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无数人为了加入党组织，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终生矢志不渝，始终不改初心。下面几位名人的入党故事，颇为感人，值得学习。
宋庆龄入党。宋庆龄，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举世闻名的20世纪的伟大女性。她青年时代追随孙中山献身革命，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矢志不移，英勇奋斗，始终坚定地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妇女儿童的卫生保健和文化教育福利事业，为祖国统一及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的进步事业而殚精竭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50年3月，宋庆龄第一次给中共中央写信，表达了多年向往加入共产党的迫切心情。中共中央收到信后，经认真讨论研究，从当时党的最高利益考虑，暂未作明确答复。1952年10月，宋庆龄认为前信请求入党并未表达清楚，于是直接给毛泽东写信，坦率地谈到了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毛泽东甚为感动，并对宋庆龄真诚地表示，宋庆龄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光荣，宋庆龄在政治上是完全够格的，但还是留在党外好。1957年4月28日，宋庆龄又在上海当面向刘少奇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第三次向中共中央提出入党申请。刘少奇回京后，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政治局在权衡得失之后，更倾向于宋庆龄继续留在党外，这样更加便于宋庆龄为党工作。1981年5月，88岁高龄的宋庆龄已经病危，邓小平于5月16日再次来到宋庆龄的榻前探望。此前一天，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已作出接收宋庆龄为正式党员的决议，邓小平向病床上的宋庆龄表示祝贺。当天下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八次会议，决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称号。
茅盾入党。茅盾，原名沈雁冰，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化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茅盾是第一批党员。1927年因大革命失败，茅盾遭到蒋介石通缉，与党失去了组织上的关系。1931年，茅盾向瞿秋白提出恢复党籍的请求，但由于当时的“左”倾领导，并未得到答复。1940年，茅盾在延安又一次向张闻天提出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请求，党中央研究以后，认为他留在党外工作对革命、对人民更为有利。解放后，亲友曾向茅盾提出过恢复党籍问题，茅盾却说：“过去几十年我都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现在又何必非要这个形式不可呢？”他又说：“在共产党打天下的时候我不是党员，不过我一直是以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现在共产党得了天下，我不想再来分享共产党的荣誉。入党不是为了做官，思想上入党比组织上入党更重要。”到了晚年，经过了“文革”，一些青年产生了信仰危机，茅盾却重新考虑自己的入党问题。茅盾最后牵挂的两件事，一是被追认为共产党员，二是以自己的稿费成立长篇小说文学奖。他留下两封遗书，一封署名原名沈雁冰，是写给胡耀邦同志和中共中央的，希望死后能被追认为共产党员。一封署笔名茅盾，是写给中国作家协会，捐出自己的25万元稿费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中央后来依据当年茅盾曾经入党的事实，决定恢复其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中国作协也根据茅盾的遗愿，设立了以茅盾名字冠名的茅盾文学奖。
徐特立入党。徐特立，中国革命家和教育家。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全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不到一个月时间里，长沙附近就有一万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这时候入党就意味着牺牲。在这样极端险恶的条件下，徐特立找到了过去的学生、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李维汉，义无反顾地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李维汉说：“革命失败了，到处都在杀共产党，你愿意加入共产党？”徐特立回答：“我已经51岁了，只要共产党能允许我加入组织，那我就真是获得了新生命！”徐特立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就与工农大众站在了一起，一头扎进党和人民的事业中去，用实际行动捍卫着自己的信仰。
许德珩入党。许德珩，著名爱国人士、政治活动家、教育家、学者，九三学社创始人和杰出领导者。许德珩早年参加毛泽东发起组织的新民学会，青年时代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1915年初，许德珩考入北京大学后，结识了李大钊、邓中夏等人，经李大钊介绍，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并和邓中夏等人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以扩大新文化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的影响。许德珩是当时全国学生统一组织“学生救国会”创办的 《国民杂志》 负责人之一。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学生爱国运动。在五四运动中，许德珩是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他受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委托，起草了 《北京学生界宣言》。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许德珩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许德珩积极投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从切身经历中真正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伟大。因此，他特别热爱中国共产党。1979年，许德珩在89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宣誓大会上，他激动地说：“每个人一生中都有自己最难忘的经历，使我最难忘的是，我在89岁之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我生活道路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吴晗入党。吴晗满腔热忱地投入到新中国历史教学和史学研究的工作中，从1949年11月起，时刻不忘自己是一个人民公仆，努力为党和人民工作，对首都的教育和文化事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忙碌的行政工作之余，他还十分关心史学事业的发展，倡导建立了北京市史学会，并兼任第一任会长，为繁荣新中国的史学做了不少工作。与此同时，吴晗对党的追求也更加强烈。1954年，他在写给彭真的一封长信中，再一次表达了自己要求入党的迫切心情：“我没有放弃要求参加党的想法，我想以工作来争取，今年不成，就明年，五年不行，就十年，二十年，只要不死，总有一天会达到，目的没有什么，只是要求更好地做好工作。”1957年3月，在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的介绍下，经中共中央批准，吴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华罗庚入党。新中国成立后，华罗庚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回到祖国，并发表了公开信 《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影响和带动了一批知识分子回国。1958年夏，华罗庚向党组织提出入党请求，但并未获得批准。尽管如此，华罗庚依然自觉按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此后，他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为生产实践服务的应用数学道路。他创造的统筹法和优选法（即“双法”）深受群众欢迎，取得了很大的经济社会效益。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华罗庚曾先后到20多个省市推广“双法”，以老病之躯，奔波在各地。改革开放后，华罗庚为党的伟大历史转折感到由衷高兴。1979年3月，在应邀赴欧洲讲学前，他再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6月13日，在英国讲学的华罗庚终于收到了被批准入党的通知。邓颖超曾夸他是“老同志，新党员”，华罗庚很感动，认为是对自己一生最好的总结。1980年，华罗庚曾写下“实干、苦干、拼命干，党员本色”，正是华罗庚“老同志，新党员”人生最恰当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