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精神的胜利

　　60年前当我开始走近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便知道了陈独秀的大名：既是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又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导致大革命失败的罪魁祸首。随后，又进一步知道陈独秀后来还堕落成了托派、汉奸，等等。近年来陆续看到一些文字，知道戴在他头上的许多帽子正在一顶一顶地被脱去，陈独秀的身影逐渐显得伟岸高大起来（自然他也有过某些过错）。最近拜读了唐宝林先生的《中国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纪事》（载《世纪》2002年9月号），对于为陈独秀正名的过程虽仍然只粗知大略，却感慨良多。这里只略说一二。
　　在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前，陈独秀的种种罪名，已写在党的决议、党的机关报和正式出版的党史著作（如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似乎已经盖棺论定，铁证如山，永远不得翻身的了。那时如果有人对之略有异议，准得吃苦果子。谁能想到今天竟会洗净泼在他身上的污水，还其清白之身呢？我想，这首先得归之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研究无禁区，等等原则的提出和实践。尽管在这方面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毕竞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没有这样的大气候、大环境，对陈独秀的研究要取得这样的成果是不可想象的，甚至要把他一生的功过进行真正科学的研究，而不是只为已有的结论作注解，也是不可能的。陈独秀研究的重大突破，其意义和影响不只限于为陈独秀“正名”本身，它是党史研究、近现代史研究以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一声报晓的鸡鸣。尽管会有人在那里摇头叹息，但要阻止黎明曙光的升起，恐怕终究只能是可怜无补费精神。
　　陈独秀之能“正名”，除大气候外，不能不归功于许多有胆识的学者和某些敢于冒风险的报刊编辑部。唐宝林先生的文章提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夏立平先生发表在该馆主办的《党史资料研究》上的《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以后》，是最早提出加在陈独秀头上的“汉奸论"不能成立的观点的文章。夏立平先生不愧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恕我鄙陋，过去甚至连他的大名也不知道，今读唐文，不禁对之肃然起敬。自然，在为陈“正名”的过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或有首创之功的学者甚多，如唐宝林先生本人就是特别值得称道的一个。他不但有重要的论文和专著（如《陈独秀传》）问世，而且做了大量的有关组织工作。这些自愿在崎岖险峻的荒山上披荆斩棘，艰难攀登的探险者中，有些曾因之负伤流血，如向青教授等人就曾被冠以“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翻案”、“史学领城搞精神污染的表现”进行批判，有的出版物也曾因刊发了有关新见而被迫检讨。在这个领域里，多的是风险而少有名利。只有忠于史实，忠于真理，具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人，才肯耗时费力，广搜深钻，不惜代价，孜孜以求。“五四”倡言科学与民主，有识之士已经指出，所谓“科学”，除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外，最最重要的乃是科学精神。陈独秀研究的成果，就是许多学者科学精神的胜利。
　　实事求是，首先得有真实可靠的事实，然后才能据以“求是”。没有前者，就谈不上后者。但在很长时间内，人们很少能见到有关陈独秀的材料，看到的只是现成的权威的论断和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求是之心，也终难为无米之炊。例如把陈独秀以及整个托派说成是拿日本帝国主义津贴的汉奸，指控者虽然斩钉截铁，但有力的证据却付之阙如，而陈独秀本人始终坚持抗日的政治主张和有关言论又因种种条件限制，鲜为人知。于是，掌握丰富而翔实的原始材料，就成为研究探讨问题的关键。唐文说：“文革中，管理失控”。有关资料暴露，从而客观上为人们提供了极为宝贵而长期不见天日的原始材料。唐宝林先生用来编辑了《陈独秀后期研究资料》并据以写出了（《试论陈独秀与托派关系》的长文。它们用实际存在的客观事实，说明陈氏在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独裁统治问题上，“是一个坚定的革命派”（尽管他也有过错误）。又如，说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似乎是最无异议的定论。但随着苏联和苏共的解体，“过去封闭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绝密档案陆续开放”，使这个定论的基础发生了动摇。在纪念建党80周年之际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就指出：“共产国际及其……并不真正了解中国情况，也作出过许多错误指示，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中共中央只能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这些历史档案的意外曝光，对于为陈独秀正名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往者已矣！为了我们事业的顺利发展，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历史，以史为鉴。而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的过程，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宝贵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唐宝林先生的文章，也许只是开了个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