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反“清乡”斗争中党的组织建设

1940年10月黄桥决战以后，陈毅命令陶勇率新四军第三纵队乘胜挺进通如海启（南通、如东、海门、启东），开辟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1941年春节刚过，中共南通中心县委（同年3月撤销，成立中共苏中第四地方委员会）调周一峰任南通县委书记，重建中共南通县委。南通县委重建后，一直重视在全县范围内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并贯穿于反“清乡”斗争的全过程。

组织重建

由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遭到破坏，南通县委重建之初，全县几乎没有基层党组织，党员人数也很少。为便于开展工作，县委对外称民运部，派出多批民运工作队，深入通东、通中、通西等地区，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揭露日伪的暴行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帮助群众提高政治觉悟，激发抗日热情；同时通过减租减息，发动群众成立农抗会、工抗会、妇抗会等，在斗争中考察、培养抗日积极分子入党，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力量。到1942年10月，三余、余西、骑石、金沙、刘桥等区成立了区委，全县的党支部也由1941年初的17个发展到97个，党员由205人增加到1300多人。
　　但在党员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1941年夏收期间，金沙区有些党支部采用摊派的办法发展党员，骑石区把积极分子召集在一起集体发展入党，造成党员素质参差不齐，在日伪军的“清剿”和“扫荡”中，有的党员动摇了，有的党支部停止了活动。县委发现这一问题后，立即采取了相应措施：对集体发展的党员，逐个审查登记，确保党员质量；指示金沙区委对摊派发展的党员，重新进行考察和审查，不符合条件的坚决清退。县委还派出“支部巡视团”，对一些领导薄弱、组织不健全、活动不正常的支部进行整顿或改造，选拔表现突出的优秀党员加强领导；对一些后进的党员进行教育帮助，促其进步，争做先进。在此基础上，县委举办了三期党员短训班和一期支部书记轮训班，分析斗争形势，学习党的知识，交流工作经验，提高了党支部的战斗力和党员的素质，为进行艰苦卓绝的反“清乡”斗争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证。

斗争考验

1942年底，为消灭抗日武装力量，日军从苏南抽调15000余兵力，对我苏中四分区进行第一期“清乡”。南通县处于日伪“清乡”的中心地区，一开始就成为日伪“清乡”的重点。为了彻底粉碎日伪“清乡”的阴谋，县委自上而下进行紧急动员，从思想、组织、物质上作好反“清乡”斗争的准备：撤销军政委员会，实行党委一元化领导，由县委书记周一峰兼任县警卫团政委，县长梁灵光兼任团长；对县、区两级机构实行精兵简政，把精简下来的人员充实到基层。同时，县委还建立了党的乙种组织，准备在公开的武装斗争不能坚持时，即由党的乙种组织领导地下对敌斗争。县、区委还对各乡党支部进行了整顿，对党员进行了短训，要求在反“清乡”斗争中发挥好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
　　1943年4月1日，日伪开始对南通县中心区大举“清乡”。每天有日伪军2000多人，从金沙、三余、掘港等据点出动，“清剿”四分区机关、部队经常驻扎的通中地区。日伪沿“清乡”区边缘构筑的231公里竹篱笆，在南通县境内就有57公里；全县境内的敌据点多达110个。每当敌人深入我中心区时，留在“清乡”圈里的县警卫团和通西独立营，在周一峰、梁灵光、殷逸等同志率领下避实击虚，有关区乡组织党员、干部、民兵积极配合，使日伪的“梳篦合围”处处扑空。
　　同年6月，日伪转入以强化编查保甲为中心的“政治清乡”，推行伪化统治，并妄图用血腥手段迫使抗日军民屈服。7月26日，日军山本机动“清乡”队在十总店活埋群众53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十总惨案”。对此，县委作出紧急部署，当日伪即将封锁某一地区进行编查时，由当地党组织安排身分公开的党员干部和青壮年迅速转移，留下老弱病残装聋作哑，敷衍搪塞；组织区队、民兵，在封锁圈边沿开展麻雀战、阻击战、伏击战，进行袭扰；在靠近敌据点的地方，利用“两面派”乡保长搞慢编、乱编、假编，使日伪编查保甲的阴谋破产。
　　1943年夏秋，日伪分期分批强化“清乡”。在斗争尖锐复杂、环境极其险恶的情况下，县委发现有部分党支部存在战斗力不强、少数组织涣散和党员成分不纯的严重情况，于是利用日伪“清乡”的间隙，办战时短训班，整顿党支部，加强组织建设。县委通过选拔一些在斗争中经受考验的党员担任支部领导，吸收一批经过斗争磨练的积极分子入党，把混入党内的地痞、流氓清除出党等举措，使党员的整体素质显著提高，党组织更加纯洁，支部的战斗力大大增强。

