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住院时，一天傍晚，空着的邻床上住进了一个新病员。夜色昏暗里，只见一位头戴罗松帽，身穿粗呢短大衣的老人，撑一支弯柄竹杖，佝着腰，哼哼呀呀走进病房。紧接着便是不住地呻吟，咳嗽，吐痰，折腾得我一夜没睡好觉。
第二天清晨，我端量了一下新来的病友，发现他皮肤黝黑，身材干瘦，由于门牙残缺，上唇萎缩，一颗下牙微露唇间。
侍候他的儿子倒身材魁梧，人很和气。我问他：“老人多大年纪了？”“八十三了。”由于晚间欠眠，我打着呵欠说：“他白天倒安详，晚上怎么就不舒服？”“半个月了，日轻夜重，在家也这样的。”他儿子向我解释。于是我们攀谈起来，知道老人来自滆湖边农家，与我的故乡一湖之隔。一会儿听到轻微的鼾声，老人侧身曲肢睡着了。
病房的黄昏是枯燥的，我们几个“老”字辈病友便拥被而谈，消磨时光。说也巧，几位病友大都来自湖边乡下，湖畔留着各自的童年梦，于是我们便扯起了围湖造田怀念起往昔的湖边风情，还谈起了当年新四军游击队在湖边的活动。这种遥远的回忆，恬淡而悠长，给枯燥寂寞的病房带来些许生气。令人想不到的是，邻床的老人这时也不慌不忙地坐起身来，拥着被，披着大衣，罗松帽压到眉棱，眼睛眨巴眨巴的，好像天真的孩子在一旁偷听故事。给我们的感觉是他精神好了许多。
我回忆说： 1946年冬天，我上小学六年级，由湖边的厚庄到三里外的厚余镇上学。有天早晨，天气很冷，见路边敷着厚厚白霜的衰草上，有断断续续的滴血，殷红殷红的。当时结伴而行的同学们七嘴八舌起来。有人说，昨晚村里的狗闹腾一夜，半夜里还听到远处有枪声。大家越议论，心里越有种不踏实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惊心动魄的事情。一到镇上，见家家店门紧闭，一改平日的早市热闹，心头便升起了一份神秘感。
直到进了学校才得知，原来昨晚新四军游击队袭击了乡政府，缴了自卫队枪支，砍了自卫队长的头。我心里不由得暗暗感到松舒。因为那自卫队长石某，前几天还带领自卫队下乡要捐要粮要柴，折腾得村村鸡飞狗跳。我们村里的愣汉邓风生拒不交柴，就被他用枪柄打断肋骨，至今还躺在家里呢！
自此，共产党声威大震，而威风一时的自卫队也就声消迹灭，连平时在镇上吆五喝六的地痞恶棍们也噤若寒蝉。可我心里总忘不了那天清晨路边霜上的滴血，它就像一幅画，从此以后一直铭刻在我的心底，时时勾起我的遐思。
解放了，我考取了军校。毕业后随部队转折迁徙，由繁华的大上海来到峰峦如涛的大别山。我思念故乡，怀念故乡湖边轶事，仍忘不了那天清晨路边霜上的滴血。
记得我入党时也回忆了那幅画面，因为我最初认识的共产党是和这幅画面融合在一起的。我一向以为那次袭击事件，是涵湖游击队所为。到九十年代，故乡朋友赠我一本《厚余乡志》，说那次袭击事件是茅山武工队所为。
但究竟如何，多年来仍是一个难解之谜。
我在病房回忆这段往事，本想引起来自湖边的病友议论，帮我破译谜团。谁知邻床新来的老人，听了我的叙述后，他那原先目光混浊的眼里放出光来。那目光就像洒在湖面上的月辉，温馨而明洁。他颤着声说：“那正是我们干的。”这和悦而肯定的语气，顿令大家愣神，这也是我听到他开口的第一句话。他接着说：“那次茅山是来人的。我们武南留守武工队，由湖东卢家巷乘船，穿湖到你们厚庄上岸，与茅山武工队东西合击，攻入防守严密的厚余，包围傅家祠堂，打得很激烈。歼敌后，茅山来的人向西转移，我们向东撤退，有几个伤员是由战友背到船上去的，路上难免留下了一些血滴……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位一个夜间搅扰我睡梦的新病友，竟是我多年要找的知情人。正如辛弃疾《青玉案》词中所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他也许有点儿累了，示意儿子扶他调头而睡，把脸朝我躺下，好像更便于相互交流。他告诉我：“当年新四军主力北撒后，国民党为了强化基层政权，乡乡成立自卫队。你们厚余的自卫队多达50人，有机枪一挺， 步枪30多支，还有七八条短枪。他们下乡欺压百姓，作威作福。为了对付他们，当时我们集中两支武工队，打起来仍很吃力的。我们没有机枪，只有短枪加手榴弹，但还是打了个漂亮仗……
老人气喘吁吁的，讲得激动时便引起一阵咳嗽。我由他儿子的补充介绍里，知道老人原来是位令人尊敬的抗日老党员，参加过多次战斗。解放后组织上安排他到苏北一农场当负责人，他却因自己没有文化而要求回家务农，直到今天。这时护士走进来催促熄灯，我们的夜谈也就此戛然而止。
灯是熄了，我却仍然心绪如潮。原来自己珍藏心间半个世纪的画面，直到今天，才终于看清了“画”的全貌，还看到了它的“作者”中的一个成员。这位有着非凡的光荣经历的老人，至今仍是满身泥土，立足于湖边乡村，他是一个本本分分的耕稼人，更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
是的，当年他和他的战友，曾以青春和热血描绘革命的真理，那绘出的真理画面是那样地激动过我，使我获得启示；而今，我又能在他的淡泊一生里感受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崇高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