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正气的“老宣传”

从1928年5月，陆定一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算起，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他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领域工作超过38年。因此，在这个领域里，陆定一有一个“老宣传”雅号，这不仅因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时间最长的人，而且是因为他“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建设和发展党的宣传文化教育事业，倾注了毕生精力，作出了重大贡献”的缘故。这个雅号也是他令人敬佩的一生的概括。

坚持原则的总编辑

1942年8月，陆定一在延安就担任了《解放日报》的总编辑。其实，早在4月3日整风运动开始时，毛泽东就点了陆定一的将，指名要他为《解放日报》编辑“学习”副刊，宣传“整顿三风”的思想。

陆定一担任总编辑后，根据党中央的要求，以一种务实的工作态度，为当时的《解放日报》以及后来我党的新闻宣传定下了基调。

当时，《解放日报》的社长是博古。他主张，报纸的总编辑应每天发表一篇社论。陆定一的前任总编辑杨松就是这样做的。陆定一则认为：报纸的社论是代表一种方向性、政策性的意见。每天都发一篇，流于形式，就会失去它应有的指导意义，故不同意这样做。

博古对此很有意见，他说:“你看《真理报》（当时苏共的中央机关报）不就是每天写一篇社论吗？我们要学《大公报》嘛。《大公报》的老板张季鸾说:‘我们《大公报》的社论，只管24小时，第二天就可以擦屁股。’”

陆定一说:“第一，我不是杨松；第二，我的社论10年以后还要经得起审查，不能只管24小时。”博古无奈，只好同意了陆定一的意见。从此，《解放日报》的社论就不是一天一篇了。社论也变得令人喜欢看了。他当年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不但在“10年以后”经得起审查，而且，有的即使在今天仍有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延安整风的第二阶段，开始了对干部的审查工作。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对干部进行审查是必要的。但不少单位违反政策规定，采用“逼、供、信”，使审查工作出现了偏差。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利用了这一偏差，把审干运动变成了混淆敌我界限、造成大批冤假错案的“抢救运动”。

当时的延安，人人自危，各个单位都揪出所谓的特务来，解放日报社当然也不例外。陆定一认为，对待任何同志的问题，都应当以事实作依据，报社里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即或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多些的人，也没有“特务”的嫌疑。所以，他坚决地把康生下达的指标顶了回去。因此，解放日报社的损失才“轻些”。

实事求是的反思者

陆定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他对宣传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的东西非常反感。1956年3月，陆定一到上海检查宣传工作，一些形式主义的倾向引起了他的关注。他除了自己在上海致力于纠正这种倾向外，还希望引起中央的注意。3月23日，在随他去上海的陈克寒和包静之等同志要回北京时，他随即就这一状况给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同志写了一封信。他列举了上海宣传工作中相当严重的形式主义的现象，并谈到长江轮船上对乘客要上政治课，有些乡村买大批喇叭准备做到“家喻户晓”等情况，他说:“凡事要有分寸。讨一个老婆是喜事，讨两个老婆就犯法了；吃两三碗饭可以饱肚子，吃十碗八碗同样的饭就会闹肚子了。”

为此，他忧心忡忡，希望中宣部能拿出一个解决的办法。因此，他等不及自己返京，就托人将自己的意见带回中宣部，目的就是让中宣部的领导层“在思想上有所酝酿，集体讨论，然后请示中央后，可作适当部署”。

“文革”后的1978年12月2日，中组部和公安部的两位副部长，将陆定一接出了监狱病室。至此，结束了他自1966年5月8日开始的长达12年半的囚禁生涯。

1979年6月8日，中央给他作出平反的结论后，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两次同他谈话，希望他回到中宣部，接替自己刚离任的部长之职，或者去中央党校担任校长，培养党的高级干部。陆定一却对耀邦说:“我已经73岁了，孔夫子就是这个岁数死的。人老了，身体不好，不能再去占这个位置了。”他决定退居二线。

