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1875-1907）字球卿，号竞雄，又称鉴湖女侠，祖籍浙江绍兴，生于福建厦门。她受新思潮新文化和革命形势的影响，通过不断努力，与时俱进，终于从一位“名门闺秀”成长为一位自觉的革命家，并为辛亥革命大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秋瑾牺牲后，孙中山先生到西湖秋瑾墓前祭奠，题赠“巾帼英雄”匾额；1958年郭沫若同志为《秋瑾史迹》所写的序文中，称她“不仅为民族解放运动，并为妇女解放运动，树立了一个先觉者的典型”。秋瑾烈士对这些评价是当之无愧的。
“但凡爱国之心，人不可不有，若不知本国文字、历史，即不能生爱国心也。”这是秋瑾生前对侄儿秋壬林的谆谆教导，也是她从读书中获得教益的最好说明。
秋瑾自幼天资聪慧，刻苦好学，青少年时期攻读了《四书》、《五经》和许多历史著作。她的母亲单氏（萧山人）喜爱文学，擅长诗词，对她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因此，11岁时她已会作诗。秋瑾对西汉初年著名的游侠朱家、郭解等人“言必信，行必果”的品格备加羡慕，对历代的女豪杰尤其推崇。她读了《芝龛记》杂剧，写了8首诗对书中两位明末女英雄秦良玉、沈云英大加赞扬，并抒发感慨：“莫重男儿薄女儿……始信英雄也有雌”、“肉食朝臣尽素餐，精忠报国赖红艳。”这显示了年轻的她已萌发了争取男女平等、平权的思想和“精忠报国”的志向。这位“才女”与众不同，在读书之暇，还学会了使枪弄棒舞剑许多武艺和骑马驰骋的本领，为以后投身革命练就了强健的体魄。
1895年，秋瑾的父亲秋寿南从福建调任湖南。第二年，她由父母之命，凭媒妁之言，与湘潭富商之子王廷钧结婚，这时她21岁。王廷钧纨绔习气浓重，这与秋瑾正气热忱的性格自然不能融洽，因此经常发生争吵。从“可怜谢道韫，不嫁鲍参军”的诗句，可看出她对这桩婚姻的不满。
秋瑾思想巨变，决心投身革命，发生在寓居北京时期。
1902年，王廷钧进京捐官，秋瑾随之同往。在北京，她结识了思想进步，且在文学上有同等造诣的昊芝瑛女士等人，有机会读到当时的进步书报，如《新民丛报》、《苏报》、《罗兰夫人传》、《东欧豪杰》等等，又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精神为之一振，眼界为之大开。同时，她也目睹了在庚子事变之后，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的猖獗横行，清政府的昏庸腐朽，因此忧愤填胸。她慨然叹息：“人生处世，当国济艰危，以吐报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在《满江红·小住京华》中她写道：“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这时她所作的《宝刀歌》、《宝剑歌》等，同样激越悲壮，充满豪情侠气。她对封建家庭的不满也进一步公开化。有一次，王廷钧前往妓院吃花酒，却对秋瑾着男装去戏院看戏横加指责，甚至打骂，冲突终于爆发。秋瑾愤而出走，住进客栈。以后毅然东渡日本留学，与封建家庭和腐朽的社会彻底决裂，走上民族民主革命大道。
秋瑾东渡日本直至为革命献身，在这三四年时间里，她把全部生命投入到为争取男女平权、推翻清廷、挽救祖国危亡的斗争中去，从而成为时代的先锋人物。这个时期，她的诗词中常见有“拚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之类的呐喊：其杂文书信及弹词《精卫石》等，也无不思想深刻，战斗性强，富有鲜明的时代精神。
1904年5月秋瑾到达日本东京后，入中国留学生公馆所办的日语讲习班，补习日语。年底结业。这年在日本，她除结合实际学习革命理论外，还多方联络热血朋友，如结识了宋教仁、冯自由、刘道一、王时泽、徐锡麟、陶成章等一批仁人志士。她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与留日女学生陈撷芬等10人重组“共爱会”，提倡女子爱国、自立、学艺、合群。共爱会会员全为女子，这实际上是近代中国妇女首先成立的爱国组织。为了唤醒民众，她组织"演说会"，创办《白话》杂志，与梁启超保皇党的《新民丛报》对立，倡导女子求学，鼓吹以暴力推翻清廷。这年，她还和刘道一等10人，参加了秘密反清组织“三合会”，并被封为“军师”。秋瑾在日本常穿和服，靴藏倭刀，刀柄上还刻有“鉴湖女侠借以雪耻”8个字。她那张穿和服、持倭刀、显现其豪放任侠性格的照片令人过目不忘，已成为她的经典形象。
为了筹措学费，1905年初秋瑾回国探亲。回国后，她通过陶成章写信介绍，会见了在上海主持光复会会务的蔡元培。回绍兴后，访问了徐锡麟，并由徐介绍，加入光复会。
这年7月，秋瑾再次东渡日本，转入青山实践女校，攻读教育工艺等学科，对医院的看护工作悉心加以研究，还热衷于射击，学习制造炸药的方法……
