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5期●征战纪事●

一次永载浙东抗战史册的战斗

——纪念万岙伏击战80周年

作者:林峰


万岙伏击战是少数被记入《新四军辞典》 的浙东抗战战例。在万岙伏击战80周年之际,特撰此文纪念这次战斗。

1943年4月22日傍晚,天下着绵绵春雨。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第5支队在慈溪县五磊寺开会,确定由2大队大队长张世万率第6中队,趁天黑有雨,秘密插回“三北”(慈溪、余姚、镇海三县的北部)平原“清乡”区,寻找机会主动打击敌伪的疯狂气焰,以提高群众抗日信心。天快黑时,张大队长返回大队部,给6中队张文荣中队长、凌汉琪政治指导员传达晚上的行动方向和任务。稍后,6中队在茫茫夜色中离开古刹五磊寺,冒着蒙蒙细雨悄悄地下山,到达新宿营地——万岙。
  万岙是个10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距东面日伪常到的鸣鹤场和西面的樟树庙都只有10多里路;村北面的东上河,是一条东西向、可通船的大河。河北岸是鸣鹤场至樟树庙的东西向大道,又有一条小路可直通东北的观海卫。在万岙村东北约200米,有座100多米高的小山,山脚有座尼姑庵。当晚,6中队就在此宿营。
  4月23日上午,张大队长得到派往鸣鹤场方向的两名侦察员的报告:“鸣鹤场到了三四十个日本鬼子,有的坐船,有的步行,沿东上河西行,离这里只有3里路左右了!”张大队长听完,兴奋地说:“送礼上门,不能不受!”他立即命令部队跑步上山,抢占紧靠东上河南岸山上的制高点和山腰矮松林丛等有利地形,将东上河和河北岸大路完全控制。
  部队进入伏击位置后,刚挖了些简单的工事,敌人已经接近小山脚下。这是清一色的日本兵,共30多人,多数乘坐一艘船头上架有机枪、船尾上插着太阳旗的汽艇;岸上还有10多个日本兵端着枪,成一路纵队,沿河道与汽艇齐头并进,互相依傍。敌人警觉性很高,不停地举起望远镜观察,但还是钻进了6中队的伏击圈。随着张大队长一声猛喊“打”,暴雨般的子弹打得水面上像开了锅的沸水,冰雹般的手榴弹炸得河中激起一道道水柱。水上路上烟火滚滚,弹片呼啸,顷刻间敌人死伤过半。之后,我军勇猛出击,发起白刃格斗,截住了企图逃跑的敌船。两个侥幸漏网的日本兵逃到半路,也被群众用锄头砸死了。战斗很快结束,6中队缴获“歪把子”机枪一挺、掷弹筒两具、三八式步枪10余支。部队迅速清理战场后,即向南面山区转移。
  这次伏击战,6中队干脆利落,速战速决,无一伤亡,仅用半个小时,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万岙伏击战是浙东新四军在“三北”日伪“清乡”区打的一个大胜仗,是浙东抗战史上伏击日军最成功的战例,在“三北”反“清乡”斗争中有着特殊的意义。
  1942年底,“三北”游击司令部取得第一次反顽自卫战斗胜利后,按中共浙东区委“坚持三北,开辟四明”的方针,主力渡过姚江进入四明山,留下第5支队配合中共“三北”地委,坚持开展游击战。
  1943年春,日军为控制“三北”地区,组成由日伪军混合、2000多人的“清乡”队,在姚北沿杭州湾一带,通过筑两米多高、几十公里长的竹篱笆墙等残酷手段,划出“清乡”区,企图扑灭姚北地区的抗日力量。同时,日军用增加新据点、新碉堡,用竹篱笆拦断河道等手段,对当地发起空前规模、无比残酷的“清乡”和“蚕食”。
  敌伪的步步紧逼,使5支队活动越来越困难,区党委“坚持三北”的方针面临严峻考验。为了粉碎敌人的“清乡”和“蚕食”计划,“三北”军民在地委书记兼5支队政委王仲良和支队长王胜的领导下,根据敌情变化,采用主力以中队为单位,各地自卫队以区、乡为单位,使用高度分散、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新四军主力与地方武装密切配合,或联合、或独自为战,不停地打击敌人。
  1943年3月10日,5支队1大队一部(原4支队1、9两个中队)在姚北黄沙湖设伏,与敌百余人激战一小时,将其击溃,毙伤敌22人。24日,姚海自卫大队组织突击队,袭击黄家祠堂押运两船面粉去庵东的伪军1个小队,俘敌19人,缴获步枪18支、子弹630发。25日,姚东办事处发动三管、逍林、择浦等乡自卫队员和群众,从伪军手中夺回敌人用以构筑“清乡”封锁线竹篱笆的毛竹15万余公斤。26日,数十名日伪军赶到三管乡搜查,把村里的老弱妇孺关在余家祠堂,架起机枪胁迫群众说出藏竹之处。300余群众不畏强暴,闭口不言,挫败了日伪军的搜竹阴谋。30日,姚东双桥乡农民自卫队为减轻三管乡群众的压力,在东上河白石堰段伏击一艘日军货船,歼敌8人。
  万岙伏击战,就是5支队6中队借鉴白石堰战斗的经验,于4月23日发起并取得重大胜利的。谭启龙同志在回忆录中高度评价这次战斗“一举歼灭日军30多人,给‘清乡’司令田中以极大的震慑。日伪军遭我连续打击,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敌伪对‘三北’地区的‘清乡’计划彻底破产”。

