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组建华中野战军，苏中七战七捷，谱写解放战争新篇章
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两个命运的抉择。国民党积极准备抢夺抗日胜利的果实，为此，中共中央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此时，粟裕已南下任苏浙军区司令员，进军苏浙皖，三战天目山，取得对国民党正规军作战的连续胜利，实现由分散游击向大兵团运动战的战略转变。粟裕坚决拥护中央的决策，即着手作出一系列准备工作，建立新根据地，动员部队抓紧整编和训练，在北撤的同时进行坚持江南斗争的部署，为解放战争提前做好了准备。
1945年10月，粟裕率苏浙军区部队和地方干部渡江北上，回到苏中地区，我们和粟裕再次相聚。10月至11月，根据中共中央组建军队兵团的决定，粟裕参与组建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他坚决拒任华中军区司令，两次电告中央改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坚持主张由张鼎丞任司令。12月3日，粟裕和华中领导报中央建议举行高邮战役获准，歼日军1100人及伪军5000人，打破蒋军“开锁进门，长驱直入，直捣两淮”企图，大大改善华中南线战略态势。
1946年7月中旬，盘踞在南通的国民党军第一绥靖区司令官汤恩伯（后由李默庵接替）指挥5个整编师15个旅12万人，向我苏中解放区大举进犯。华中野战军3万余人，在司令粟裕、政委谭震林的指挥下，奋起迎战，发起了苏中战役。战役之前，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以山东、晋冀鲁豫和华中三支野战军进人国民党统治区作战，实行外线出击的方针，并决定华中野战军主力兵出淮南，与山东野战军配合作战。粟裕对当时敌我情况和战争发展趋势作了仔细分析，及时向中央军委和陈毅提出依托解放区先在苏中打几仗，然后再考虑外线作战的建议，中央军委最终同意粟裕的建议。从7月13日至8月27日，在一个半月里，粟裕指挥部队出奇制胜首战宣泰，再胜如南，然后智撤海安，奇袭李堡，又攻克丁堰、林梓，紧接着攻黄（桥）救邵（伯）打援一举三得，加上保卫邵伯，连续作战七次，均获胜利，这就是有名的“苏中七战七捷"。华中野战军首创一个战役歼敌6个旅、5.3万余人纪录，歼敌人数为己方的1.76倍，打出人民解放军的神威，创造战争史上的奇迹。我所在的一分区是苏中战役的主要战场，为了支援主力部队作战，我们竭尽全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时值盛夏酷暑季节，我们召集分区各县抓支前工作的负责同志开会，要求保证主力部队要人有人，要粮有粮。在支前工作中，刚刚获得土地的农民所表现出的热情是十分感人的。据统计，仅一分区的紫石、如皋、如东、南通四县就出动民工近50万人次，供应粮食13万担。
苏中战役开始后，通榆公路线的（南）通如（皋）段和李堡、角斜段已被敌人占领，原来的通如海启地区，事实上已被分割成为敌后，于是华中局决定划这部分为九分区，实际就是原来抗战时期苏中四分区的范围。
九分区成立之前，约在7月底，粟裕找我谈话。他说，目前我军正在和国民党军队打仗，从形势的发展看，主力部队在苏中战役以后，有可能作战略上的转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敌后坚持要靠地方武装，因此组织上决定你到新成立的九分区担任司令。这个决定使我感到有点突然。我说，我不是军事干部出身，离开南通警卫团也已3年了。我建议由曾担任南通警卫团副团长的程业棠或罗桂华来担任，他们都是参加过三年游击战争的老红军。粟司令说：“你抗战时期先后在南通地区任过县长兼团长、专员，熟悉当地的情况，干部群众对你也比较熟悉，这对坚持原地斗争很有利。”当时情况紧迫，七战七捷尚未结束，我只好临危受命。原四分区机关及直属部队都合并到一分区，现在重新成立九分区，我和一分区副政委许家屯商谈分家的事，最后只同意给我3个侦察员、8个通信员，其他什么也没有。
1946年8月6日，宣布成立九分区。接着，成立九地委和九专署。洪泽任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我任分区司令兼专员。九分区成立之初实际是个空架子，原来的地方武装大多已上升主力部队，剩下的武装人数少，装备和战斗力弱，敌我力量悬殊。粟司令考虑到我们力量太弱，下令从二分区调拨高宝县团一个营，来作为分区武装的骨干。在分区地委会议上，我提出估计苏中东线敌军目前正向盐城、阜宁一带进攻，以配合西线两淮战役，我区可能有两个月的空隙，建议全分区在8月份基本完成土改，9月份发动5000人大参军。洪泽和地委同意我的意见，洪泽并提出参军任务由如东一县担任。结果如东仅用20天时间提前完成了任务。我们决定送3000人补充陶勇一师，其余2000人建立分区兵团，由副专员叶胥朝带领新兵到一师。我给陶勇写了封信，请他支援新分区武器弹药。陶勇送来了轻机枪五六十挺、步枪1000支，真是雪中送炭!在粟司令、陶勇师长的大力支持下，我们采取种种有力措施，确保了九分区能够在敌后坚持斗争，并得到发展。
