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各地反清势力纷起响应，清王朝的“铁桶江山”开始分崩离析。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在南方革命党的推动下，举棋不定的袁世凯最终表示愿意遵从共和，并促成清帝退位。于是，孙下袁上，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南北复归统一。命运似乎向中国露出了转机的笑靥，然而，从1911年（猪年）到1921年（鸡年），新生的共和国政局动荡，十年间一个临时总统、四个总统，其间还冒出了两个不合时宜的皇帝，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二次革命、护国战争，两次护法战争，内战频仍，破坏了和平建设的大好时机。李大钊在《大哀篇》痛陈：“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茕焉，不得安其居，刀兵水火，天灾乘之，人祸临之”，这就是革命党风云继起的社会政治基础。
民国初年的纷扰，或许可归因于共和草创的诸事辏集。直到1913年3月20日晚，上海沪宁车站的枪声方始惊醒了一度醉心民主政治的国民党，民主仍为当政者所不容。在此前进行的国会选举中，由同盟会为骨干的国民党获得最多议席，宋教仁预备出任内阁总理。然而，正当宋教仁翩然北上之际，遭到了暗杀。凶手被捕后，搜出了与国务总理赵秉钧联系的证据，袁世凯当局破坏民主的图谋昭然若揭。孙中山力主武力讨袁。因反对袁世凯非法借款扩张北洋军队而遭免职的江西都督李烈钧于7月12日率先发难。接着，黄兴也在南京组织讨袁，宣布江苏独立。随后，安徽、上海、湖南、福建、四川、广东先后宣布独立。然而，在北洋军强大的武力面前，讨袁军节节败退，9月1日，南京被攻克，各地被迫取消独立。孙中山、黄兴等遭通缉流亡日本。二次革命以失败而告终。
袁世凯随即当选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他以“叛乱”的罪名下令解散国民党，驱逐国会内的国民党籍议员，这直接导致国会议员人数不足无法运作。此后，袁世凯解散国会，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成为寡头总统。议会民主、以法治国的理念就这样遭到横暴践踏。1913年底，国民党人在云南大理策动驻军起义反袁。翌年7月，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
袁世凯为了维护个人权威，向恢复帝制更进一步，尊孔、祭天等一系列活动接连上演。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以新朝皇帝的身份接受了文武百官的朝贺，并下令准备次年的登极大典，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进步人士和革命党人的坚决斗争。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等文章，明确反对袁世凯称帝。中华革命党人发动了驻沪海军肇和舰等起义。蔡锷发动讨袁护国战争，更是震动全国，贵州、广西等地相继独立。此时，北洋集团的内部矛盾进一步加剧。原曾许诺不干涉袁氏称帝的日、英等国，也开始对袁世凯施压。在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袁世凯坐了83天龙椅，不得不于1916年3月23日废止洪宪年号，仍然恢复中华民国纪年。然而，全国的反袁斗争并没有就此停止，要求袁下台、惩办袁的呼声不断高涨。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唾骂声中死去。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出任总理，恢复了约法与国会。不久，黎元洪与段祺瑞就中国是否参加协约国、对德国宣战一事而发生冲突，史称“府院之争”。北洋系的各省督军趁机干政，联名要求解散国会，段祺瑞甚至提出要改组内阁。黎元洪忍无可忍，下令将段祺瑞免职。这进一步激起了北洋系各督军的对抗。张勋以调停者的身份带“辫子兵”北上，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进而又与前清遗老密谋复辟。1917年7月1日，12岁的溥仪宣布复位。黎元洪重新任命段祺瑞为总理，兴兵讨逆。7月12日，讨逆军攻入北京城，张勋一手导演的复辟闹剧仅上演12天就匆匆收场。经此“再造共和”的风波，黎元洪已去职避祸，总统之职由冯国璋取代。
