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虚:革命文坛一战将

张天虚（1911年12月—1941年1月），中共党员，革命作家，曾驰骋抗日战场，创作了300多万字的文艺作品和战地通讯，因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去世时，张天虚还不到30岁，茅盾感叹道：“假如他活到今天，一定是革命文坛上的一员战将。”郭沫若赞他为：“青年百代之表率。”

历经周折创作长篇小说《铁轮》

　　张天虚原名张鹤，字友松，又叫剑平，曾用名鹤、虹子、天山等，1911年12月8日出生在云南省呈贡县龙街。张天虚自幼聪颖，爱好读书，尤其喜爱文学，14岁时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在校期间，他较早接受革命思想影响，加入了中共云南地下组织领导的青年努力会和娱乐会，积极参加声援“五卅”运动、支援北伐战争、反对云南军阀唐继尧等斗争。
　　1929年7月11日，昆明发生了一起由于军阀争权夺利而引发的爆炸惨案。张天虚在加入“济难会”，积极投身救灾活动和演出的同时，以“青年服务团”的名义，在文庙街召开救灾大会，强烈要求云南地方当局查清真相，惩办祸首，并揭露反动当局企图嫁祸于共产党的阴谋。反动当局对此恼羞成怒，大肆抓捕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鉴于昆明形势恶化，张天虚于1930年夏离滇前往上海。
　　到上海后，张天虚于1932年初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期间，他专心搜集素材，致力于《铁轮》的创作。1933年7月，终于完成了这部47万字的长篇小说。1934年5月定稿后送印刷厂排印，不料刚要付印时，一场火灾将之化为灰烬。
　　1935年春，张天虚又对《铁轮》作第三次改抄，并携手稿到日本，找到定居在千叶县的郭沫若为之作序。郭在序中赞道：“天虚以一个不满二十三岁的青年，费了三年的心血，经了几次的打折，写成了这一部五十万字的《铁轮》，这正是我们年轻人的应有的气概。”
　　《铁轮》显示着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实践，是中国左翼文学运动进入“新的时期”的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之一。《铁轮》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茅盾指出，《铁轮》是张天虚“痛心于十年‘内战’的抗议”。

护送聂耳骨灰由日本回国

张天虚与聂耳相识于话剧演出中。二人同是革命文艺战士，又是云南同乡，自然时常来往，关系非同一般。
　　由于张天虚在上海的活动受到特务的盯梢，为了逃避国民党当局的迫害，1935年3月，他被迫离开上海，到日本东京一所大学社会系读书。1935年4月，聂耳也抵达日本，一到东京就直奔张天虚的住所，老友异国相见，更是激动无比，他们畅叙别情，交谈对祖国革命事业美好前景的看法，还一同游览了东京的名胜古迹。
　　在东京，张天虚和聂耳分别加入了“左联”东京支盟所属的“小说之家”和“戏剧之家”。张天虚写过一些歌词，如《统一战线》 《救国后备军》等，请聂耳谱曲。
　　聂耳应日本友人之邀参加“新协剧团”，赴京都、大坂、横滨等地演出。张天虚给聂耳送行，两人约定演出结束后再聚。不料想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藤泽市海滨游泳时不幸遇难。张天虚闻讯后，迅速赶赴现场料理后事。谁知中国领事馆却推说聂耳没办过登记手续，不能算中国留学生，故拒绝认领遗体。张天虚只得又回东京与中国大使馆留日学生管理处交涉，该处的的官员也不承认聂耳是留学生。张天虚气愤至极，就和留学生们商量，准备到大使馆去请愿。大使许世英怕事态扩大，影响他的乌纱帽，才通知有关人员出面认领并火化了聂耳遗体。张天虚带着骨灰回到东京。东京“左联”支盟发起组织了聂耳追悼会，在东京的中国文艺界人士纷纷撰写了挽联、诗歌、悼词。会上，由张天虚报告了聂耳的生平、革命业绩和所作出的贡献。1936年初，张天虚和郑子平把聂耳的骨灰盒、提琴、日记、衣服等遗物护送回国，存放在郑雨笙处，后在昆明西山安葬。张天虚在《聂耳论》中写道：“独当一面的一代艺人，聂耳是当之无愧！”“新兴乐坛，是由他一手来奠定了初基！音乐、电影、戏剧合流巨浪的掀起，无疑地，他是最得力之一人！”