四、逐鹿中原，高瞻远瞩，“粟司令打仗仗仗胜”
苏中战役后，粟裕率领华中野战军挥师北上。他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向新四军军部和中央军委提出华中、山东两个野战军集中行动以改变战局的建议，获得同意，中央军委并决定赋予粟裕今后战役指挥权重任。12月，粟裕协助陈毅发起了宿北战役，为两个野战军会合后第一次协同作战。陈粟指挥部队对敌穿插分割，各个歼灭。于18日全歼蒋军整编六十九师及其他各部，共歼敌2.1万余人，是解放战争以来一次作战歼敌人数最多的战役，是华东战局第一个转折的标志。宿北战役接近尾声时，陈粟两人经过反复研究，认为在鲁南再打一个大歼灭战，能为今后山东作战创造良好的战场条件。因此从1947年1月2日至20日，发起鲁南战役。经过两个阶段连续作战，全歼国民党军整编二十六师、整编五十一师和第一快速纵队共5.3万余人，缴获大量美式武器装备，创造华东战场上一个战役歼敌数字的新纪录。中央军委贺电指出，“鲁南胜利，局面打开，我已夺取主动，敌已陷于被动”。与此同时，华东野战军正式成立，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
粟裕密切注视战争的发展趋势，探索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作战指导思想上，他特别强调树立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思想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歼灭战思想。在提高大兵团作战能力上，粟裕特别强调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指挥员树立协同作战的整体观念，提高大兵团作战的指挥艺术，组织部队学习大兵团作战的战略战术，充实和改善战斗部队的兵员和装备，对技术兵种的建设给予特别的关注。
华东野战军连战连胜。1947年2月23日取得莱芜大捷，消灭国民党1个绥靖区前方指挥所、2个军部、7个师共5.6万余人。随后，粟裕又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果断地于5月13日黄昏发起孟良崮战役，经过浴血奋战，于16日全歼被蒋介石多次嘉奖的“模范军”整编七十四师3.26万人。
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的胜利，对国民党反动派是最沉重的一击，对解放区军民是极大的鼓舞，严重顿挫了蒋介石对山东的重点进攻。
与此同时，1947年5月下旬，我召开了分区作战会议，决定在启东与海门交界处，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攻击紧靠长江边的灵甸港据点。我带领七团从如东出发，到达海启地区。29日晚至30日凌晨，七团会合东南警卫团猛烈攻打灵甸港，全歼守敌保安大队一个连。接着按计划分别进入伏击阵地。30日上午9时许，县城敌增援部队八十三师五十五团果然进入我伏击圈，遭我突如其来的袭击，乱作一团。七团、东警指战员从四面冲杀上去，不到1小时就胜利结束战斗。共毙伤敌副营长以下80余人，生俘4个连长以下440余人，繳获重机枪3挺、轻机枪34挺、步枪255支、子弹2.3万余发及其他军用品。
灵甸战斗的胜利，受到华东军区首长陈毅、粟裕、谭震林的电令嘉奖：“此次，你部在灵甸战斗，歼敌甚众，万民振奋，特电嘉奖。希继续努力，不断积小胜为大胜，并作充分准备，配合主力反攻!”陈、粟、谭当时正统率几十万大军与敌人作生死搏斗之际，还能细心地关心我们在遥远敌后的小小胜利，慰勉有加，使我全分区指战员欢欣鼓舞，信心倍增。此役，是我们分区七团建团以来所取得的空前胜利，打出了军威，振奋了士气，是整个分区解放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从此以后，分区兵团基本上是攻无不克，屡战屡胜。