府院之争、解散国会之际，孙中山多次发电报，呼吁拥护约法和国会。张勋复辟后，孙中山又致电参众两院议员，号召他们南下护法，在南方另行召集国会，组织临时政府。这一主张得到企图保全地方实力、割据自雄的桂系与滇系军阀的支持，海军总长程璧光与第一舰队也积极响应。由于重新掌权的段祺瑞拒不恢复约法和国会，而拟选举新国会，旧国会议员纷纷南下赴粤。鉴于到粤议员不足法定人数，只能召开非常国会，决议恢复《临时约法》，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并于1917年9月1日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
段祺瑞决心以北洋武力镇压西南护法，先行派出心腹将领替换湖南督军与诸将，准备对湖南用兵以制两广，对四川用兵以制滇黔。桂系决定派出桂、粤联军援湘。10月3日孙中山下令讨段。由于直、皖两系的矛盾分裂，护法军在湖南、四川战线均取得初步胜利。11月22日，冯国璋总统免去了段祺瑞的国务总理之职，随后颁布南北停战令，得到桂系、滇系军阀的呼应。然而，在北洋主战派的逼迫下，冯国璋不得不作出让步。战事又于翌年初爆发，护法联军先胜后败，冯国璋被迫重又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祺瑞将湘督兼省长一职授予皖派嫡系张敬尧的做法，引起在湘战中立下大功的直系将领曹锟、吴佩孚的极大不满，于是，吴佩孚勒兵不前，曹锟擅自回师。直系与桂系签订停战协定，迫使段祺瑞命令前线各军暂取守势。前方战事缓和，桂、滇两系军阀图谋排斥孙中山、抢夺护法运动的领导权。1918年5月4日，孙中山向非常国会提交辞职咨文，并通电辞职。不久，孙中山离粤赴沪，第一次护法运动宣告失败。
北洋政府内部的直皖派系角力也到了白热化程度，在皖系施行“政治倒冯”的作用下，冯国璋于1918年9月下野，徐世昌继任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就职后发布总统和平命令。翌年2月20日，南北和平会议在上海召开，数月后破裂。吴佩孚与西南实力派签署《救国同盟军草约》，这意味着直系与西南实力派结成针对皖系的攻守同盟。那一年，五四运动爆发，北洋政府焦头烂额……
1920年初，吴佩孚从湘南撤防，致使湖南丢失，进一步激化了直皖矛盾。直系的“讨逆军”与皖系的“定国军”对垒，直皖战争于7月14日打响。吴佩孚亲率精锐，采取侧翼迂回战术，直捣对方的前敌总部，击溃西路皖军。东路皖军在日军暗助下一度占上风，随着奉军助直作战，终于也四散奔逃。19日，段祺瑞通电辞职。直、奉两军开进北京城，开始了直系统治。
鉴于第一次护法运动的失败，孙中山深切感到滇桂军阀不足与谋。两年前援闽的陈炯明粤军，是孙中山任大元帅时亲手培植的武装力量。在孙中山的督催下，陈炯明率部于1920年8月发动驱逐桂系军阀之战，在广东重建护法军政府。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再次举起护法旗帜，开始了第二次护法运动。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避入永丰舰（后改称中山舰），8月到上海。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
辛亥革命后的政治乱象召唤着社会革命的必要。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革命先行者早确立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革命路径，辛亥革命虽未能“毕其功于一役”，但孙中山认为此后只需从事社会革命即可。然而，宋案击碎了国民党玫瑰色的梦，二次革命继起，此后战争频仍，国无宁日。事实表明，政治革命尚未终结。中国共产党人的建党初衷正是为了发动社会革命，从更深层次上改造中国，正如李汉俊1921年4月对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所谈：“如此这般的所谓政治革命对于改造中国完全无能为力，这在过去业已被证明……所以，吾人必须为之努力的，只有社会革命之一途。”
辛亥后求学成才之路使中共创党群体得风气之先。辛亥革命后十年间，正是中共创党群体绝大多数成员的精神成长期。他们对各种思潮进行学理甄别，进而作出精神皈依的抉择。
此外，新兴的无产阶级还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奠定了阶级基础。1920年1月，就有人发表文章《劳动团体与政党》，呼吁“劳动团体应当自己起来做一个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正是以工人队伍的阶级意识觉醒为前提的。
雄鸡一唱天下白，民初政治乱象与社会进步的扞格，最终为中国共产党的兴起铺设了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