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我们二野文艺新闻大队接首长指示，要解放康藏高原，并要在文艺新闻大队中抽调文化水平较高，有英语基础，能在野战部队担任英语翻译的干部。最后，在文艺新闻大队各中队挑选了10名，即许先甲、谢均安、朱谱钦、韩克宽、浦其昌、张智斌、曹孝玉、郑振富、靖静和沈沫，加上从二野有关部门调来担任正副组长的孙方、程建民，与业务指导刘景丰共13人组成了英语翻译组。这13人绝大多数是上海的大学生，年龄都在20岁左右。当时由二野司令部作战处长李觉直接领导。
农历正月初五，李觉率领我们英语组还带一个通讯排以及装有各式电台与武器装备的三十辆军用卡车车队，离开重庆向十八军军部驻地乐山进发。汽车跑了一整天才到乐山。
在乐山我们翻译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一些党的民族政策、各种标语口号等，还学习藏文藏语。3月27日，在乐山五通桥镇举行了隆重的进军西藏誓师大会。
我们英语组配发了一台长短波美军军用电子管收音机（这是在战争中缴获的战利品），任务是让我们每天在行军宿营后收听BBC和VOA以及全印广播，收集他们对我军进军康藏高原的反应，我们及时译成中文供首长参考。
记得那天我们要过一座铁索桥，北方的骡马没有走过这种桥，走到桥中央死也不肯往前走了。有一个民工强牵着牲口走，一不小心牲口连人都跌下铁索桥。桥下是山洞，水流湍急，怪石林立，桥面与河水相距60-70米，人和牲口跌下去后就看不见了，派人追到下游缓流处，才找到那个早已牺牲的民工。桥还是要过的，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先用树枝和竹杆把桥的两边挡住，把牲口背上的驮子卸下，由人扛过桥，然后再把牲口一一赶过桥。过了这座铁索桥后，我们在二郎山脚下的两路口宿营。前进指挥所决定兵分二路，一部分由四、六号首长率领翻越二郎山，向康定进发，一部分留在两路口待命。我们英语组属于留下的部分，一方面修桥修路，一方面洗洗衣服休息。
二郎山是进藏途中第一座高山。记得有一首歌唱的就是二郎山：“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古树荒山遍山野，乱石满山岗，羊肠小道难行走……我们翻越二郎山时，整天细雨蒙蒙，白天也伸手不见五指，寒气随着海拔逐渐升高，开始是下雨，后来下起了大雪和冰雹。山路难行，有时仅剩一足之宽，峭壁耸立，使人屏息凝神不敢俯视。从早晨五点出发，一直走到晚上八九点钟才爬到山顶。离山顶二三里路有一个十来户人家的村庄，就是我们的宿营地“干海子”。“干海子”为“干鞋子”的谐音，因为翻越二郎山时鞋子是湿的，但走到此地鞋子就干了，因此而得名。到宿营地时，我们英语组沈沫、曹孝珏和郑振富三个人掉队了。许先甲独自一人按原路回去找他们。他边走边呼叫他们三人的名字，直到深夜总算找到了沈沫，回到宿营地已是11点多了。曹孝玉和郑振富则是在第二天一大早才赶到宿营地。
二郎山下面就是泸定桥，在山顶就能听到大渡河水的轰鸣。我们择山道下山，坡极陡，艰险不亚于上山。费了好大的劲，我们总算到达了有三四十户人家的泸定。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大渡河河面有200多米宽，桥高有50多米，河深水急，汹涌澎湃。我们沿大渡河走了五里，来到了当年红军18勇士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奋不顾身地冲过去的泸定铁索桥。只见几条黑溜溜的铁索横在江面，那上面稀稀落落地搁着一些木板，人走到桥中央，整个铁索桥就左摇右晃，如果一脚没有踩准，就会掉到激浪翻滚的大渡河中去。我们英语组的同志们壮着胆子，相互鼓励着。当时沈沫年龄最小，许先甲就找来根木棍，与他各抓住一头，让他跟着他走。大家在桥身左右摇摆中，眼看正前方，缓慢前进，总算都走过来了。
