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又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这两个历史事件虽然只相隔10年，但对中华民族发展和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响都是非同小可。前者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革命和第一次历史性巨变，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开启了中国的民主共和时代；后者是“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它使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革命面貌很快焕然一新。
关于这两个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关于辛亥革命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积极作用， 毛泽东曾经有过多次论述，他强调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要追溯到辛亥革命，否则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辛亥革命的直接参与者，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的董必武在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辛亥革命为新的革命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使得中国人民有可能进一步找到彻底解放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和董必武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对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关系，自然有其切身的感受和深刻的认识。本文从五个方面对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关系作点分析和研究。
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
政党是近代民主制度下的产物。没有民主制度，没有人们自由参与政治活动的空间，就不存在建立政党的政治条件。20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的大地上能够产生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组织，这是与辛亥革命所开创的民主共和的政治环境是分不开的。废除封建帝制，实行民主共和，这是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所提供的一个最重要的政治环境。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君主专制的严密统治，把社团和党派视为洪水猛兽，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民众完全没有言论、集会、结社等权利。人民毫无自由可言，“集会有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因此，到了20世纪初，除了中国同盟会等秘密团体外，公开的政党组织“无从发生”。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推翻了清朝政府，而且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扫除了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道路上的一个最大障碍，也扫除了阻碍人们参与政治活动的一个最大绊脚石。这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辛亥革命的一个最大成果，是建立了中华民国，实行了民主共和制度。虽然民主共和制度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践踏和破坏，但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虽然袁世凯和张勋先后上演了复辟帝制的丑剧，但都以失败而告终。通过辛亥革命产生的、具有宪法效力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对民主共和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明确的规定。这样，组织政治团体，参与政治活动，也就是合法的行动，是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这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政治环境。虽然在华的外国侵略者和北洋军阀势力仍极力阻止民众参与政治活动，更禁止民众组建以推翻反动政府为目的的政治团体，但这种禁令反而被社会舆论认为是不合法的行为了。所以它们只能依靠武力和警察强迫来推动这种禁令。
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一个政党的产生，也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这就是公民对政治活动的参与意识，对政党这一事物的认知度和接受度。辛亥革命的贡献之一，就是吸引和动员人们关注和参与政治生活，培养了人们的民主精神和现代公民意识，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提供了有利社会环境。
在辛亥革命后产生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享有集会和结社的自由。这些规定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效果。在民国初年，有两件事情对培养人们的公民意识和政治热情，关注和参与政治生活，提高民众对政党政治的认知度和接受度，产生了重要作用：一是民国初年的国会选举，一是政党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
1912年12月至1913年3月，民国政府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国会选举。与此同时，颁布了相关的选举法规。从各省登记的选举民来看，共有4000万以上，占全国总人口4亿的9．98％，约每10人中有1个选民。这比清末咨议局的选举增加了24倍以上。由同盟会改组成的国民党在这次国会选举中取得了很大成效，以较大的优势击败了反对党，赢得了竞选的胜利。这一结果，连孙中山也感到喜出望外，他兴奋地说：“此次国会议员之选举，本党竟得占有过半数……见国民尚有辨别之能力，亦可见公道自在乎人心。”而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因选举失利，则“多丧气”，“不能自振”。这场全国性的选举，使受到几千年封建统治的中国民众第一次受到了民主政治的洗礼。虽然在选举过程中发生了众多令人失望的舞弊现象，但数千万人参加国会的选举，这的确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史无前例的大事，有利于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进步。
另一件事情是政党政治的出现。辛亥革命后，出现了“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的政坛壮观景象。各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的代表人物及众多的政客纷纷组党结社。一些知识分子也纷纷以政党作为自己争权夺利的途径，以代替过去的科举仕途，使政党热在民国初年进一步加温。据当时的报纸记载，北京城里“会党既多，人人无不挂名一党籍。遇不相识者，问尊姓大名而外，往往有问及贵党者”。由此可以看出，社会上人们已把挂名党籍当作一种时髦。当时众多的政党大都以“拥护共和”、“巩固统一”和“谋国利民福”相号召，但实际上各有所图。为了扩张党势，一些政党采取各种方式吸收党员，以致出现许多一身而数兼的跨党分子。
据统计，从1911年武昌起义至1914年1月国会解散，新兴的公开的党“会”竟达682个，其中从事政治活动的约有312个。这些党“会”多数集中在北京、上海这两大政治、经济中心城市。两地党“会”约占一半以上。1913年9月，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不久，即下令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参与议会活动的政党也被打得七零八落。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国会恢复，政党再次复活，但因受到“不党主义”的影响，除少数政党外，都不以政党名义进行活动，而以团体的面目出现，如研究系、政学系、交通系、安福系等等。
不管民国初年这些政党的纲领和作用如何，它们的出现本身在中国社会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反映挣脱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人们对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和向往，也锻炼了他们的政治活动能力，对中国社会环境的改善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虽然后来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因辛亥革命果实落入北洋军阀手中而遭受了挫折，但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
民初政党的勃兴和组党热的出现是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种新气象，它对于培养公民意识和政治意识，提高人们的政治活动能力和组织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它为五四时期组建社团和政党高潮的出现，开了风气，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一定的思想条件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的政治学说，能够在五四运动后在中国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除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和五四运动的巨大推动作用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辛亥革命为促进中国人民思想解放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在封建君主专制下，不要说一般的民众，就是知识分子，也根本没有言论自由。
