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南党报诞生记

山村受命

1947年4月下旬，在浙江永嘉、青田、瑞安三县交界的一个独家村里，中共浙南特委书记龙跃、宣传部长胡景瑊将洪禹平和我找了去。龙书记说：“特委决定办一张报，由你们来搞，怎么样？”说完他含笑看着我俩，等待我们答复。

在此之前，冯增荣，孙明津、安邦和我们一起试办过几期报纸，但现在他们都另有任务。既然组织决定要我们办报，我俩没有二话，一齐点头。当时谁也没意识到，这一次谈话，竟是我党开创浙南新闻事业新局面的发端，后来这张报还成为了长江以南最早的地方党报。

办报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根据地。浙南游击根据地创建于1935年，经过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1947年，总算比较稳固了。办报还要有新闻来源，就是要经常收到新华社电讯。抗战期间，浙南特委同华中局的联系，主要靠政治交通员来回跑。1946年3月，粟裕命令华中军区电台第一台台长徐炳全到浙南建立电台，沟通联系。

徐炳全是位全能的报务专家，技术精湛。我们的电台处在万山丛中，电波反射紊乱，机器功率又小，他凭着久经锻炼的收听能力和忘我的献身精神，每日伏案工作至深夜，抓住微弱的信息，收抄新华社电讯。1947年开始，特委先后开办四期报务人员训练班，培养了23位报务员。

创刊伊始

龙书记和我们谈话以后，胡景瑊部长又召集我们开了个会。会上决定：游击战争环境，只能出周报，定名为《时事周报》；内容以新华社电讯为主，兼登地方新闻与评论；1946年11月创刊的政治性综合刊物《新民主》半月刊改为月刊，也由我们接办。当然，这些报纸杂志都是油印的。

报纸的形式没什么争议。当年国内报纸一律直排，从右到左，报名也是直行。用什么办法印报名，倒是争论了一通，为求得一律，决定刻一个木头戳子，像盖图章似的盖上去，而且用红色油墨。由谁来写这四个字呢？游击队里并没有非领导人题签不可的风气，于是拿来文房四宝，大家先各自写一通。书记、部长、战士围在一起“评头品足”，我的字竟被选中了。冯增荣那时就会刻图章，他弄到一段槐树，用一把木工的凿子，把戳子刻成了。涂上油墨一试，鲜艳明亮，很“光彩夺目”。这份报纸以后改为《浙南周报》，仍按此办理，成了当时极为罕见的套红报纸。

不久，特委正式委任洪禹平为编辑，我为宣传部出版股股长，谢功富搞印刷，总负责是胡景瑊。其实，周报社并没有专门编制，宣传部陆续增加的李振宇、王健民、杨宗铭、童文贵、杨谟、陈沙兵、夏子颐、张怀江、林远等同志，都算是报社的“在册人员”了。

胡景瑊早在一二·九运动中就办过杂志，抗战初期写时评占领了国民党报纸《浙瓯日报》的一角阵地，指导过《平报》的运作。我们这批20岁左右的年轻人，全无经验，好在有这位行家带路掌舵。

报名戳刻好之后，我从特委机关文书组鲍洪康那儿拿来一台旧油印机、一块旧钢板、两支铁笔、一筒蜡纸、几盒油墨，就算万事俱备，“报社”开始运转了。

神秘之网

出版报纸少不了纸张、油墨、印刷机等等，这就要求有靠得住的物资供应渠道和发行网，浙南游击区有一套“地下”交通联络网，犹如人身的血管和神经系统。

报纸所用的物资中，油墨蜡纸体积小，容易混过敌人的封锁线。纸张却不行，印报用的白报纸，只有温州城里才可能“成领”地买到。在贫困闭塞的山区，要是有一领白报纸被敌人发现，不但会招致人头落地，而且有可能危及领导机关和城区的地下工作人员。为了区区几张纸，竟要冒这样大的风险，绝非局外人所能想象的。永瑞县委和特委直属区委承担了这个任务。他们通过上层的统战关系，将白报纸买来。凭借这条“神秘”运输线，我们从来没有因缺纸张导致出版不正常。我常常于深夜在宿营地迎接挑运纸张的地方同志，看到他们在深及脚踝的积雪中跋涉，或者脱下蓑衣保护纸张而浑身湿透时，我们都会感动得热泪盈眶。