参加西战团奔赴抗日敌后战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张天虚根据党组织安排奔赴延安，参加了丁玲任主任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以下简称西战团），并担任通讯股长。
　　在开赴抗日前线的前夕，西战团在延安举行汇报演出。张天虚创作了一个宣传全民抗战思想的独幕话剧《王老爷》，主题是号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全民参加抗战。丁玲在剧中扮演一个八路军政工人员，她平时的穿着就是八路军的服装，所以不需要特别化装，稍施粉黛就勇敢地上台了。在演出过程中，毛泽东一直站在后台一侧观看，等戏闭幕时再到前台去。当毛泽东得知编剧是张天虚时，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赠送给张天虚，以示鼓励。
　　1937年9月22日，西战团40多人，打着红旗，唱着抗日歌曲，用7头小毛驴驮着行李和演出用品，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张天虚在此期间，写下了《军训日记》 《西线生活》 《征途上》等报告文学和战地通讯，为抗战史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这期间先后出版过几个集子——《两个俘虏》 《雪山道中》和《我们的小鬼邓超》等。《两个俘虏》是一篇2.5万字的报告文学，这是张天虚在西战团的“一部经验的实录”。茅盾评述说：“《两个俘虏》是第一次把一个值得我们用力钻研的问题提出来了！抗战已经一年，但我们‘对敌的研究工作’，做得实在太少。一般的文艺作品，写到敌人的士兵时，不是写成怕死的弱虫，就是喝血的猛兽。至于宣传上或可收一时煽动刺激之效，然而宣传应该是教育，把敌入估计得太高或太低，都不是教育民众的正轨。天虚这篇报告文学，展开了敌军士兵的心理，指出了他们曾经怎样被欺骗与麻醉，但也指出了欺骗与麻醉终于经不起正义真理的照射……两个顽强的俘虏终于感悟而调转枪口了。”《雪山道中》是张天虚亲身经历的一篇写实作品，共1300多字。记述了他所在的西战团，在接到师部的命令后，艰难地翻过40里重重叠叠的雪山，插到侧面去袭击敌人的故事。

打入滇军驰骋抗日正面战场

1938年4月，国民革命军第60军奉命参加徐州会战。184师师长张冲与师政治部主任张永和（中共地下党员）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请求中共选派工作人员到184师工作，而且要求是云南籍人，以加强该师政治、军事力量。
　　经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与延安联系后，决定抽调张天虚、周时英、蒋南生、张子斋等赴184师。在延安临行前，朱德教他们如何工作，如何团结抗日力量，并和他们合影留念，朱德还送给张天虚一部留声机，让他在开展工作时用。
　　在184师驻地鸡公山，张天虚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与张冲见面。初到之时，就开展了“交朋友”的活动，团结了一些进步抗日青年。他们教士兵唱抗战歌曲，丰富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张冲决定在184师成立纠察队，由张永和任队长，张天虚、蒋南生、张子斋任干事。不久部队开往鲁南前线，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周时英任书记，张天虚负责宣传组织工作，招收了一批进步青年组成政工队，掌握了该师的思想宣传工作。
　　184师在大运河东岸禹王山一线设立阵地，阻击向徐州进犯的日军。张天虚和战士们一起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做好宣传发动工作。他才思敏捷，下笔成章，经常深入前沿阵地采访。张冲很喜欢张天虚，两人经常在师部促膝长谈。184师政治部创办了当时中国军队唯一的由军人办的油印报纸《抗日军人》，张天虚负责组稿、撰写、编辑工作，宣传中共的抗战主张和战地情况，很受官兵欢迎。他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奔波于前线，采访、编报、刻印、写标语、画宣传画等，还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将书报送到前沿阵地，鼓舞士气。
　　张天虚非常勤奋和勇敢，经常冒着枪林弹雨深入战壕采访战士，收集资料。张冲曾说：“天虚虽是捏笔杆子的，但打起杖来比我还英勇胆大。”张永和也说：“天虚无论行军还是驻防，抑或战斗间隙都坚持记笔记。禹王山战斗中，他是最勇敢的。”在一次战斗中，战士们面对日军的坦克，毫不畏惧，抱起集束手榴弹，高喊着“活捉铁乌龟”，前仆后继向鬼子坦克冲去。张天虚被战士奋不顾身的英雄壮举所感动，在战壕里写下了战地通讯《活捉铁乌龟》，发表在《抗日军人》上，使士兵们深受鼓舞。在禹王山争夺战中，184师的勇士们不怕牺牲，奋勇向前，与日军展开肉搏战，终于夺回禹王山，英雄的鲜血染红了禹王山脚下的运河水。张天虚据此写下了报告文学《运河血流》。在禹王山阻击战期间，张天虚写下了大量的战地通讯，如《台儿庄通信》 《记张冲师长》 《血肉筑成的长城》 《指挥所里》等，除发表在《抗日军人》上外，还分别发表在《云南日报》和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上。他还写下一些歌词，让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团员到前沿阵地演唱，鼓舞士气。
　　1938年5月18日，60军奉命撤离禹王山。在突围转移和频繁的战斗中，张天虚宁可扔掉穿的和吃的东西，也不舍得丢掉日记本，甚至在黑暗中忘我地创作着，写下了许多血与火的篇章。如发表在《文艺阵地》上的战地通讯《火网里——鲁、苏、皖、豫突围之一》，他在文中写道：“我把一本还没有丢却的敌人日记，当中有三页空白的，便在一页上摸索地写了：同志们，请转告我所有的同志和朋友，不要念我，加强斗争的决心和信念，相信中华民族是会在艰难困苦和错误当中挣扎进步和健全起来。争取最后的胜利，我们有充分的把握。踏着我们的血路来！我把它撕下来塞在衣袋里。全身冒着杀敌的热火，眼睛搜索着前方……”
　　部队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艰难突围。张冲总结经验教训，命令部队在拂晓前开拔，因为此时是敌人最麻痹的时候。果然，他们在一个叫徐芦的小村附近，打了一个漂亮仗。张天虚在这次战斗中，更深地感受到张冲的果敢指挥，看到了滇军的英勇无畏，他写了战地通讯《杀过单城集》，发表在老舍主编的《抗战文艺》上。

