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掀起一股知识青年奔赴延安的浪潮。从1937年至1943年，4万多名有志青年从五湖四海汇聚到宝塔山下，在硝烟弥漫的年代里，经受战火洗礼，学习锻炼成长，为全民族抗战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延安，这座深藏于中国腹地的山城，当年缘何会成为知识青年们心中的“圣地”？
延安高举全民族抗日的大旗，指明了民族独立的方向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快对华侵略，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国共两党面对危机的态度截然不同：国民政府实施“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使广大民众心怀忧惧；中国共产党高举全民族抗战的大旗，使广大知识青年看到了希望。
早在1935年，中国共产党就发布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八一宣言》以坚定的对日立场和救亡图存的积极态度，为抗日救国指明了方向，更让知识青年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抗战胜利的坚定决心。而后，中共发起一二·九运动，反对“华北自治”，以及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国共双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八一宣言》 喊出全民抗日的呼声，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以实际行动推行符合全民族利益的抗战方针。身处国统区的知识青年放弃学业，怀揣抗战救国的志向奔赴延安，坚信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只要你当年还有一点热血、一点良知，你就不会选择走另一条道路。”
其次，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明确表示，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抗日方针。统一战线的政策落实在延安地区，使这里的革命前景彰显蓬勃生机。政治上，联合各阶级共同抗日，调动了广大爱国仁人志士参与抗战的积极性；军事上，坚持走全面抗战路线，提出对日持久作战方针，开辟敌后战场，加之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以及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对当时迷惘且心灰意冷的爱国青年们来说是莫大的激励，使他们的心更加倾向中国共产党，坚定了奔赴延安的决心与步伐。正如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所说：“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根据地，擅长游击战，信奉长期战争的方针，而且以爱国主义为口号，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广泛支持。所以20世纪30年代吸引了中国爱国者，包括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制敌有方，赢得了青年们由衷的信任和尊敬，吸引他们义无反顾地踏上去往延安的道路。
反观国民党，其采取消极抗日政策，使青年们对国民政府抱有的最后一丝希望化为灰烬。1937年7月，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北平、天津失守，战火烧向中原；11月，南京失守，日军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震惊世界；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仅仅16个月，大片国土沦丧，人民流离失所。风雨飘摇的乱世，溃不成军的国民党军队，使中国老百姓愈发看不到胜利的希望。而在陕甘宁边区燃起的熊熊革命之火越烧越旺，点燃了全民抗日的激情与希望，知识青年们苦苦寻求的救国之路，有了明确的方向，那就是——“到延安去”！
延安高举民主、自由的大旗，指明了时代发展的方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建设之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发展成为全国抗日民主示范区，国外记者对陕甘宁边区真实客观的报道，打破了抹黑共产党的种种谣言，文艺界创作的各类优秀抗战作品，使广大爱国知识青年看到了延安高高举起的自由与民主的大旗。这对于知识青年们来讲，无疑是强烈的吸引。
1938年，陕甘宁边区开始实行平等直接的不记名投票普选，参与选举的人来自各个阶层，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并且在这过程中倡导男女平等、民族平等。对于一些不识字或识字较少的选民，采用他们能够看得懂、学得会的投票方法，如投豆子、画圈等等。1939年，边区召开了首届参议会；1940年春，边区政府开始实行“三三制”政权，使一部分中间阶级和开明绅士参与到政治建设中。知识青年们来到延安，亲眼看到这里的大好景象，再想到以前在国统区受到的压迫与不公，陕甘宁边区自由与民主的氛围牢牢地吸引着他们。
