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震林领导苏南东路抗日斗争评析
谭震林，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后，谭震林任井冈山第一个工农兵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中央红军长征后，谭震林留在中央苏区，在闽西南参与领导了三年游击战争。全面抗战后，谭震林任新四军第3支队副司令员。1940年4月，谭震林受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委派，从皖南到达常熟，领导苏南东路地区的抗日斗争。
2002年4月，胡锦涛 《在纪念谭震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指出：“他是毛泽东同志开辟‘井冈山道路’的坚定拥护者、忠诚实践者，是皖南、苏南、淮南等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
“井冈山道路”是井冈山时期和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为我党我军所创造的一系列革命理论及其实践经验的通俗称法。“井冈山道路”有丰富的内涵，包括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人民军队建军原则等方面。谭震林参加过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的革命斗争，他把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掌握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经验融会贯通，领导一个地方的革命斗争，总能迅速打开局面。
一
1927年12月下旬，毛泽东来到茶陵县湖口镇。谭震林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在聆听了毛泽东向茶陵游击队、赤卫队、工人纠察队发表的讲话后，深为折服，决心跟随毛泽东参加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同年底，谭震林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一到井冈山，谭震林即被派到设在宁冈砻市龙江书院的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学习，经受严格的军事、政治训练和部队生活的考验。
不久，谭震林参加了毛泽东亲自指挥的攻打遂川和攻打新城的战斗，经过两次实战锻炼，初步领略到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
1928年，毛泽东在谭震林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时指出：“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予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错误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谭震林和特委把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放在首位，在茨坪举办党团训练班，从各县抽调党员进行培训。
1929年3月14日，红四军攻克长汀，谭震林受毛泽东的委托，召集由裁缝工人、佃农、钱粮师爷、教书先生、老衙役和城市流氓头子六种人员参加的座谈会，向他们作社会调查，为红军制定政策提供依据。
谭震林在革命斗争中经过不断地学习、实践和总结，认识到毛泽东开辟的“井冈山道路”是正确的，他在革命斗争中自觉接受和实践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主张，正如毛泽东所说：“第一个赞成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是谭震林。”
由于谭震林拥护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1933年，他被王明“左”倾路线作为“罗明路线”（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而撤销福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职务。
抗战开始后，由于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执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政策，谭震林觉得在皖南抗日的局面非但不能得到展开，反而存在危险。在周恩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后，谭震林受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委派，到常熟领导苏南东路地区的抗日斗争。
二
1940年4月下旬，谭震林到达常熟，在他革命生涯中第一次独立领导一个区域的全面工作。从此，他把毛泽东创造的“井冈山道路”实践经验成功运用于苏南东路地区。
在秋收起义以前，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打的是国民党的旗帜，用的是国民革命军的旗号。因此，秋收起义时，毛泽东经过认真调查，制定了五条纲领，打出了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军的旗帜。
1940年4月23至25日，谭震林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东路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苏南东路地区党政军各方面工作。军政委员会的职能和井冈山时期的前敌委员会是一样的，既要管军队的事，又要管地方的事，前委的存在体现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东路军政委员会不仅领导“江抗”，而且领导东路特委和各县委、工委。按照毛泽东的做法，谭震林一改苏南东路地区以往秘密工作方式，公开打出党的旗帜、新四军的旗帜。