1948年，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为发展战略进攻，决定粟裕率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组成第一兵团渡江南进，吸引和调动中原敌军20至30个旅回防江南，进一步开展中原战局。粟裕一面抓紧整训部队，准备南进，一面密切注视中原和全国战局形势的发展。经过两个多月的深思熟虑，粟正式向中央提出三个纵队暂不渡江，集中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主力，争取在中原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的建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对此极为重视，电告陈毅、粟裕赶赴中央，当面听取了粟裕的意见和建议，迅速作出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留在中原作战的决策。粟裕不负中央的厚望，回来后就组织指挥了豫东战役，集中华野及西兵团，在中原野战军密切配合下，一举攻克开封，并歼灭区寿年兵团共9万余人。豫东战役的胜利，使中原、华东战场的形势出现了新的转折。
1948年4月，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我奉命率九分区七团上升到主力部队，任华东野战军十一纵队三十三旅旅长。临走前，我查了一下九分区部队的统计，从1946年8月分区建立到1948年3月一年半多的时间里，全分区（包括分区兵团、县团、区队和民兵游击队）毙、伤、俘敌1.6万余人，分区、县、区脱产武装从原来的1600余人发展到1.6万余人。总算没有辜负粟裕和华中局的委托，没有辜负全分区300万军民的期望。
1948年9月，粟裕集中华野兵力，以6个纵队攻击济南，由许世友、谭震林指挥；以8个纵队在济宁、兖州一带，准备打援，由粟格直接指挥。攻城战斗于9月16日晚开始，经8昼夜奋战，歼敌14万余人（含吴化文起义2万余人），并活捉王耀武，使徐州增援之敌迟迟不敢前来。这是解放战争中第一次攻克有10多万敌人占据的大城市，为今后进行大规模决战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在济南战役行将结束时，粟裕及时向中央军委并华东局中原局建议举行淮海战役，攻占两淮和海州，歼灭援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小淮海战役"计划。中央军委于次日迅速批准了这个建议。在战役进行的过程中，粟裕又及时向中央军委和中原野战军首长提出截断徐蚌线，抑留敌人于徐州地区，力争把国民党军队主力，就地逐步歼灭等重要建议。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采纳了粟裕和中原野战军首长的意见，使淮海战役发展成为一次大规模的以徐州为中心的战略决战。淮海战役我军以60万人战胜80万蒋军主力及精锐部队，经过65天奋战，歼敌5个兵团、22个军55.5万人，又一次创造战争奇迹，成为解放战争时期三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歼敌最多）之一。其中粟裕指挥的华野，在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歼敌黄百韬、孙元良、邱清泉和李弥4个兵团，并派3个纵队及特种兵纵队支援二野歼灭黄维兵团。战后，陈、粟下令将华野参战部队所缴获的武器，全部留下送给二野，体现了他们大公无私和照顾全局的崇高风格。
在淮海战役中，十一纵队参加第一战役的阻援，在徐东山区与七纵、十纵阻止敌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东援。经过我军浴血战斗，节节抵抗，虽然蒋介石一再下死命令，该两兵团也进到了距碾庄圩仅15公里处，但是却未能再进一步，眼睁睁地看着黄兵团的覆灭。此后参加第三战役的困歼陈官庄战斗，我纵挫败敌人两次突围企图，歼敌千余人，最后配合兄弟部队总攻陈官庄敌指挥所，活捉敌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我纵前后共歼敌12800余人。
单淮海战役结束后，中央下令将全国人民解放军整编为四个野战军，华野改为第三野战军，下辖四个兵团（七、八、九、十），我所在部队改编为第二十九军，隶属叶飞第十兵团，胡炳云任军长，张藩任政委，我任参谋长，惠浴宇任政治部主任，部队未进徐州，即开到苏中如皋一带，准备渡江。
渡江战役，东集团由粟裕亲自指挥八、十两兵团渡江作战。4月21日晚，我二十九军从最东边江面最宽的张黄港出发，顺利渡江，并促使江阴要塞起义成功，活捉要塞司令戴戎光（事前我军派出一个团长、三个营教导员打人该部），接着顺利解放无锡、苏州。
5月10日，我和军长胡炳云到常熟参加三野作战会议。会后发布的命令上，确定我军在二十八军配合下，要在12日中午攻占浏河，傍晚从该地出发，于14日拂晓前攻占吴淞、宝山，或者在昊淞与江湾之间攻占殷行镇，切实封锁黄浦江，以防止敌人从海上逃跑。叶飞看到命令后认为从浏河到吴淞距离太长，又要经过几个重镇，而且防守敌人最强，恐不易实现。他去找粟司令，后听说上海内部可能起义，就未再提意见（事实上确有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陈仪动员他的学生汤恩伯起义，也有与地下党有关系的张权将军联系部分军官准备于16日起义，可惜汤出卖了陈仪，张权也被叛变者出卖，两人都遇害，起义未成功）。