为宣传抗日战斗到最后一刻

1939年初，张天虚回到昆明后，在登华街竹子巷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的会址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曾在《云南日报》副刊“南风”当过编辑，并给《南方》 《战时知识》等进步刊物撰写杂文。
　　不久，张天虚接到组织通知，疏散到晋宁盘龙寺附近的省立昆华师范学校任语文教师。教学中，他不断激发学生们的抗日爱国热情，带领学生出墙报、写文艺习作、到附近村庄参加田间劳动以体验农民生活。该校的三青团负责人兼校长叫王振，对他从不满发展到排斥。最后，未满一年教书生活的张天虚只得离去。
　　1940年春，党组织安排张天虚到延安去。当他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等待去西安的飞机票时，肺病复发，吐血不止，只好又转回昆明治疗。
　　中共云南省工委通过开明民族资本家苏莘农，在个旧创办了《曙光日报》，宣传抗战和统一战线，任命张天虚为主编。可张天虚因身体虚弱未能到职，待病稍好后，他又接党组织指示，先后到南洋及缅甸仰光，任《中国新报》编辑。他经常到华侨中去演讲，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在此期间，他为《中国新报》等撰写的社论、文艺作品在百篇以上，同时还完成了10万多字的中篇小说《五月的麦浪》初稿，后连载在马仲明主编的《云南日报·昭通版》上。由于繁重的工作，张天虚的健康再次受到严重影响。1940年底，党组织派人从仰光把张天虚护送回国，在昆明云南服务社休养数日后，即回到呈贡老家疗养。
　　1941年8月10日，不足30岁的张天虚因肺疾恶化，不幸在昆明去世。在马仲明、蒋南生、宁坚等同志的努力和张冲的过问下，张天虚被安葬在昆明西山的聂耳墓旁。两位战友加兄弟的革命志士，死后又相聚。张冲为

题写了“青年文艺工作者张天虚墓”。他的战友张子斋写诗悼念：“三寸毛银万里行，刀枪林立气难平。人间丑态从头写，曾使文坛老将惊。”1943年3月，郭沫若为张天虚写了一篇长达500多字的“墓志铭”，镌刻在张天虚圆柱形墓碑上，其中曰：“西南二士，聂耳天虚。金碧增辉，滇洱不孤。义军有曲，铁轮有书。弦歌百代，永示壮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