过了泸定桥，我们就在去康定、丹巴和金川三岔路口的一个小村庄宿营，休息后继续向康定进发。不久我们就向甘孜进发，第一天宿营在海拔4000多米的折多山的半山坡。夕阳西挂，我们赶快架锅煮饭，不一会儿水开了，饭却煮不熟。原来高原上气压低，水好像开了，其实不是真开，所以米不易煮熟。煮饭的同志跪在地上吹火，费尽力气煮出来的饭还是夹生的。
经过风雪多变的折多山，越过茫茫的草原，历经数天行军后，我们才来到了高原城甘孜。当时我们部队的供应紧张，每天每人只发一斤青稞麦，磨成粉后仅剩下7-8两，吃不饱，便组织大家挖野菜，捉鱼捉麻雀和抓老鼠。后来喇嘛提意见说，“老鼠是地菩萨，麻雀是天菩萨，鱼是水菩萨，不能动用这些神物"，为了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前指决定禁止捕捉，我们就只有靠挖野菜充饥。
1950年国庆节，全军召开了进军昌都的誓师大会。出发时，每个战士身上除背包枪支外，还要背20斤代食粉，负荷足足有70-80斤重。我们穿过玉隆一带茂密的原始森林，越过白雪覆盖着的海拔5000米以上的雀儿山，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来到了一座县城德格。
德格在金沙江东岸，藏军在金沙江西岸小山头上修筑了工事。金沙江江面有百余米宽，江中暗礁很多，水深流急，到处是旋涡，渡江难度很大。我先头部队找来数十个牛皮筏子，乘拂晓前发动攻击。由于牛皮筏子载人不多，加之金沙江水流湍急，部队渡江受到限制，天亮前刚渡过一个排的兵力，就被藏军发现，后续渡江部队遭藏军炮火猛烈射击。三只牛皮筏子中弹翻沉，15名同志全部落水牺牲。已上对岸的一个排遭藏军的火力压制，在关键时刻未能发挥作用。在这紧急时刻，我军及时调整火力，加大炮火轰击力度，当天下午藏军被我军击退。
我追击部队于10月16日拂晓前，在觉雍以西约20公里处，发现西撤藏军，估计约有两个代本（团）的兵力。我军发起进攻，藏军仓皇溃逃。
在昌都的藏军见形势不妙，快马加鞭逃跑，昌都全部解放。
昌都战役胜利结束后，部队分批向拉萨挺进。我们又重新编组由二十多人组成一个队，由齐宪孟任队长，杨东生任指导员兼党支书。
我们队的原北大英语系学生李淑琼怀有身孕，她不顾自己的安危，克服了不少难以想象的困难，挺着大肚子和我们一起进军拉萨，其坚毅精神令人敬佩。我们翻越拉贡山至人烟稀少的丁青，有时走几天也根本不见人影。渡过怒江，到三达奔滚时，我们带的粮食用完了，当地又买不到粮食，领导决定宰杀牦牛充饥。宰杀时，牦牛两眼充满着泪水，我们的心里也难受极了，它是我们的战友，我们为了要完成进军西藏的任务，只得忍痛割爱。
我们翻越了十几座高峻的雪山，数十条湍急而冷彻骨髓的河流，穿越了原始森林沼泽地带和雪线以上的冰川地带，战胜高原奇寒缺氧，道路崎岖，补给跟不上等种种困难，经过1年零9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在1951年10月到达古城拉萨。
后来，因工作需要我们分批地离开了西藏这片热土。但是数十年来，我们始终爱恋着西藏的蓝天白云、雪山草地，因为在那块土地上有为西藏解放而流血牺牲的战友，有我们辛勤的劳动，有我们流过的汗水和付出的心血。
50多年过去了，我们这批当年参军的小青年，如今都已双鬓染霜。我们曾把整个青春，整个身心都献给了伟大的祖国和人民军队，献给西藏这片神奇的土地，这是我们引为自豪的。如今人们称十八军为“老西藏”，这是怀念，更是赞美。江泽民同志把老西藏概括为四个“特别”，即“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和“特别能奉献”。对此，我们作为十八军的一员，分外欢欣。
（编辑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