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着父亲坐牢的日子

一

　　我父亲许朝友1928年加入安徽六安游击队，任队长，后在毛正初（革命烈士）的领导下，部队改编为六安独立营。1931年组建红25军时，我父亲积极参与，独立营被编入第73师218团，任3营营长。当时红25军仅有战士约2000人，而父亲带入的战士就约有500人，成为红25军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久，我父亲参加了鄂豫皖边区第二期高级干部培训班，接着调任边区政府工作。
　　1934年冬天，红25军开始战略转移，边区政府随即撤销，人员被迫撤离。我父亲随红25军长征，在西康（现在的川西及西藏东部）负伤。1936年6月，他随部分红军伤员回到大别山地区休养，在一次战斗中腿部再次负伤，养伤期间得知我母亲病逝，便返回家乡料理后事。不料，我父亲早就成为当地国民党反动政府通缉的“共匪”要犯，到家当日便走漏风声。六安城里的国民党兵闻讯赶来抓我父亲。父亲不敢在家停留，只好将我年幼的弟弟托付给他人，带着13岁的我寻找部队。然而，此时父亲已与部队联系不上了，因为大别山的红军都撤到外围作战去了。无奈，他只好和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1936年的秋天，父亲从党组织处得知，只有孙中德的江北游击纵队还在巢湖，离我们最近。于是父亲带着我从安徽寿县启程，前往巢湖寻找孙中德的队伍。我们以卖黄历的生意人身份作掩护。为了便于行走，父亲给我买了一双布鞋，他自己买了一条洋布裤子，我们简单打点行装就上路了。
　　开始几天，我们经过的卡口都能顺利通过。正在我俩暗自庆幸的时候，遇到了麻烦：走到一个名叫董家岗子的地方，我们被国民党军独立5旅以“红军探子”的名义抓到了。
　　那天我们路过董家岗子的国民党卡口时，正巧遇上敌旅长在那里巡查。父亲穿的洋布裤子引起对方怀疑，该旅长把我们叫到了炮楼里，开始很客气，倒茶递烟寒暄了一番，接下来话锋一转，问我父亲是哪支红军部队的探子，带着什么任务来的。我俩才得知敌人刚刚接到命令：近期“共党”活动频繁，要严加盘查。
　　这个国民党军旅长不管我父亲怎样解释，一口认定父亲就是红军探子，还说父亲在红军里一定担任重要职务。看来软的不行，他便露出狰狞的面目，吩咐手下人动刑。我看到父亲被几个士兵按到地上打，后来他们又往父亲的嘴里和鼻子里灌辣椒水，我吓得嗷嗷大哭。突然一个士兵也对我动起手来，把我拉到墙角，按在地上，恶狠狠地叫我不要出声。一番拷打后，敌人没有得到任何信息，还不罢休，又把我拖到房子外面，边打边问。我坚持说不知道，就一直跟着父亲走，到过很多地方，具体叫什么名字不知道。问我们干什么的，我说卖黄历。敌人没有得到想要的信息，便用铁脚镣把我们锁在木桩上。几天后，其他人都陆续被放了，只有我和父亲还被锁着。虽然该旅长一口认定父亲是“共匪”，但由于没有证据也很无奈。
　　不久，我们被押送到合肥监狱，关了两年多，与世隔绝。其间，我耳闻目睹了不少共产党人被拉出去枪毙的情景。有时，一天会枪毙十余人。只要查出是共产党员，就随时有被枪毙的危险，真可谓危在旦夕。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国共合作前夕。
　　起初，我父亲被打得遍体鳞伤。敌人非要他交代党组织的情况，父亲悄悄告诉我，不管敌人怎样打，都不能说出真实身份，更不能说出党组织的事。我看着父亲被打烂的伤遍布全身，十分害怕，夜里常被恶梦吓醒。父亲说他身上的伤是敌人用香火烧的。敌人还让父亲坐在老虎凳子上，用竹签子往他手指甲里扎，真是用尽了酷刑。父亲几次昏死过去，旧伤没好又添新伤，两肋和两条大腿内侧全是疤，连一块完整的皮肤都没有了。我父亲就这样被反复过刑，可他总是告诉我，不要怕，挺住就会过去的。由于我是小孩子，加上营养不良、个头较矮，敌人对我用刑的时候倒是没有像对待父亲那般残忍，但也很难忍受。我硬是咬牙坚持，牢记父亲的话，一口咬定什么都不知道。