与纸张的供应相比，报纸的发行显得更为复杂。解放战争时期，数以万计的报纸，在几百万人口的地区中秘密传递着，只出过三次纰漏，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这三次不幸事件中，牺牲了一位坚贞的同志。这位烈士叫郑良吉，瑞安陶山人，抗战初期入党。1947年冬，他和黄月初不幸被敌人清乡队截住。良吉身带报纸，知道无法隐瞒，便承认自己是共产党，而称黄月初仅仅是偶然同行。他们被送到大峃的国民党文成绥靖办事处，严刑拷打，良吉同志没有泄漏任何机密，从容就义，月初同志则通过上层关系，被救出狱。

版面安排

1947年5月1日，浙南特委机关报《时事周报》创刊号出版，浙南地区新闻阵地为国民党一家独霸的局面被打破了。

周报有四版，每版2200字。第一版报名之下是期数，接着依次是“定价：零售300元，一月1100元，三月3300元”“1947年5月1日创刊”，但没有出版者的名字。这份报纸是非卖品，没有收过一文钱的报费，何以要标售价呢？或许是出于惯例吧。

1948年4月，周报扩为每期六版。从1948年7月1日，《时事周报》改名为《浙南周报》，增加版面为八版，字形再次缩小（略如老五号铅字），每版字数增至3600字，八版共28000字。比创刊时容量增加了三倍多。报纸的发行数，创刊号600份，很快增至1200份，稍后增至2000份，加上通俗版1000份，共3000份。

周报版面的安排，大体上是第一、二版国内新闻和社论，第三版为国际新闻和本地新闻，第四版为副刊，扩充版面后，国际新闻和副刊没有什么变化，增加了国内和本地新闻。但版面并不固定，完全视当期的内容而定。

如果能够保存当年全套报纸，那真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简直可成为武装斗争简史。比如，1948年8月26日第三版上，就有三则报导：“永嘉温溪埠头，我人民武装某部歼灭蒋匪一个分队”，“瓯北岭头附近，歼灭敌一个分队”，“人民武装在绿嶂埠头消灭恶霸潘善藏”。

进入1949年，战果更加辉煌，如4月18日报纸第二版：“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司令部发表解放泰顺、玉环及十个月作战公报”，“浙南纵队司令部传令嘉奖括苍支队”。

截至1949年2月的10个月的战绩委实好看：消灭敌人计浙江保安团3个营部、10个整连、5个整排，加上地方部队4个中队、21个分队，共1336人；还列举浙保各部的番号，营、连、排一大串，以及数量可观的枪械弹药统计。当年的读者，从这些数字中，就能听到国民党政权行将崩溃、人民战争胜利就在前头的脚步声。

副刊之富

周报的副刊有两种，一是《新民主》，一是《画刊》。前者是文艺副刊，各类体裁中最多的是报告文学，如《坎门的渔民》，就占了一个版面。有时也选登解放区的作品，如墙头诗“坚壁清野，样样藏好，敌人来到，冻死饿倒”，生动好记，简直可以当作民兵教材。

《画刊》是周报的骄傲，拥有沙兵、子颐、怀江三位画家。当年他们在画坛上已小有名气。上山后，他们学会了用铁笔在蜡纸上作画，无论是漫画、素描，还是连环画，都保存了各人独特的风格。

《画刊》几乎每期有木刻，要用手工磨出这2000幅（有时一期3张，即6000幅）木刻来，谈何容易！我们想出了“夹心饼干”印制法。用这种办法印刷的木刻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居然印了好几百本。解放后，王健民调中央统战部时带了一本，被军事博物馆发现了，据说是全国以画集形式表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唯一版本，征集了去，至今陈列在北京军事博物馆橱窗内。

画刊还有“诗配画”。如：“今年碰上大荒年，交不了租，还不了债，财主带兵上门来。一句话来三白眼，把人捆绑吃皮鞭，这样的日子怎么过，要挖穷根大家来。”这诗大概是洪禹平的急就章。

