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炯在经历了两年多病魔折磨之后，终于走了，我很伤心。
我们相识于1938年。抗日战争初期，在平津沪杭一带读书的平阳籍大学生、研究生怀着抗日救亡的满腔热情，回到家乡，组织了平阳青年救亡团，办起了《平报》、平阳临时中学，在鳌江两岸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怒潮。临时中学是一所新型的进步学校，吸引了广大的青年学生。原来在温州几所中学读书的一些中学生，也纷纷到临中来读书。全校除设两个初一班外，还设一个初二班和一个高一班，共有学生100多人。在高一班里，我看见一个皮肤白皙，双目炯炯有神，英俊潇洒的同学，有点像外国人。经询问他叫阮世炯，是由温州中学转过来的。他以自己的才华和活动能力，被选为学生会主席。我读初二，虽然与他不在一个班，但由于我是全校唯一的半工半读学生，常到教师办公室去抄写讲义，便与他认识了。他还把一批男女同学组织起来，成立了烽火剧团，利用暑假的空隙，到江南的宜山、金乡、钱库等地，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宣传抗日救亡，深受群众的欢迎。
临时中学只办了两个学期，便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办。有13个比较进步的同学，经红军闽浙边军区平阳留守处介绍，于1939年1月奔赴皖南，参加新四军。阿炯是这批人的领队。他们在途中和到达云岭后，不断给我负责的读书会来信，介绍沿途见闻和在新四军教导队的学习及战斗生活情况，充满着激情和信心，使我们没有去的同学心向往之。后来他又多次来信，说他在学了一期政治以后，又学了一期军事，参加了党，接着他被任命为第一中队队长。我们都为他的进步而高兴。
1939年秋，我在鳌江参加了地下党，在《平报》做编辑工作。次年春，《平报》被国民党政府武装查封。之后，组织上要我转到丽水、金华一带工作。1941年1月中旬，我在金华已得知皖南发生事变的消息，愤怒之余，也很为阿炯等人的安危担忧。
但是，没有料到就在这个月的25日晚，我与金华文化界的7个同志，一起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26日被投入上饶茅家岭黑狱。过了一个多月，转囚于上周田。不久，新四军被捕的五六百个干部也被押解到上饶。特务把上下周田两个自然村的老百姓赶走，强占了他们的房子，又强迫我们打土墙架铁丝网，成立了法西斯统治的上饶集中营。地方上被捕的近百人，美其名叫“特别训练班”，新四军被捕的美其名叫“军官大队”。上周田有一个较大的祠堂，被辟为大课堂，一个月左右上一次大课。一天，我们这六七百个“囚徒”被集中在大祠堂里听那些“教官”胡说八道时，我突然发现坐在我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张很熟的面孔，仔细一看，正是阿炯。他被编人第三中队。他也很快发现了我。我们相约到“特训班”的厕所里大便，悄悄地用温州话讲了几句话。他问我怎么被捕的？我简单地向他说了说。他又说，他被捕后，身边已经不名一文，连买旱烟的钱也没有了。我连忙把口袋里的五元钱给了他。他很高兴地说：“我们又有一段时间可以吸旱烟了。”以后，特务管理越来越严，一方面企图诱惑我们屈服变节，一方面又以苦役、毒打、刑罚摧残我们的身心。于是我们与敌人之间，便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第三中队是当时斗争最剧烈的一个队。有时，我和阿炯在大操场上或大祠堂里远远地见到了，只能互相交换一下眼色，不能说半句话。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互相勉励着，对敌人进行坚强斗争。
1942年春，集中营内部改编，“特训班”被拆散，分别编入第三中队和第六中队。我被编人第三中队，原以为可以与阿炯朝夕相处，多得点帮助了，但待我到了三队，阿炯他们却编到第六队。当时，三队和六队的人，绝大多数是拒绝自首的人，被称为“顽固队”。三队队长仍是以暴戾残酷著称的特务曾恭生，被叫作“武顽固队”；六队的特务则改换伎俩，以政治欺骗为主，叫“文顺固队”。改编后没有几个月，日寇发动浙赣战役，自金华沿浙赣铁路向南侵犯。顾祝同的第三战区部队，不战而溃，纷纷向福建撤退。对被囚禁在上饶集中营里的抗日健儿和爱国志士，顾祝同很不放心，加派一个特务团，连同原来的宪兵连，于6月5日将我们武装押离上饶，也向福建转移。6月17日下午，我们第三队已渡过崇溪河。第六队最后渡河时，太阳已薄山头，敌人的警戒力量分散在河的两岸。六队的同志乘敌人首尾不能相顾的时机，冲上河岸，奔向武夷山区。敌人开枪射击，受伤被抓回去的没有几个人。当我得知阿炯已暴动成功，深为振奋。
1944年1月，我被营救出狱，到了温州，寻找地下党组织，听说阿炯已于半年前离开温州。直到1949年5月杭州解放，才从七兵团司令部金冶处得知阿炯等人的动向。那年下半年金冶由七兵团调到九兵团，他来信让我到上海去，与阿炯、阿桐（许布洛）等欢聚一次。我如约于1950年春节到了上海，他即电告阿炯。那时，阿炯任二十军政治部宣传科长，驻在昆山，他很快驱车到了虹口九兵团司令部。金冶又约了已转到上海徐汇区委工作的阿桐来。阿炯和阿桐紧紧抱住我，有说不尽的兴奋。金冶早已准备了酒菜，我们四个老同学、老战友便坐下来边吃边谈。阿炯说：