秋瑾东渡留学生涯中，对她一生来说最为重大的事件是：这年8月，孙中山先生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在黄兴的介绍下，她单独与孙中山先生见了面。倾谈之下，她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和方策大为信服。几天之后，由冯自由介绍，在黄兴寓所，她加入了同盟会。因为她是浙江光复会会员，所以被推为评议部议员和浙江省主盟人。秋瑾是浙江籍留日学生中加入同盟会的第二个人（第一个人是蒋尊簋）。从此，秋瑾更加斗志昂扬。
为破坏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中日两国政府相互勾结，11月日本文部省公布限制清朝留日学生政治活动的“规则”，按照“规则"，有违犯者将被强行送回中国。为此，著名的革命家陈天华蹈海自杀以示抗议，秋瑾闻之悲愤难抑，她力主留日学生全体回国，并于年底先行回沪。临行之前，她发表演讲时，随手从靴筒中抽出倭刀，猛地插在讲台上，声色俱厉地说：“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清廷，卖友求荣，欺压百姓，就请吃我一刀！”她疾恶如仇，革命立场是何等地坚定！
秋瑾于1906年年初回到祖国。她在给王时泽的信中说：“吾归国后当尽力筹划，以期光复旧物……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且光复之事，不可一日缓，而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她这种以身殉国的决心，令人敬仰。这年2月，秋瑾在绍兴明道女校代了几天体育课。3月，去吴兴南浔女校任教，向师生宣传新思想，传授新知识，虽遭封建顽固势力反对，但结识了女校长徐自华（字寄尘）等好友。徐后来也参加了光复会。
这年夏天，秋瑾离开南浔到上海，筹办中国公学。与徐锡麟的好友、归国留学生陈伯平（又名陈墨峰）等人，准备发刊《中国女报》，并积极组织锐进学社，联系各省同志。后与陈伯平一起制造炸弹，失慎爆炸，秋瑾伤手，陈伤一目。因从此受到巡捕监视，秋瑾暂回绍兴隐避。这年冬，她曾到杭州，与蒋尊簋（时任杭州新军混战协第二标标统）等人相见，在军学两界秘密发展光复会会员。
从1907年年初开始，秋瑾为筹划起义而呕心沥血，竭尽全力。
秋瑾在好友吴芝瑛、徐自华等人的鼎力资助下，1月《中国女报》在上海创刊发行。她在发刊词中阐明办报的目的：“吾今欲结二万万大团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为迷津筏，为暗室灯，使我中国女界中放一光明灿烂之异彩……对提倡女权、宣传革命的《中国女报》，清政府视之为“洪水猛兽"；受压迫的人民大众，特别是女同胞则如听到春雷轰鸣。
不久，秋瑾回绍兴主持大通学堂。她常穿男装，骑大马，带领学生到野外打靶，提高射击技术，积极培养军事人才。与此同时，则联络金华、兰溪等地会党，组织光复军。她秘密拟订光复军制，编各地会党为8个军，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8个字为记号，还起草檄文、告示等，与徐锡麟分头准备安徽、浙江两省起义。徐锡麟于7月6日在安庆虽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但起义失败，徐本人旋即英勇就义。清政府发觉皖浙间的联系，派兵包围大通学堂。秋瑾等人寡不敌众，她与其他5人于7月13日被捕。
秋瑾在被捕之前，有人曾劝她离校暂避，但她已决心殉难，毅然拒绝说：“我怕死就不会出来革命，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要求男女平权，首先要做到男女平等的义务，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绍兴知府贵福审问秋瑾，她百问不答；又交山阴县知县李钟岳审问，秋瑾仅书“秋风秋雨愁煞人”7字。贵福改派幕僚余某严刑逼供，秋瑾只说：“革命党人不怕死，欲杀便杀！”无可奈何的贵福，生怕秋瑾的被捕会激起更大的事变，急急忙忙请示浙江巡抚张曾易后，于1907年7月15日凌晨，在绍兴轩亭口，用野蛮的斩刑，将秋瑾杀害。她从容就义时，年仅32岁。
秋瑾的殉难使更多的人知道了秋瑾，懂得了革命，激起了强烈的愤怒的革命风暴，从此革命起义此伏彼起。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这场革命埋葬了清政府，而且使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此结束。秋瑾在黎明前死去她死得光荣。
秋瑾烈士以自己的鲜血，改写了女界无死于国难的历史，证明了中国女子与男子有同样的爱国热忱。她虽死犹生，其爱国精神水不磨灭。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39年，周恩来同志回绍兴，在给表妹的题词中写道：“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望为我越东女儿争光。”这也可看作是他对秋瑾的崇高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