新四军浙东纵队在“三北”敌后,组织过相公殿、竹山岙、筋竹岙、马家桥等多次伏击战,打得最好的当属万岙伏击战。伏击战作为浙东新四军常用的一种进攻战术,采用先敌设伏、待机歼敌的方法,常常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万岙伏击战之所以能打好,主要有三点原因:
  一是高度机动,神不知鬼不觉。在敌人“清乡”区内作战,部队大了难以隐蔽,太小又打不了歼灭战。6中队作为一个作战单位,积极捕捉战机,根据地方党组织提供的情报,摸清了驻观海卫敌伪的基本活动规律。4月22日晚6中队到达万岙附近的吴石岭时,不进村,也不去敲山脚下尼姑庵的大门,而是派人轻手轻脚地翻墙进院,从里面开门进庵,关上庵门后再向尼姑说明情由。这让附近的万岙村民一无所知。从军事上来说,做到了“神出鬼没”。
  二是做好各种准备。“清乡”区环境险恶,对部队作战既是困难,又是锻炼。6中队得到地方党组织提供的情报和通过自己侦察,都只是一种可能。驻守观海卫的日军,之前虽经常外出骚扰,但设伏当天来不来都可能。选择鸣鹤场设伏,遇敌的可能性更大,但地形不好、距敌观海卫据点也太近;选择东上河万岙段设伏,地形较理想,但也作好了“狩猎”落空的思想准备,只要不暴露伏击意图,日后仍可再寻战机。
  三是干脆利落,速战速决。6中队埋伏在紧靠着东上河南岸的山上,战斗一打响就把日军压制在有效火力之下,接着分兵迂回北岸敌后,断敌退路,两面夹击,半小时结束战斗。然后,部队迅速打扫完战场转移,让援敌赶到万岙只能给同伙收尸,充分发挥了游击战的长处。

万岙伏击战的主要指挥员,后来都成为抗战英烈,留给后人的信息很少。如张世万大队长,只知道他是福建人,曾是红军战士,1943年8月在慈西丈亭(今属余姚市)的一次战斗中牺牲,年仅30多岁。再如张文荣中队长、凌汉琪指导员,只知道张是杭州市人,凌祖籍广东,是从浦东南渡到“三北”的;他们都在1943年5月21日的慈北新桥战斗中牺牲。
  2007年12月,慈溪革命烈士纪念馆接到一位叫凌家瑾的女士从天津打来的电话,对方从网上慈溪英烈馆看到凌汉琪烈士的姓名,想证实是不是她的亲叔叔。根据凌女士提供的信息,经多方核实,确定凌汉琪烈士就是她的亲人。2008年清明节前夕,当把这个消息告诉凌女士时,远在天津的凌家人都为之感到欣慰和自豪。据天津方面提供的资料、线索,烈士的信息也有幸得到了补充和完善:凌汉琪(1923~1943),祖籍广东南海,生于湖北汉口,1927年随家移居天津。他家境富裕,从小读书,1938年日军占领威海卫后,放弃初中学业,赴上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之后,他被组织选送进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分配到“江抗”(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1940年7月被派到抗卫二大(南汇县抗日自卫总团第二大队)工作,1941年4月任淞沪5支队第3大队指导员。1943年2月浙东区党委组建新的5支队时,他任2大队6中队指导员;4月23日与中队长张文荣率部参加万岙伏击战;5月21日为掩护国军30师88团田岫山部,与追击田部的日伪军在慈北新桥激战时中弹牺牲。

万岙伏击战遗址位于慈溪市桥头镇小桥头村。2018年,在慈溪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市新四军研究会的帮助下,桥头镇党委、政府在东上河万岙段北岸,修建了由碑、亭、宣传栏等组成的万岙战斗纪念园。花岗石纪念碑正面刻“万岙战斗纪念碑”,背面是介绍万岙战斗的碑记。纪念石亭为四角方亭,正面石柱上刻有楹联“湖山明媚莫忘万岙急战,日月永恒长忆五支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