“1942年赤石暴动后，到了山岗集合时，原来和我一个组的四个人都走散了。第二天我一个人在山区的小路上走着，突然对面来了一个人，是六队队长、特务刘振柯，真是冤家路狭，要转身已来不及了，我就挺了挺胸，与他擦肩而过。如果他动手抓我，我就与他对打，估计我也不会输给他。吸取这次教训，我就改为昼伏夜行。黄昏以后，山路上的人少了，我就开始步行，到第二天黎明，找个偏僻的草棚子休息。后来知道这些草棚子就是我们浙南人到福建去种香菇搭的，每隔几十里就有一个，帮了我不少忙。翻山越岭，经过浦城、龙泉、丽水，走了十来天，回到温州，草鞋也不知穿破了多少双。在温州又怕遇见坏蛋，东躲西藏，过了好几个月，找不到地下党组织，想回苏北军部，也走不成。后来总算打听到四明山来了新四军浙东纵队，通过舟山一支灰色军队。才回到了部队。抗日战争胜利，又随军渡过杭州湾，北撤到山东。
他还谈起了解放战争时期的经历，参加过鲁中、豫东、淮海和渡江等战……
抗美援朝开始，阿炯又于1950年10月赴朝作战。1953年回来以后，转业到上海，担任上钢二厂党委书记，第二年调到上海市委工业部。1956年《杭州日报》发行扩大，原来的印刷设备太落后听说上海已能自制小型轮转机，市委派我去上海想想办法。我到上海找到了阿炯，向他诉说了《杭州日报》遇到的困难。他说:“现在的机器生产都有计划，一台轮转机，有好几吨重，体积又很大，不是个小家伙，计划外搞一台，难度很大呀。不过，你既然找到我了，总不能让你空跑一趟吧。如果今年来不及，明年也总要为你们增产一台。”阿炯是说话算数的1957年下半年，一台新的轮转机终于运到杭州，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但是，我来不及向他感谢就被错划为“右派”。直到 1962年摘帽以后，我才到上海给他补致感谢之忧。
后来，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终于爆发了“文革”。阿炯也落难了，几乎弄得家破人亡。1979 年拨乱反正以后，他知道我的错案已经平反，恢复党籍和原来的职务，特地来杭看我。我们都说,这是第二次解放。兴奋之情不下于第一次解放。我带了爱人和他一起上莫干山去看望正在那里休养的金冶。我们几个老同学、老战友又一次欢聚在一起。
莫干山的夏夜，月明、风清、凉爽，我们又谈起了“文革”中的遭遇。阿炯说：“那批造反派，真是蛮不讲理。我被捕囚于上饶集中营的历史，过去部队里早给我作过结论，解放后审干时，上海市委又一次给我作了没有问题的结论。但是，这些造反派硬是说那是走资派对我的包庇。天天批我，斗我，我对他们说，我在集中营里坚持斗争，组织赤石暴动，出生入死，找回部队，怎么会是叛徒呢？天下哪里有这样的叛徒呀！”他还说：“你们都认识，容兰是多么好的同志。解放初期，在上海连演50场《白毛女》，场场爆满，轰动大上海。后来她调去搞沪剧，与丁是娥搭档，编了《芦荡火种》。但江青、张春桥他们硬说是毒草，组织批斗。那天，她骑车去参加批斗会，在里弄口避让一个孩子，不幸车祸身亡，弄得我既当父亲，又当母亲。”
后来，在上海市府文卫办工作的老战友白依萍，很同情他的处境，毅然同他结了婚，使他的家庭重新温暖起来。老白对容兰生的四个子女视同己出，爱护备至。她对阿炯的晚年生活。更是照顾得无微不至。特别是阿炯病倒以后，她硬撑着自己多病的身体，几乎天天到医院去服伺他。
1982年，我们曾一起回平阳，参加平阳县委召开的抗日救亡运动座谈会。许多老同学、老战友欢聚在一起。他谈笑风生，完全恢复了过去的活跃。会后，还为引导我们参加革命的梅康、项经川、杜贤宏、黄藻如四位老党员开了纪念会。阿炯为项经川，金治为杜贤宏，杨力秀为黄藻如，我为梅康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事迹，肯定了他们革命斗争的功绩，推倒了横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不实之词，赢得了家乡人民的称赞。
阿炯在1986年从同济大学党委副书记任上离休以后，仍干了几年党委顾问的工作。90年代以后，他几乎每年春天都要来杭州休养一段时间。西湖的秀丽景色，是他所喜爱的，这里还有他的弟弟和老白的亲友，以及我们这批生死与共的老战友，可以敞开心怀，谈天说地。他中风以后，右腿走路不太方便，仍然坚持每年到杭州来一次，而且欢喜住在我的家里。他说：“你家离西湖近，到湖边散散步，比上海的公园好多了。你家里所有房间，都无门槛，走起来不会跌跤，我很放心。你的书房里有那么多书，我可以随心所欲地翻阅。以后我到杭州来，就主要住在你家，你到上海来，就主要住在我家，这就算是我们的口头协定吧！”但是，这项协定没有执行几次，他就因在上海他家门外的愚园路上散步而不幸昏倒。醒来后，他怕老白担忧，还瞒住她，以致耽误了及时抢救。我闻讯后，曾赶到华东医院看望他，他还微笑着告诉我他昏倒的经过，还满怀信心地说，这里医疗条件好，争取明年基本康复后再到杭州来。但第二个春天，没有等到他来，我再去华东医院看望时，他的病情已经加重，昏昏沉沉，不能言语，认不出人了，鼻子里插了几根管子，以后终于成了植物人。
我给他送别时，写了一副挽联：
炼狱上饶铁骨丹心却群魔：暴动赤石英雄虎胆留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