烈火焠炼

日伪第一期6个月的“清乡”破产后，于1943年10月初又开始了3个月的延期“清乡”，对抗日军民进行残暴镇压，妄图割断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据不完全统计，延期“清乡”期间，全县被烧房屋3500多间，被杀者千余人。仅10月9日至21日，日伪在通中的同乐、华芦、严灶、沈家店、唐洪等地，就抓捕群众560余人，其中480余人惨遭杀害。10月23日，山本机动队在石港镇土山脚下，将被捕的23名群众逐个用马刀砍死，制造了继“十总惨案”后的又一起惨案。
　　日伪的凶残，更加激起了抗日军民的斗志，密切了党群、干群和军民关系。1943年10月7日，日军在严家灶围捕群众二三百人，逐个疯狂鞭打，要他们指认共产党干部。共产党员张学贤为保护群众挺身而出，光荣牺牲。党员干部用生命保护群众，群众也千方百计掩护党员干部。10月间，梁灵光调出，殷逸任县警卫团团长。周一峰、殷逸等领导同志率领部分武装人员，经常活动于金中乡一带，好几次和日军机动队近在咫尺，但由于群众的掩护，均有惊无险。11月29日，山本机动队又一次在石港镇附近“兜剿”，县警卫团一部在当地党员干部配合下侦察到这一敌情，遂设下埋伏，打死日军官兵10余人、伪军20余人，山本被当场击毙。消息传开，全县军民大为振奋。其后抗日军民又获得一些战果，并相机发展一批共产党员，增扩一些基层党支部。
　　日伪延期“清乡”失败后，又于1944年1月开始了“高度清乡”，反“清乡”斗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袁港区委书记陆文山、余西区委书记周济凡相继被捕。陆文山被捕后，身上被敌人戳了数十刀，咬紧牙关不哼一声；被押赴刑场途经金沙镇西虹桥时，猛然转身与押解的日伪军扭打在一起，滚入河中壮烈牺牲。周济凡被捕后，敌人用铅丝穿过他的手腕，用盐卤注入他的皮肉，用火油焚烧他的肉体，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他只要一苏醒就顽强地唱起《国际歌》。敌人无可奈何，最后将他活埋。陆文山、周济凡的英雄气概，震慑了敌人，鼓舞了群众。这期间，还有一些党员干部被敌人逮捕，如金沙区区队副顾仲仁、机要交通站站长姚金贵、《南通报》记者邢法和袁世晃等，也都是经受酷刑坚贞不屈，面对屠刀视死如归，显示出抗日救国的铮铮铁骨。通过残酷的斗争磨练，南通县党的各级组织更加坚强，广大党员更加勇敢。

夺取胜利

1944年5月进入反据点斗争阶段。县委根据有利的斗争形势，迅速作出夏季攻势部署。6月11日，通海地方武装在县团支援下，攻入位于长江边的老洪港伪据点；13日，县团在三余区队配合下，拔除海晏镇敌据点，接着又攻下九门闸敌据点，打开了南通、如皋两县与东南沿海地区的通道。7月中旬，粉碎了日伪报复性“清剿”后，通西地方武装接连拔除了横港桥、牛桥子、韩家老园、大于家桥等敌伪据点。在秋季攻势中，余西区队在三余至四甲的公路上设伏，打死日军中队长元和夫及以下12人。汇通区队配合县团攻克川港据点，并于1945年6月智歼张芝山的日伪军，共毙日军8人、俘3人，毙俘伪军20多人，创造了区队独立攻克敌据点的战例。
　　结合反据点的武装斗争，县委还根据苏中四地委关于动员全党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的指示精神，布置各级党组织动员全县军民，对一切伪军警、伪组织人员，开展红黑点运动；把《敌伪人员自新条例》 《红黑点实施办法》印成小册子和传单，想方设法带到据点内散发或张贴；甚至在抗日武装掩护下，到敌据点碉堡脚下给伪方人员上政治课，动员他们悔过自新。金沙区委还对伪军家属进行“不替鬼子当炮灰”的教育，使伪7师2旅数百人开了小差，1名伪营长投诚。7月，全县有7名伪区长宣布辞职；金沙区半个月中有85名伪乡保长向抗日民主政府自新；年底，二甲镇102名伪警察携枪反正。
　　县委在反“清乡”斗争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在全县开展评选英模的活动，评出5个模范党支部，张沙乡模范党支部被誉为反“清乡”斗争中的一面红旗，受到苏中四地委的表彰；评选出的一级战斗英雄许茂林，二级民兵英雄陶有林，三级民兵英雄张宏高、许天乐、吴金森，三等模范工作者瞿金生、丁洪涛等10多人，全都是共产党员。

经过抗日战争烽火的淬炼，南通县的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至抗战胜利，全县共有8个区委、1个工委、127个党支部，党员3501人，为全县军民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