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余上县虞北区（后为崧厦区）是浙东游击根据地“三北”地区最西边的一个区，它东连临山区，南到萧甬铁路，西至曹娥江，北濒杭州湾。当时虞北一带“敌、顽、我”三方犬牙交错，你来我往，不断拉锯，是最为艰苦的敌后游击战场。日本鬼子和伪军沆瀣一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国民党杂牌部队也不断前来骚扰。当时虞北地区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百姓苦不堪言。
虞北近海平原无险可守，人民群众冒着坐牢，甚至杀头的风险，千方百计保护好借住在自己家里的革命同志。当年借住在谢塘岑仓村村民顾金木、赵永庭、沈友根、沈小羊、马小文、沈裕先、夏阿三、陈财中、沈国良家的，有余上县委书记张光与妻子陈铁娥，虞北区委第一任书记赵平、第二任书记柴及、第三任书记赵瞻，虞北办事处主任蔡平与妻子倪奋，财经指导员吴北海和陈铁峰，以及办事处其他成员高一平、谢娟、夏永生夫妇和民运队员雷行、王志英、柴华英、陈旭、陈光裕等。借住时间长短不一，有轮流间歇留宿，也有常年吃住、借住时间一至两年。
余上县委书记张光与妻子陈铁娥因工作需要，借住在岑仓堰土郎中顾金木家。顾金木以行医作掩护，帮助传递情报，他妻子负责给张光夫妻俩做饭、洗衣缝补。夫妻俩朴实、善良、体贴热心，与张光夫妇情同兄弟姐妹。雷行、王志英、柴华英3人负责开辟谢家塘以西新区工作时，就是以海塘王村连彩珍家为立足点开展工作的。凡是地下党负责人和民运队员到连彩珍家，她便立马到屋外放哨，一旦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报警。
1944年春节刚过的一天上午，细雨蒙蒙，雷行、王志英、柴华英、陈光裕等民运队员正在连彩珍家开会。帮忙站岗的连彩珍儿子突然发现，远处堤塘河上有伪军过桥，便急忙报告母亲，参会同志立即分散转移。雷行走在最后，连彩珍拿出一只竹篮和一顶斗笠，让他扮成拜年客，并带他到三岔路口一间草舍躲避。与草舍相连的是一间牛圈舍，雷行便闪身躲入牛圈舍破壁处，最终躲过了敌人的搜查。连彩珍回到家时，敌人正在翻箱倒柜地搜查，伪军头目看到布机上有一本日记本，便厉声质问：“这日记本是谁的？开会的人到哪里去了？”面对敌人的威胁，连彩珍大声说她不知道！伪军头目狠狠扇了她两耳光，并命令手下将连彩珍带走。
参加会议的柴华英，匆忙间躲进附近的华山庵，也遭遇了敌人，还被住在庵里的伪军头目老婆指认是刚从连彩珍家过来的。柴华英沉着应对说，自己是余姚人，来海塘王做客，顺便到庵里看看。敌人不由分说，将柴华英绑了，带到村内与连彩珍对质。连彩珍回答不认识，柴华英也始终不松口。敌人不甘心，就把连彩珍和柴华英押到崧厦施行了酷刑。虽然她们被打得一次又一次昏死过去，但仍坚强不屈，机智应对，没露任何破绽。同时，地下党组织动用社会关系积极营救，在缴纳了保释金后的20多天，她俩才脱险。连彩珍回家后，地下党组织为她四处求医治病，经3个多月治疗，才逐渐康复。
盖北镇东村有30多户红色堡垒户，是名副其实的红色堡垒村。当年谢汝昌（后任虞北区常备队队长）等抗日战士经常辗转在虞北沿海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力量，寻机打击敌人。那年8月中旬，妻子金明娟（后任常备队会计）到了预产期，借住在盖北西大丘村（今镇海村）吴有根家。自从金明娟借住吴家后，得到吴家儿媳施阿调的悉心照料。有一次，谢汝昌外出执行任务。他离开的第3天，金明娟的肚子开始隐隐作痛，一阵紧似一阵。施大嫂知道金明娟即将临盆，赶紧做好接生所需的准备工作。此时伪浙保部队快要进村了。施大嫂灵机一动，决定把金明娟转移到娘家去。于是她取出一块毛巾包在金明娟头上，又将一件衣服披在她的身上，然后小心翼翼地将金明娟扶上一辆独轮车，心急火燎地抄近路直奔娘家——马家丘（今镇东村）施百万家。到了娘家，向母亲说明情况。其母姚佳姑也是抗日积极分子，对女儿勇敢、果断的行动大力支持，但她觉得自家住房处在十字路口，容易走漏风声，提议把产妇转移到侄子施松寿家，那里比较隐蔽。于是施大嫂又与母亲一道将金明娟转移至侄子家。就在施松寿家的羊圈舍里，金明娟平安产下一名男婴，取名“谢岳锋”。金明娟坐月子期间，施大嫂和叔母一起精心护理，买来红糖、挂面、鸡蛋、鱼肉等，直到金明娟满月归队。