13日凌晨，我八十七师二六O团与二五三团攻打月浦，八十六师攻打月宝公路一线。因战前规定要轻装猛插猛打，所以陷入敌人长期经营的钢筋水泥碉堡群网络，伤亡很大，一再受挫。14日傍晚二六O团剩下少数部队和其他两团配合，终于攻占月浦，并在以后打退敌人多次反击，但在敌海、陆、空三方夹击下伤亡严重。
15日晨，我把这情况向叶飞报告，并建议要改变原定急袭猛扑战术。叶飞问我部队伤亡情况，我说已超过2000多人了，他吃了一惊，说部队暂时停止攻击，并要向粟裕请示。粟也得到其他军的类似情况，因此决定前沿各部队暂停进攻，今后以攻坚为此次战役的主要战术手段。经过思想动员，发扬民主和阵前练兵，大家求战情绪高涨。当5月23日三野下令总攻时，二五三团二营两个连仅用两个多小时，就拿下月浦前面的25、32高地，歼敌一个营，自己仅伤亡11人。25日午夜各路大军全面出击，26日二十九军攻占宝山、吴淞。三野共歼敌15.3万人，其中二十九军歼敌1.26万人。粟裕根据实际战况及时调整战术，起了关键作用。
粟裕能够创造性地贯彻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策，并且能够从实际情况出发，敢于和善于提出不同意见，这是他求实精神和高度责任感的表现，也是与他长期处在战斗第一线，熟悉实际情况，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经验和作战经验分不开的。而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也总是纵观全局，虚心听取各战区指挥员的意见及时作出正确的决策，并随时修正已经作出的决定。这就把高度的集中统一和充分发挥各战区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最好地结合起来，这是人民解放军得以克敌制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本质的生动体现。
五、高风亮节，无私无畏，功勋永垂青史
新中国成立后，粟裕先后担任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他从我国国情、军情出发，针对反侵略战争面临的问题，对我军的战略方针、作战指导、国防建设、战场建设等，进行了艰苦而有价值的探索和研究。他以极大的精力指导加强海军、空军和陆军技术兵种建设，加强军队院校建设和各级司令部的建设，加强合成训练和民兵建设，为使我军建设成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殚精竭虑，忘我工作，作出重大贡献。
1958年，在彭德怀主持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一个历史的失误。但他始终不渝地坚信党，忠诚于党的事业，不埋怨，不消沉，一以贯之为党为革命努力工作。
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等人时，有人劝粟裕也参加批彭，但他始终没有发言。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粟裕表现了坚强的党性和高风亮节。在“文革”期间，根据周总理的安排，粟裕有数年时间参加国务院军工生产及交通方面的领导工作，在极其复杂困难的情况下，他坚决抵制林彪、“四人帮"对国民经济的干扰破坏。粉碎“四人帮”之后，他衷心拥护和坚持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了大量指导工作，对中国的前途满怀信心。
“文革”期间，我也在劫难逃，成了“福建第二号走资派”、“叶飞的黑干将”，受到监禁，长达7年，还当了一年老百姓，到1975年初才恢复工作。1977年11月，我调到北京，任轻工业部部长。1980年11月，中央决定调习仲勋与杨尚昆回京，由任仲夷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我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临行前，我去看望粟裕同志，他强调广东、广州工作的重要性，谆谆勉励我到广州做好工作，使我十分感动。
1984年2月5日，粟裕同志不幸与世长辞。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粟裕同志以他革命的战斗的实践，建树了伟大功勋，而他自己却常自谓是沧海一粟，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谦虚谨慎的崇高品德将永垂青史。我怀念在粟裕领导下战斗、工作的峥嵘岁月，我更怀念粟裕同志，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