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新四军3支队在副司令谭震林的率领下，奔赴皖南敌后，驻扎在南陵浦桥。3支队到达浦桥不久，就听说在南陵浦东一带有一股打家劫舍、劫富济贫的土匪武装在活动。为了摸清这股土匪的情况，谭副司令命参谋部派员到浦东实地进行秘密调查。参谋部派员经过走村串户秘密调查后，向谭震林汇报了余子才和他领导的土匪武装的情况。
余子才祖籍安徽省潜山县，农民出身，自小读过几年私塾，家住在浦东村。余性情豪爽，好打抱不平，在浦桥一带小有名气。1931年6月发大水时，南陵连降大雨，山洪暴发，河水猛涨，浦桥地区圩破田淹，农民颗粒无收，生活极度困苦。可是，狠心的地主仍逼租勒债。许多灾民被逼得卖儿卖女，背井离乡，外出逃荒，有的甚至被逼得投河悬梁自尽，惨不忍睹。
余子才目睹此情此景，愤愤不平。为了帮助灾民解脱困境，他串连了一些乡村里能说会道、敢作敢为的人，替灾区农民“剽债”。所谓“剽债”，就是由欠地主租债的农民，备简单水酒一席，由余子才等人出面邀请当地若干开明绅士和地主，共同面议免租免息的事宜。迫于余子才等人的压力，地主不敢不从。“剽债”取得胜利，大大地提高了余子才在当地的声望。
“剽债”以后，余子才深受浦桥一带贫苦农民的拥护和信任，而地主老财们却对他恨之入骨。扬言“要把这个‘潜山佬’赶出浦桥！”“早晚要给这小子点颜色看看！”余子才为能在浦桥站住脚，自立“青帮”，收“学生”以壮大自己的势力。他收的“学生”良莠不一，素质不好的进来后，同余子才的弟弟余子丰狼狈为奸，干上了打家劫舍的勾当。最初，余子才对其“学生”的土匪活动，也曾批评、反对过；后来，由于受余子丰的蛊惑，心动默许。但为了不树敌过多和结怨太深，他作了四条规定：1、不准抢劫劳动农民钱粮财物；2、不准在浦桥一带抢劫；3、不准抢劫集镇商店的钱粮货物；4、只准索取地主老财户的钱粮，不准伤害其家人性命。为了提防国民党政府的缉拿，他乘抗战初期局势动乱之际，拉起了一支七八十人的武装队伍。
谭副司令了解了上述情况后，认为这股土匪武装中多数人本质并不坏，是可以争取的。于是，命令3支队民运科长金贯一和副官处主任俞炳辉到浦东村做余子才的工作。金、俞二人临走时，谭副司令作了四点指示：第一，要阐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只有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中国人民才不会当亡国奴；第二，要认真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第三，要开诚布公讲清楚我军收编余子才是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第四，要规劝余子才等人改邪归正、弃暗投明。
金贯一、俞炳辉领受任务后，即到浦东村会见了余子才。交谈中，金、俞二人除将谭副司令的四点指示作了详细的传达外，还反复阐明，个人的前途与国家前途命运的关系。金、俞两人的坦诚，使余思想有了转变。不久，谭副司令又请余的亲朋好友王兴友、汪忠才等人上门做余的思想工作。
余子才为了试探新四军的虚实，要求登门拜访谭副司令。谭副司令坦然表示欢迎。10月中旬的一天上午，谭副司令让后勤部准备了丰盛的酒菜宴请余子才。10时许，余子才一行到达司令部大门口，谭震林迎了上去，同余子才亲切握手说：“欢迎大驾光临。余先生行侠仗义，为穷苦农民打抱不平、受人敬仰……”谭副司令平易近人、真诚坦荡的态度，使余子才深受感动，双方的感情一下子拉近了许多。不久，余的小儿子过周岁，谭副司令特命俞炳辉给其送上一份厚礼，以示祝贺。由于谭副司令明之以理、晓之以义、待之以诚，余子才消除了犹豫和彷徨，决心改邪归正，弃暗投明，接受收编。
余子才部被改编以后，作为“南陵浦桥抗日游击队”，积极配合3支队搞好防务和完成有关军事任务，并主动协助搞好部队后勤工作，维护地方社会治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