盖北马家丘（现属镇东村）的严灼和做过抗日民主政府的保长。那时盖北一带住房都是清一色的草舍，他家住房比较宽裕，每当三五支队（新四军浙东纵队三支队五支队的简称）来村宿营，他将战士们优先安排在自家居住，家属负责一日三餐，并悉心照料伤病员。部队转移时，长子严洪高、次子严洪生卸下自家门板抬着伤病员归队，不能移动的重伤员则继续留在他家养伤。除了安排战士们的吃住外，兄弟俩还经常帮助三五支队搬运物资。长媳宋杏月也经常给战士们浆洗缝补，还给他们做了不少新鞋。
王家丘（现属镇东村）的范瑞康家也是红色堡垒户。一年农历四月的一天下午，民运队员陈彩娥到灵惠镇（谢塘）一带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时，被伪军巡逻队发现，陈彩娥凭着熟悉的地形与路径，东拐西转，一口气跑到了盖北王家丘，直奔范瑞康家。此时范瑞康的妻子丁秀英正准备去地里干活，忽然听到陈彩娥的急切求助声：“嫂子，伪军正在追我，快把我藏起来。”丁秀英立即将陈彩娥卷进一张竹簟，然后与其他几张竹簟混放在墙角。几分钟后，一伙荷枪实弹的伪军喘着大气来到范家搜查，伪军头目横眉竖目盯着丁秀英：“刚才有个女共党是不是藏在你家？”面对敌人的盘问，丁秀英毫不惊慌，从容应对：“老总啊，我一个女人，大门不出，哪里见过什么女共党。家里也就这么一点地方，要是不信，你们随便搜！”一声令下，伪军里里外外搜了一遍，一无所获，只得悻悻地离开。
地下党员丁培泉与妻子车菊英在横塘庙边开了一爿小店，夫妻俩以经营烟酒茶食为掩护，搜集敌伪情报。有一天，一路之隔的余姚横塘乡地下党支部书记朱增富前来店里联络，不巧丁培泉有事外出，当时朱增富已被敌人发现并跟踪，处境危急。车菊英马上让朱增富躲进里屋的床底下，外面遮盖好杂物，还故意在杂物上挂上了卫生带，自己则大大方方地站在柜台前，一边做生意，一边观察敌情。不一会，几个伪军端着枪气势汹汹来到店内搜查，车菊英镇定自若，拿出一包香烟主动迎上去，“老总，有什么事啊！”边说边拆开香烟分发。伪军头目凶神恶煞地说：“刚才有个穿黑衣服的男子，是不是被你藏起来了？”“哪有啊，你看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能藏人吗？”车菊英调侃着。伪军环顾店内，觉得店小藏不住人，便互相嘀咕了几句，走出了店堂。在车菊英的机智周旋下，朱增富安全脱险了。
不久，三五支队急需补充一批擦枪的白布和军鞋。车菊英知道后自告奋勇去弄。为掩人目耳，她以办丧事为由，去余姚黄家埠镇购买一批花旗布。由于购买数量较大，引起了店主的怀疑，问她办丧事为啥要这么多布？车菊英告诉店主，死者年事已高，加上族大房头多，还有许多亲戚朋友，买这些布估计还不够用嘞……店主听她说得头头是道，便满足了要求。接着车菊英又以村妇联会主任的名义，发动全村100多名妇女，打线纳底，裁布缝帮，夜以继日，不到10天完成了300双军鞋和10大件军袜制作任务。后来她又发动群众捐献10担皮棉给三五支队，解决了部队过冬所需。
1948年8月18日，车菊英被国民党“清乡”队怀疑，遭到毒打，被打得奄奄一息，但她仍不露一丝口风。余上武工队闻讯后，迅速赶来救援。在追击过程中，匪徒将车菊英推下塘河后逃窜。后来她被赶来的武工队员救起，死里逃生。
当年为了组建崧厦盐民游击队，雷行经常留宿在前庄夏家，与盐民夏长明商量有关事情，时间长达一年多。雷行付给夏家的饭钿都是油印的“抗币”，上面有他的签名。天长日久，夏家累积起来的抗币已有一大堆。在对敌斗争中夏长明立场坚定，特别是组建盐民游击队时，一个个物色队员，发挥了重要作用。鉴于他的出色表现，经雷行等人的介绍，夏长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4年10月任中共前庄支部书记，在盐区继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发动盐民群众积极为三五支队筹粮、筹款，购买重要物资。有一次，筹集到18担皮棉后，晚上由他带队，经上虞陈宅虎岙、杨家溪、二都等地，护送到余姚梁弄，为部队过冬雪中送炭。
抗日战争时期，虞北地区的一大批红色堡垒户，为了掩护革命同志舍生忘死，将生命家产置之度外，对革命的忠诚和宁死不屈的精神，已载入当地史册。虞北抗日根据地正是因为有了这批红色堡垒户的坚定支持，革命力量由小到大，并形成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