　　国民党合肥监狱有大号3间、中号8间、小号12间，还有新号和“优待室”。监狱的房间很小，只有十几平方米，里面是泥土地，连一点铺垫的草都没有，我们一年四季就睡在地上，犯人多的时候甚至连躺的地方都没有。我们身上都生了虱子和疥疮，每天吃的就像猪食，人人面黄肌瘦，真是度日如年、生不如死。
　　院子外面的房子，是关押“犯错误”的国民党军官的地方。我们是政治犯，被关押在小号里，我和父亲住在“匪患室”。我们入监的时候，探监室有一个小孩喊号，过了几个月他出狱了。监狱里叫我接替那个小孩喊号，就是有人来探监时，我就跑腿叫人。狱警从不叫我的名字，都叫我“班房孙子”。
　　有一天，监狱长给我们说：“现在国共合作了，你们是共产党员的，只要写一份‘自白书’就可以释放了。”父亲开始没有理会，认为他们是在变着法子骗人。又过了几天，我在接见室等着叫号，见一犯人家属送给狱警一瓶白酒，还有用报纸包着的烧鸡和花生。中午，我看到两个狱警在里面屋子里吃了起来，一会儿工夫喝得满脸通红，还把包烧鸡和花生的报纸扔在地上。我看见后想拿给父亲看，又怕他们不让拿，于是灵机一动问要不要把地扫一扫，狱警同意了。我把那些花生壳、鸡骨头扫到一起，用地上的报纸包起来，拿到外面扔，趁看守不注意把报纸叠起来藏到衣服里。傍晚回去，我赶紧把报纸拿给父亲看，报纸上正好有国共合作的报道。
　　1937年6月，监狱里关进了一个特殊人物，名叫刘习三（原名刘家传），住在“优待室”。两个月后，赵干臣（原名赵邦才）、鲍具行也被抓了进来。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狱警让共产党人都写了“自白书”，说是马上释放。我们小号里有不少人也写了，大家这才相互了解到一些政治背景。刘习三得知我父亲是共产党员后，便主动接近我们。他先是向我父亲请教如何编织网子（已婚妇女盘头用的，当时监狱里犯人没事干，就学着编织网子换点零钱买咸菜，一个网子可以卖七个铜板），借机和我们父子熟识了。不久，他又带来了赵干臣和鲍具行。犯人大部分时间是不自由的，不能随便走动，他们之间有事都是我来传递消息，因为我是喊号的，在监狱里走动不受限制。他们想组建游击队，经常来3号牢房找我父亲，一起谈话。有时声音非常小，我在旁边都听不清楚，但能感觉到一定是一些秘密的事，于是就主动在牢房门外给他们放哨。
　　根据国民党的许诺，写了“自白书”的人就可以释放了，可是写完后却没有动静了，那些写了的共产党员都很焦急。
　　到了1938年春天，我们在放风的时候看到了一群飞机从头上飞过，由于飞得很低，可以看到机身上面有圆的红色图案。有人说那是日本人的飞机，接着就听到不远处传来爆炸声，继而浓烟滚滚升空。对此，大家都很高兴，认为是炸国民党部队的。还有胆子大一点的人高声喊：“使劲炸！使劲炸！炸死国民党这些狗娘养的！”飞机飞一圈丢一颗炸弹，循环往复好几次。我们都没有躲避，站在院子里仿佛在看热闹。后来才知道，日军经常有轰炸机空袭合肥城区，空气中弥漫着战争的硝烟。
　　父亲作为职业军人，对此很敏感。他说听这声音没有规律，好像全城都炸，看来日本人要侵占中国了。不久，有人得到消息，说好多老百姓也被炸死了。大家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接下来几个星期，日机空袭次数越来越多，大家预感到战争爆发了。又过了几天，听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寇就要打到合肥城了。大家心里感到非常不安，再听到日机的声音，都躲在房间里不出来。值得庆幸的是，监狱始终没有被炸。