为了“使识字不多的人也能看懂”，1948年1月创办了周报《通俗版》，每版1700字。通俗版是王健民一手经营的，自编自刻。

姊妹并秀

在瓯江以北的括苍地区，有不定期的《时事简报》 《工农大众》等刊物。1948年2月，中共括苍中心县委决定出版《浙南周报括苍版》，刊头、版式均与瓯江以南的《浙南周报》一样，实际上是《浙南周报》的姐妹报。

括苍分社社长是括苍支队政治处主任郑梅欣，编辑部负责人金式荣（杨光）原系上海《文汇报》国际版编辑，上山打游击后就负责办报。编采及刻印人员有林白、陈齐才、汪云明、叶尚青、金中良、郑汉泽、欧阳风、钱启通等十数人。电讯组是陈赞鼎、洪静之。括苍版发行两千来份，在瓯江以北广大地区有相当影响。

周报和它的姊妹报纸发行数虽只有数千，但拥有的读者却数以万计。1947年，浙南党员23000人；解放前夕，党员40000人，部队10000人，可以说都是“基本订户”。而《周报》远远不止起指导工作、传递信息、鼓舞斗志的作用，有些功能是意想不到的。在新地区，要想接近学校教师而又苦于找不到渠道时，干脆往学校里塞几张报纸，往往能很快探明他们的政治态度。这时，报纸成了政治问路石。

我们的报刊在温州国民党的最高政府机关——浙江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里，也显示过威风。一次。国民党专员余森文收到一批被截去的报刊。余专员并不是旧社会里昏庸的“俗吏”，而是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研究生，汉文修养也很高。他细阅报刊后，没有看到一个错别字，但翻到《新民主》月刊的最后一页，竟发现一张勘误表，列出了四五处文字与标点的错误。他大为惊奇，叹息着对左右的人说：“我看得很仔细，却没有发现错字，但他们自己仍校勘出来。共产党的认真负责，不可及也！这样的党，必得天下而无疑。”

突围之夜

宣传部最初随特委机关一起行动，到了1947年冬，开始单独行动，很少在一个地方连续住上三天以上。但也有那么几回，面临着实际的危险。

一次是1948年6月10日，胡景瑊到特委开会去了，这一摊子由我负责。上半夜获得情报，敌人在行动，目标像是我们宿营地。我与春潮、功富一碰头，决定立即转移，向特委机关方向靠拢。

大约走了两个钟头，来到了六科附近一条大溪旁。山溪干涸，星光明亮，将七八十米宽的河床映照得一片白茫茫。我们伏在路旁的水竹林中，功富带两个战士向前侦察。敌人一个班亮着手电筒慢慢地巡逻过来。我和春潮悄悄地来到功富身旁，一商量，决定先摸清敌人的行动规律再说。我伏在路旁灌木丛中，身下满是露水，捏枪的手却渗出了汗！大约十多分钟过去，那班敌人慢吞吞地转回来，从我的面前经过。等敌人的影子一消失，武装班分两路警戒，我们迅速地过溪上山，将敌人包围圈远远抛在后面。当天证实，敌人兵分四路在我们宿营地扑了个空。

胜利会师

1948年冬，报社有了大变化。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司令部、政治部正式宣告成立。1949年初，全国形势突飞猛进，浙南的局面也大不相同。

刚过年，特委决定将周报改为铅印，并运来了一部分器材。同时，丁立、陈贯时、叶洪生、戴佩忠、杨安江等五位同志也上山来了。他们都是印刷技术工人。我奉命与瑞安地方支部联系，到好几处山谷踏勘，为印刷厂找个合适的地址，而且装好了一部圆盘机。但形势发展很快，温州解放指日可待，已没有必要在山区设厂，筹备工作便随之结束。

温州解放了，报社经历了胜利前的匆忙与混乱，又急如星火，奉命日夜兼程进入温州城。一到温州，立即在花柳塘（旧浙瓯日报社社址）建立报社。

温州解放的第五天——1949年5月12日，《浙南周报》改为《浙南日报》出版，这也是浙南第一份地方党报的前身。报纸的面貌也焕然一新，由原来的四开八版改为对开四版，全部铅印，报名是夏子颐写的，但仍按《浙南周报》的顺序号，第一期就为94号。不久，括苍报社的同志也来了，《浙南周报》南北两路人马胜利会师，《浙南周报》的历史任务，遂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