谭震林以大刀阔斧的工作作风领导苏南东路地区抗战。首先在战略思想上作出大转变，不再满足于建立抗日游击区，而要建立抗日根据地。他回顾毛泽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巩固发展闽西红色根据地的成功经验，认为苏南东路地区有建立根据地的可能。他在 《论〈论东路抗战的一般问题〉》 中指出，创建东路地区根据地的六个有利条件：1、有一支抗日正规军；2、有群众组织和群众武装；3、有合乎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4、有相当的地形；5、具备经济条件；6、有进步的政治核心即党的领导。这跟毛泽东1928年11月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井冈山的斗争》 中指出的建立根据地的条件精神是一致的。谭震林在文中批评了 《论东路抗战的一般问题》 作者柳岸（即当时东路特委书记林枫）的一些保守认识和工作作风。在谭震林正确领导下，苏南东路地区的抗日局面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毛泽东曾在 《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一文中，指出流寇主义思想的一大表现是：“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之后，他又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文中指出：“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1940年5月，谭震林按照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扩大武装的方式，在苏常太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红五月”运动，大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宣传群众，为扩大部队创造了条件。常熟各乡有不脱产的自卫队，各区有半脱产的常备队，常熟县委领导地方武装“民抗”。自卫队经过训练编为常备队，常备队上升为“民抗”，“民抗”上升为“江抗”，如“江抗”1支队、5支队全部由“民抗”上升组成。谭震林到常熟时，“江抗”仅有400多人，到1941年3月改编为新四军6师18旅时，部队已发展到4000多人。当时“江抗”的主要来源除了党组织从上海动员来的进步青年外，其余大都来自“民抗”。
谭震林到达常熟不久，即创办了“江抗”教导队以培训干部，这与他刚上井冈山时参加过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的经历有关。谭震林善于学习，有时乘船流动指导工作，在他办公的船舱里有 《申报》 《新闻报》 《译报》 和苏联的 《时代》 杂志等，他把学到的东西用于教育干部战士。
与毛泽东一样，谭震林经常写文章、作报告，对干部、战士进行理论武装和政治教育，宣传我党我军政策。他在苏南东路地区时写的文章有 《反对制造内战，要求坚持团结》 《目前国际政治形势和自卫会的意义和任务》 《积极行动起来，粉碎敌人进攻大后方的企图》 《纪念新四军成立三周年》 《东路一年》 《从国际到国内》 《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扑灭汪逆“清乡”运动》 等，大部分发表在苏南东路地区的刊物 《江南》 《大众报》 《东进报》 上。毛泽东曾说过“人民军队是一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团体”，谭震林的文章大都是围绕这个建军原则而写的，谭震林还组织干部、战士学习 《工人与革命》 《农民与革命》 等文章，提高大家的思想认识。
1940年5月，东路特委公布 《关于坚持东路抗战十大工作纲领》 《关于东路抗战形势与任务的宣言》，广泛建立敌后抗日统一战线。苏南东路地区有不少保甲长是由我方物色提名、然后由国民党政府任命的，这些保甲长被称为“白皮红心”。谭震林在闽西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时就采用过此做法。当时敌人采用“移民并村”和“保甲制度”等围困、封锁政策，谭震林领导红军游击队创造了“白皮红心”的斗争方式，红军游击队争取乡村中的保甲长，允许他们“白皮红心”、“脚踏两只船”，表面应付敌人，实际为红军游击队工作。
谭震林深谙毛泽东的游击战战术，在我方力量弱小时不采用拼消耗的办法，而采用游击战术，保存有生力量。北港庙战斗、站浜战斗就是这样的成功战例。1940年4月25日发生的北港庙战斗，“江抗”把日伪军压缩在北港庙内，敌人凭借优势武器和坚固工事顽抗。“江抗”没有重武器，不能迅速消灭敌人，战斗呈胶着状态。傍晚时分，为避免无谓的消耗，谭震林下令撤出战斗。站浜战斗发生在1940年6月1日，“江抗”指挥部、东路特委、常熟县委和“江抗”教导队宿营在站浜。当天上午，常熟城、支塘镇等据点突然出动500多名日伪军前来偷袭。谭震林当机立断，部署一个排兵力阻击，其余绕圈子转移，敌人到处扑空。这种游击战被谭震林称为磨菇战术或麻雀战术。谭震林以通俗形象的语言说：“什么叫打游击？就是麻雀战嘛！有人来就飞走，没人来就吃个饱。”他反对硬拼蛮干，主张猛打快攻，能收能散。
在谭震林领导下，实现了东出昆嘉太、西进澄锡虞的战略目标，在日伪统治的核心地区创建了苏常太、澄锡虞两个抗日游击根据地，抗日的财经、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工作得到很大发展。
虽然在1941年反“清乡”斗争中部队遭受了损失，但谭震林领导苏南东路地区的抗战策略是正确的。陈毅在 《华中工作总结（1938—1943）》 中指出：“六师在苏州、无锡反‘清乡’斗争中丧失了地区，但与项袁不同，也与豫皖苏边界地区的失败有区别。我六师在苏南的历来的军政方针，均属于正确执行中央路线，其中仅有个别的错误”；“苏州、无锡地区的丧失是敌后斗争此起彼伏的应有现象而不是军政方针的基本错误”；“新四军各师工作，一、六师在苏南苏北，历来执行中央路线获得成绩”。陈毅所指中央路线，就是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一系列理论、路线、方针、策略，是与“井冈山道路”一脉相承的。
综上所述，谭震林在领导苏南东路地区抗战中成功地实践了毛泽东开辟的“井冈山道路”。1978年，作为参加过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革命斗争的老战士，谭震林撰写了 《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一文，发表在当年第12期 《红旗》 杂志上，可以说，谭震林是“‘井冈山道路’的坚定拥护者、忠诚实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