　　有一天，监狱里又来了一批特殊犯人，都是国民党的军官，好像是从战场上下来的。其中一个大胖子看起来是个大官，其他军官对他都很恭敬。我好奇地趴在门口往里面看，那个大官躺在床上瞪着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天花板，半天都没有动静，好像是在想什么，似乎整个屋子里的空气都静止了。后来，他把视线慢慢地移到了我的身上，突然向我吼了一声。我以为他要起床，立刻跑了进去，把他的鞋子放到床前。我的举动惹得他哈哈大笑起来，夸我很聪明。后来，我们经常一起聊天，只要我在场，他们的房间里就会有笑声。渐渐的，我们混熟了。可是，没多长时间他出狱了，说是官复原职。走的时候，他专门找到我父亲，想把我带走。他说：“让你儿子跟我当兵去吧！我挺喜欢他的。跟我当个勤务兵能吃饱饭，又不吃苦。”父亲坚定地说：“我们走的不是一条道。虽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我也不会让儿子加入国民党的军队。”
　　从1938年初，监狱里对共产党政治犯的看管态度有些转变，缓和了很多。我父亲和赵干臣、鲍具行、刘习三等开始秘密联络筹备组织合肥游击队的事情，在监狱里联络了一些人，并且说好出狱后到中派河村集结。和我们住在一个牢房里的有红军游击队员，也有土匪，他们几个人对我父亲特别尊重，平时有什么事都听我父亲的。这次筹建游击队，我父亲也给他们做了很多思想工作，他们都表示愿意参加。
　　1938年4月，在日本鬼子侵占合肥前几天，国民党部队准备撤退了，无暇顾及监狱里的犯人，决定在弃城之前将监狱里的所有在押犯人全部释放。那天的情景我更是记忆犹新。当时监狱里人满为患，监狱方怕众人闹事，便安排国民党兵将两挺机枪架在大门两侧威吓，要大家有序出狱。当时监狱里每个房间的门都没上锁。大、中、小三个区域的各个号子，二十几间牢房的囚犯，约有七八百人。我们小号的十几个房间都是政治犯和“共匪”，我父亲立刻找到赵干臣，约好大家都到他家（中派河村）集中，说完就分头通知去了。
　　当狱警高喊“赶快准备出狱”时，大家感觉像是在做梦，激动不已，欢呼雀跃。当我们从牢房出来到院子里时，第二道监狱大门已经打开，尽管狱警高喊着不要乱，还是拥挤不堪，大家争先恐后冲出了大门。出狱后，我们看到大街上一片混乱，国民党部队很多散兵慌张地到处乱跑，还不时听到喊话“你们是哪部分的”。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组织，像无头苍蝇四处逃命。我和父亲是与狱友刘思权、李太常等一起出来的。这些前“土匪”非常侠义，知道我们父子不是当地人，就邀请我们先到他们家里去落个脚。父亲和这帮人先前说好的，出狱后一起加入游击队，所以就先到了刘思权家。这时，刘思权在家人的劝说下想法改变。他对我父亲说：“我一贯喜欢独来独往，不愿受限制。你看我家里人也不同意我出去，所以我不能参加游击队了。”父亲见说服不了他，便带着我来到李太常家，将我托付给他们夫妻暂时看管，等游击队成立后再来接我。
　　父亲带着十几个狱友，按照事先约定去中派河村了。他临走时对李太常说：“希望你能认真考虑一下，部队当下需要人，尤其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李太常点点头，表示考虑考虑。我在李太常家住下后，每天帮着他老婆干活，她很喜欢我。十几天后父亲让人带来口信，说太忙了没有时间来接我，让我自己去中派河村找他。李太常的老婆看我小，又对地形不熟悉，不放心，亲自送我去中派河村。见面后，我父亲除了向李太常的老婆表示感谢，还介绍了游击队的情况，希望她支持丈夫过来参加革命。李太常老婆同意回去再给丈夫说说，最终他还是没有来参加游击队。

陆续来到中派河村的人中，有不少是我们的狱友，他们大多成为这支队伍的中坚力量，在以后的战斗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很快，中派河游击大队成立了。赵干臣任大队长、鲍具行任副大队长、刘习三任一中队队长、赵直福任二中队队长，我父亲任军事教员、俱乐部主任兼一中队副队长，我任大队部通信员。由于国共合作，该队伍于1939年3月初被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9团3营，配发了国民党军队的黄色军装，同时配备了政委胡寅初和各连指导员（都是红28军派来的干部），很快发展到了500多人。中派河游击大队在中共党史中被称为“肥西抗日初期该地区留下的唯一武装力量”，为皖西人民抗日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讲述人：许炳新，安徽六安人，1923年出生，1938年参军，共产党员，六级伤残军人；先后荣立二等、三等功各1次、四等功4次；荣获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纪念章各1枚，“八一”奖章、独立自由奖章、解放奖章各1枚，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70周年纪念章各1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