹。他作兴国调查时，专门挑选8位兴国永丰区的农民。因为永丰区位于兴国、赣县、万安三县交界，“明白了这一区，赣、万二县也就相差不远，整个赣南土地斗争的情况也都相差不远”。调查对象若从年龄看，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具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和锐利的观察。调查对象若从职业看，工人、农民、商人、兵士、知识分子都可以，甚至流氓也可以作为调查对象。开调查会的人数主要依据调查者的指挥能力来确定，善于指挥的可以组织十几个人或二十几个人，能得到更加正确的调查结论；至少也要组织3人以上，否则会囿于见闻，得不到符合真实情况的结论。
在调查时，毛泽东特别强调“三要”，即“要亲身出马”、“要深入”、“要自己做记录”。他认为，那种“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的人得不到正确的阶级估量，也制定不出正确的斗争策略；还特别强调，调查要自己做记录，“假手于人是不行的”。毛泽东作寻乌调查时，穿行于城内大街小巷，与入城赶集和摆摊设点的商贩攀谈，进入店铺向老板询问商业情况；还到城郊的田间地头，一边帮助农民耕田插秧，一边作调查工作。在开调查会时，毛泽东亲自询问并记录寻乌的社会经济和土地革命斗争等情况，无不问得清清楚楚，记得明明白白。
毛泽东进行社会调查，比较常用的是开调查会。他认为调查对象确定后，只有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才能得出近于正确的结论。在调查会上，毛泽东亲切和蔼、毫无架子、循循善诱。他像一名小学生，将参加调查会的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钱粮师爷等当成“可敬爱的先生”，恭恭敬敬地向他们请教。比如作兴国调查时，一开始，傅济庭等8人非常拘谨，为了营造轻松气氛，毛泽东给他们讲了一段风趣的话，引得在场的人都笑起来，尴尬的场面也就被打破了。为了让调查对象说真话，毛泽东与他们交朋友、拉家常，甚至与他们同吃同住。毛泽东认为，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真正来意，要给他们一些时间了解你的真实意图，而不是去当侦探，使人家厌恶。调查结束后，要及时梳理调查材料，分析研究，抽出结论，形成调查报告，为制定正确的革命政策或策略提供依据。
透过现象看本质
调查研究，包括调查和研究两个环节。调查是为了占有全面、客观而真实的材料；研究是透过材料的表象看到事物的本质，抓住其固有规律，从而解决问题。毛泽东开展调查研究一直坚持这种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较为典型的是寻乌调查，毛泽东经过近20天的调查获得大量信息，但是材料零碎而庞杂。毛泽东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对调查的材料进行系统分析，整理成“寻乌的政治区划”、“寻乌的交通”、“寻乌的商业”、“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寻乌的土地斗争”等五大章，以及39个细目，编成一篇8万余字的大型调查报告，成为认识中国南方中小城市的百科全书。毛泽东通过这次调查，不但掌握了苏区中小城市的商业和手工业状况及其历史特点，了解农民和普通商人受压迫受剥削的残酷程度，而且发现富农具有半地主半资产阶级的双重属性，认为在民主革命阶段对于富农在政治上应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既限制又不过分打击，为土地分配中确立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
在土地革命时期，调查研究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从而制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在兴国调查中，毛泽东收集了永丰区人口的数据和资料，发现1930年的兴国永丰区有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手工工人、小商人、游民8种人，其中，地主、富农合起来共占人口总数的6％，中农、贫农合起来共占人口总数的80％。而地主、富农却占有土地达80％，中农、贫农只占有20％。毛泽东分析得出的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寻乌调查》也对各阶级的关系进行了解剖，毛泽东发现寻乌的土地资源也高度集中于少数大地主、中地主手中，他们把控着农村基层政权，极力压迫和剥削贫农、雇农。占农村人口70.5％的贫农常年吃不饱饭，每年有2%的人家破产，5％的人家半破产。因此，打倒地主阶级是没有疑义的。寻乌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也处于被剥削的地位，但因其自身经济上的弱小，必然决定其政治和思想上的弱小，使得他们难以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毛泽东认为，只要他们思想上不反动，可以成为革命团结的对象。而农民受压迫最深、受剥削最严重，革命意志最为强烈，代表了中国广大农村的人口主体，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谁是革命斗争的主力，谁是需要争取的同盟者，谁是要打倒的对象。
事物的发展有其普遍性规律又有其特殊性，因此，调查研究不但要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还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才能真正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比如流氓问题，流氓是部分失地农民和破产手工业者等，在革命中的表现比较复杂，因此，对于流氓问题就必须作具体分析。
1930年4月，毛泽东在会昌作仁风山调查时，专门就流氓问题进行分析，了解到安（远）、于（都）、会（昌）、赣（县）四县边区游民约占总人口的10％。特别是仁风山矿工中甚至党内队伍中，存在很严重的流氓意识。在调查中，毛泽东针对流氓问题作了具体分析，认为在土地革命初期“流氓还是革命的先驱者”，积极参加农民暴动，表现出作战勇敢、不怕牺牲的特点，具有革命性的一面。但是，由于他们长期不从事生产，专靠诈骗、抢掠、乞讨等手段谋生，因而在革命发展时不愿接受党和红军纪律的约束，参加革命的动机和意识也不纯粹，表现出非无产阶级的一面。因此，毛泽东认为“必须肃清党内的流氓意识”，即反对流氓的思想、行为和政治主张，防止其对革命产生危害和破坏作用，并专门撰写《肃清党内流氓意识》一文，油印成小册子分发党内阅读。但是，肃清流氓意识并不是要抛弃流氓，相反，“党对流氓的总策略应该是：把流氓从统治阶级底下夺取过来，给以土地和工作，强迫其劳动，改变其社会条件，使之由流氓变为非流氓”。1930年6月，毛泽东在闽西主持南阳会议时把这个主张写进了《流氓问题》决议案，成为党对待流氓的正确政策。
纵观毛泽东一生的调查活动，不管哪个历史时期，对于为什么调查、坚持什么样的立场和观点调查，以及怎样进行调查等方面，都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科学性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秉承党的优良传统，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对调查研究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论述、新观点，为当前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供了价值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这既与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一脉相承，又具有鲜明的新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