辛亥革命后，压在人们头上的君主这座大山被搬掉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和信仰的自由和权利。虽然普通民众对这一点一时感受不是很深，但对于立言立行、喜欢畅谈国事和舞文弄墨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自由权利太重要了。长期郁积在他们胸中的思想和活力爆发出来。这一点，从当时的新闻业就可以看出。民国初年，“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各地报刊多达500多家，报刊成为新思潮的主要传播者。
各种“主义”开始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纷纷登台亮相，各种名目的政纲、政论、宣言遍布报刊。在各种思潮的传播过程中，一些社会主义思潮也得到了传播。当时在中国有着较广泛影响的国外社会主义思潮，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五四时期很多进步知识分子，包括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都曾受过这些思潮的影响。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认为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为中心的政治革命已经成功，今后应当大力开展以民生主义为中心内容的社会革命了。1912年4月，他发表题为《社会革命谈》的演说，认为“今之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同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总部发表《社会主义派别及批评》的演讲，对欧美各社会主义流派进行了评述，并赞扬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马氏之说，则专论资本，谓资本亦为人造，亦应属于公有”，其目的“为社会大多数谋幸福者一也”,“斯即社会主义本经济分配法之原理，而从根本上予以解决也”。
在孙中山的倡导之下，民国初年谈论和研究社会主义风靡一时。
20世纪初，当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被越来越多地介绍到中国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也被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所掩盖。为了辨别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不得不苦苦求索。民国初年，中国知识界大多认为马克思主义侧重于政治经济学和公有制。当时国内著名的刊物《东方杂志》就发文说：“社会主义者，以经济上关于生产的财，归诸公有已耳；共产主义者，乃并以经济上享受的财，亦一切归诸公有。故社会主义者，犹共产主义之得半者耳。”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大多数人把马克思主义混同于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并热心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十月革命的成功，使中国人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威力，激发了以李大钊为首的一批爱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执着精神，这样，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之中。五四运动的爆发，更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这样，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条件也就越来越成熟。
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阶级基础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工人阶级是它的阶级基础。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创建时，中国现代产业工人达200多万人。工人阶级队伍的成长壮大，辛亥革命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桎梏，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南京政府在短暂的时间内，颁布了一批有利于发展实业的命令和法令，刺激了人们投资办企业的热情，民族资本企业迅速增加。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上台后的一段时间内，虽然在政治上逐步抛弃民主走向专制独裁，但在经济上仍颁布了大量法令法规，鼓励发展实业，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正在这时，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忙于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加上国内发起了抵制日货运动，这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这样，从民国建立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比较快的发展。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壮大。中国近代产业工人从1914年的100万人增加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200万人以上，成为一支日益重要的社会力量。
由于这个阶级不但是伴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而来，而且首先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的企业而来的，所以它比中国资产阶级的资格更老一些，社会基础也更广泛一些。这个阶级的成长壮大，为它在五四运动中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创造了条件，也为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准备了阶级基础。
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准备了一定的干部条件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这一理论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各地进步社团和工人团体的建立，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都是由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完成的。党的“一大”召开时的50多名党员基本上都是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了一定的干部条件。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颁布新的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首先是进一步完善了教育机制。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在他的主持下，1912年1月，教育部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等一系列改革教育的决议与法令。其改革的重点是初等小学废止读经，禁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禁止体罚，实行男女同校。同时提倡社会教育，允许私人举办高等师范以外的各级各类学校。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蔡元培与教育部同仁又就学校系统、教育宗旨、各级各类学校的法令、小学教员的薪俸规程、采用注音字母等问题进行了许多改革。1912年到1913年，民国政府推出了第一个体现新式教育宗旨的“壬子癸丑学制”，使公民在男女平等的前提下，从蒙养园到大学院，享受系统的新式教育，可以自由选择包括政治、医学、药学、农业、工业、商业、美术、音乐、商船及国语等各类专门实业课，或中、高等师范及大学教育。各级各类学校在课程设置上也进行了一些改革。
其次是普遍地建立起社会文化机构。民国初年新文化建设的主体工程是健全社会文化机构。民国建立后，社会各界人士投入民国新文化建设的热情进一步高涨。他们成立各类科学研究与交流机构，筹划各种体育文化事业，普及大众教育与大众文化，在许多领域内具初创之功。
近代化博物馆、图书馆作为独立的文化机构，具备公众教育机构的性质。民国初年各类型博物馆（自然、科学、历史、人类学、商品、美术等）皆有兴办，还出现了一些专为学校和研究所服务的博物馆。辛亥革命后，教育部屡次提倡兴办图书馆。1915年发布《通俗图书馆规程》，令“各省治、县治应设通俗图书馆，储集各种通俗图书，供公众之阅览”，“私人或公共团体、公私学校及工场，得设立通俗图书馆”。到1918年3月，全国省市县以及学校图书馆发展到30个，全年读者约30万人左右。
此外，民国初年在音乐、舞蹈、电影、戏剧、医药卫生和体育的机构与设施的创建、完善与发展上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各种文娱、体育场所纷纷建立，大众化文娱体育活动逐渐开展，为丰富人们文化生活，打开人们的眼界，增强国民体质起了很大的作用。
民国初年，各类民间文化社团纷纷涌现。各界人士纷纷组成各种文化团体，成为民初新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思想政治领域，几乎每一种从西方引进的政治学说、政治理论派别都建立过一个或几个党、社、团组织。各阶级、阶层的代表在民国成立后，纷纷组党结社，树旗易帜。各党、会、社、团名目繁多，兴衰无定，时分时合，瞬息万变，使民初思想政治领域呈现出既新又乱的复杂局面。这对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成长壮大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总观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笔者认为：正是因为辛亥革命既成功但又失败了，中国社会既前进但又更加混乱了，人民的觉悟提高但生活又更加痛苦了，所以才出现了辛亥革命爆发十年后就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现象。这是辛亥革命后特殊的历史环境给予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历史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