但退居二线的陆定一，并没有一心安度晚年，他还是时刻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命运。晚年他所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虽然“文革”中，陆定一一家的遭遇确实是相当悲惨的：他和妻子严慰冰分别被关押了近13年，大儿子陆德被关押6年，还被打断两根肋骨；女儿陆瑞君和小儿子陆健，也曾长时间失去人身自由。但冤案平反后，陆定一即告诫孩子们：不要从个人恩怨出发，来看待当初曾受命关押、审讯他们的人。

陆定一的反思，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党的历史经验作为参照系的，他的思考是从王明路线开始的。王明是依靠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支持上台的。他们背诵马列主义的词句，以此来解释和解决中国革命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并提出著名的两个“凡是”——“凡是马恩列斯说过的话，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执行”，给我们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瞿秋白和陆定一，也因为坚决反对这两个“凡是”，被扣上“调和路线”的罪名而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在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里，又产生了另外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之后，陆定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思历史。1979年3月6日，他将《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一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就是很好的明证。他在文中指出:“庐山会议上有些人的态度，与周总理的态度成了明显的对比。由此，我更钦佩周总理的实事求是态度和民主作风。”“现在，已经完全清楚，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书》是正确的。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1959年庐山会议原来的目的，是要实事求是地检查工作中的缺点并加以改正的，但是却变成了反对彭德怀同志正确意见的会议，这就越搞越‘左’。这种‘左’倾错误，后来发展成为路线，一直到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以后，才得以纠正。”

谈完庐山会议，他又对照周总理对知识分子队伍的情况“实事求是地估计”，找出了自己的错误，并作了检讨：“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当时曾经是偏‘左’的，是错误的。我要努力向周总理学习。”

文章中更为可贵的一点，是将庐山会议后的“左”倾错误，上升到了“路线”的高度来认识，在当时“两个凡是”阴影未消的情况下，陆定一是需要直面一些人的责难的。

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刊出后果然引起了各方关注。《人民日报》在3月8日转发了此文。当时，《人民日报》在转发此文前，曾派人找到陆定一，希望能删掉文章中“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这一句，理由是这一句前已有“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的话。但陆定一坚决不同意，并声明不更改一字。陆定一这种实事求是的大无畏态度，对推动意识形态领域里拨乱反正的顺利进行，作用是巨大的。

态度鲜明的“调研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经济体制改革拉开了序幕。在改革开放初期，不少农村办起了乡镇企业（当时称社队企业）。但是，对乡镇企业在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却引起了一场波及全国的争论:乡镇企业是“姓资还是姓社”？它的发展是有利于国民经济还是干扰了国民经济？当时中央对乡镇企业这个新生事物的发展，却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因而一些同志把乡镇企业与苏联的那种“地下工厂”划等号，并提出应明令禁止。每年年底的全国各地财务大检查，都把乡镇企业当成了重点的清理整顿对象。清理一次，就有一些乡镇企业被整顿掉，也有一些企业家受到了不应有的处理，甚至被关押。

当时，已退居二线、76岁高龄的陆定一，也十分关注农村改革，关心农民问题。1982年，他决定前往乡镇企业发展比较快、起伏也比较大的江苏省，特别是他的老家无锡进行考察。

经实地考察，使陆定一对乡镇企业这一新生事物的发展前景有了充分的认识，并在与乡亲们的座谈中，对乡镇企业作了充分的肯定。当陆定一听说乡镇企业年年挨整，甚至有的企业家还为此自杀时，他被深深地震憾了。

于是，他把对乡镇企业的考察和自己的认识，写成一封信，转给了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并在信中提出了后来几乎成为农民的“尚方宝剑”的一句著名的话——“谁反对乡镇企业，谁就是反对八亿农民。”

胡耀邦对陆定一的这封信非常重视，当即批转印发给当时正在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当时，中央虽未就此有过什么明确的文件，但陆定一的这封信却引起了全国的重视，并促使人们对乡镇企业有了新的认识。1984年初，中央下发了对农村政策的“一号文件”。文件第一次为乡镇企业正了名，并把“支持和扶植农村乡镇企业”，作为党对农村的一项基本政策明确规定下来。

陆定一的立德立身立言“三立”精神，令人敬佩，表现了一位老一代革命家应有的风范。他无愧于“老宣传”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