同时，国外一些知名记者和进步人士对陕甘宁边区作出的客观真实报道，使人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延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用大量的事实，使广大知识青年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党，共产党的领袖可以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时刻准备奉献、牺牲。面对这些详实的报道，那些对共产党恶意的抹黑与造谣全都不攻自破，取而代之的是知识青年对延安的信任与向往。享誉世界的集邮家沈曾华曾回忆道：“我一连几天看完了《西行漫记》，看到了中国存在一个新世界。过去只听说‘朱毛’，看了书后，知道这些人都是当代的英雄。过去国民党的宣传污蔑都是假话。”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多次来到中国，见证了大革命的起伏与抗日战争的悲壮，在延安又亲眼见证了中国所创造的未来——一个真正自由与民主的未来。通过国外进步人士客观的报道与书籍，中国知识青年们看到在硝烟弥漫的中国大地上，有一处红星照耀着的地方，于是历尽千险来到延安，就为寻求书中的理想之地。
此外，文艺界一些进步歌曲、话剧等的创作，同样滋养了知识青年们如饥似渴的心田。冼星海作曲、光未然填词的《黄河大合唱》，以气吞山河的磅礴之力，唱出振聋发聩的民族之音，激发了广大知识青年投身抗日的斗志和满腔爱国情怀。上海女作家莫耶来到延安，怀着无限崇敬之情写下《延安颂》，传唱祖国大江南北，如同春风化雨浸润人们心田，引领无数青年们奔赴延安、追求真理。
延安广纳天下英才，指明了知识青年发展的方向
知识青年们心怀救亡图存的理想抱负，却难寻安身立命之处。而深处中国腹地的延安敞开大门，对知识分子采取积极政策，创办了一批学校，让知识青年们在这里学习、劳动和工作，身心得到双重慰藉，满腔救国抱负有了施展之地。
首先，注重知识青年与工农阶级相结合，为知识青年实现人生价值指明了路径。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知识青年们作为革命队伍里最先觉醒过来的一股中坚力量，只有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与工农群众做朋友，才能不走错道路，实现“向光明的前途进军”。广大知识青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与工农一起生产劳动、同甘共苦，其身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属性也不断得到净化与改造。女作家丁玲历尽坎坷，1936年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热烈欢迎。她走到人民群众的队伍中，最终实现了个人信仰与革命信仰的有机结合，完成了知识分子无产阶级思想的转变。
其次，开办各类学校，重视对革命人才的培养与教育。中国共产党创办了陕北公学、马列学院、抗日军政大学（“抗大”）、鲁迅艺术学院等多所院校，让知识青年们在这些院校里学习知识，培养各项技能，为投身革命洪流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了吸收到更多知识青年，党中央做了一系列招生工作，对于全国各地的青年们，凡是思想端正、肯吃苦耐劳的，一律放宽门槛，不受性别、职业、学历等的限制。这对有着满腹才华与满腔报国热情的知识青年来讲，是莫大的吸引。以抗大为例，每天来报名的爱国青年络绎不绝，从全面抗战爆发到1938年底，就有15000多名爱国青年加入抗大的革命队伍，为抗日前线培养了一大批军政干部。毛泽东对抗大曾这样称赞：“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他们不仅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而且为此后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伟大贡献。
最后，及时调整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使广大知识青年更加坚定自己的选择。党的八七会议（1927年）以后，曾有人对知识分子形成一种偏见，把大革命的失败归因于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属性，对知识分子造成严重的伤害。长征抵达陕北后，我党及时反思“左”倾错误，改正对知识分子的错误政策，将知识分子紧紧地团结起来，并为他们指明了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根据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要求，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实施了优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早年参加革命的文化人徐懋庸曾回忆说：“红军出身的各级领导干部，一般每月的津贴费最多不过四五元，而对一部分外来的知识分子，每月达到10元。”边区的知识分子享受着高出军人或政府工作人员的待遇，使来到延安的知识青年们真真切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对他们的重视，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这口号喊出了抗战时期千千万万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们的心声。潺潺延河水，掀起了中国革命的惊涛骇浪；巍巍宝塔山，指引着知识青年们苦苦求索的救国之路。这群知识青年承载着中国的前途与希望，像一轮红日从世界的东方冉冉升起，直到光芒照耀到每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