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染着的姓名

　　
　　
　　
　　
　　编者按：小说《沙家浜》在大型文学期刊《江南》2003年第一期发表后，激起了广大读者和新四军老战士的义愤，受到各方严肃批评。
　　而《江南》杂志的负责人却为小说辩解，说什么京剧《沙家浜》是“不符合历史环境的产品”。如此说来，小说《沙家浜》倒是“符合历史环境的产品”了。孰是孰非？为了澄清事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我们特将在本刊1985年创刊号上刊登过的《血染着的姓名——忆郭建光、阿庆嫂等英雄形象的由来》一文重新发表。几十年过去了，战地记者、作家崔左夫的这篇文章，今天读来仍然是那样震撼人心。京剧《沙家浜》和沪剧《芦荡火种》上演以来，所以能家喻户晓，赢得亿万观众的心，不正是因为它们艺术地再现了那段血与火的历史真实吗！？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三日，我作为战地记者之一，参加采访淮海战役。首战窑湾之后，遇到华野一纵队司令刘飞同志。一天，我们沿运河走去，正遇上刚打扫战场回来的一支部队，一问，是某团二营的人，刘飞同志说：“这个部队的前身是新四军十八旅五十二团，最早一批战斗骨干是江南抗日义勇军在东路作战留下来的三十六个伤病员，他们的经历很有意思，将来你们当中最好有人写一写……”
　　时隔八九年——一九五七年夏天，我到苏南搜集红十三军和中共常熟县委史料及无锡军分区汇编的苏南作战史，意外地获得刘飞同志讲过的概要材料。接着，我便到苏、常、太、澄、锡、虞地区走访了两个多月，听到很多故事和传说，又拜访了过鉴青、包厚昌、施光华、黄苇等同志，听取他们订正性的意见；特别是蒋淑芳同志极其认真地作了长达一周的回忆自述。这一年的秋天我写成了初稿，刻印了两百多份，供有关部门同志参阅。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七个年头新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的《芦荡火种》条目中提到“……剧本取材于崔左夫所写《血染着的姓名》”，此后陆续收到一些读者来信，询问《血》稿情况，其实它从未正式发表过。《芦》剧从彩排到正式上演，我看过多次，平心而论，该剧除了环境、气氛、郭建光、阿庆嫂等受了点真人真事的引发外，全剧主要是剧作者自己的生活积累和艺术典型的创造。现在适逢《大江南北》创刊，我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作了一次求实性的订正和补充，仍保留正题名，将副题“三十六个伤病员斗争纪实”改为“忆郭建光、阿庆嫂等英雄形象的由来”。
　　一
　　一九三四年就有江南东路抗敌后援会的组织(有一个时期叫人民武装自救会)。这是大革命失败后一部分共产党员留下的火种，“一·二八”淞沪战役之后，它公开出现。一九三七年底，中共江苏省委派李健模、陈刚、薛卫民等同志来到东路领导救亡运动，抗敌后援会很快从无髑发丧到第热、梅夺、许浦·…-还有太湖剧团、青年流亡服务团等党的外围团体。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陷之后，上海党派杨浩庐同志与苏、常、太地区的李健模、陈刚、薛卫民、王子平等会合，他们说：苏南国民党政府、军队都跑了，日寇在金山卫登陆后，东路的斗争更加艰难，现在只有武装来，才能争取生存！
　　杨浩庐等同志主持举办了几期军事训练班，最初受训的有青年农民赵阿山、吴有民等。在唐桥揭竿而起的“人民抗日自卫队”(简称“民抗”)，由任天石同志任司令。
　　赵阿山的父亲是大革命时期老党员，在红十三军当过司务长，一九二八年参加嘉定抗租斗争，被地主的民团打成了瘸子。红军失利后，他被绞死在虞山下！赵阿山成年后，一个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朱松寿告诉他：“你爸爸走的路是对的，我们只有跟共产党走下去才会最后翻身……”所以，赵阿山是第一个参加了“民抗”。
　　“民抗”在东路艰苦斗争了三个月，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新四军老六团在叶飞、吴焜、刘飞、乔信明同志率领下，高举起“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旗帜，进入苏、常、太、澄、锡、虞地区，“民抗”积极配合东进的主力，进行了“夜袭浒墅关”，“火烧虹桥飞机场”等大小数十次战斗。
　　初秋的一个晚上，“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转移到武进以西开辟新战场，在东路雾霭笼罩的阳澄湖边留下了一批伤病员。把原来分散隐蔽在芦滩、芦荡的伤病员集中起来，由中共常熟县委把他们安置在一个港汊里一片密密丛丛的碧青的芦苇丛中。其中有后来成为“江抗”的闽东红军老战士；有苏南地区红十三军的革命后裔，如后来“民抗”的赵阿山、吴有民；有一九三四年组织起来的抗敌后援会的地下斗争者……
　　西董家浜(也叫董浜市)的抗日群众跟伤病员约法三章:不能生烟火;不能唱歌;不能出港汉。当时湖周围的形势异常险恶，夜之间日军布下数十个据点;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溃散为几百股流匪，他们为了作投敌准备，也要打“民抗”。这批伤病员是他们日夜追捕的目标。
　　被追捕者白天可以晒晒太阳，吃的要等到天一黑外面送来熟食充饥。不久，秋雨连绵，湖水暴涨，淹上了一块小洲。他们夜里手拉手，不敢打盹，如一失手，就会被湖水氽走，身体虚弱极了。可是，当湖水退走之后，还是发觉少了一位同志，也不知道他姓甚名淮，什么时候被氽去的。
　　夏光同志，是老六团的营级作战参谋，是后来的重病员。他发觉这样不行，就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立即登记姓名(编者注：三十六个伤病员即以这次登记为准，以后出出进进有百余人)，轻伤同志组织起来放哨。有一天，夏光同志说：这两天，如果有人在外面连说两声“蚂蚁爬，劈里扑”的，立即引他进来见我。接着便召集连长吴立夏，排长叶澄中、张世万，战士谢锡生、赵阿山、吴有民、王作财等开党员会议。会上夏光说“蚂蚁爬，劈里扑”是常熟境内小商贩的一句缩脚韵，意为蚂蚁爬山，劈里扑落，山谐音三，落谐音六，“三六”是县委给的临时代号。现在日顽爪牙、侦探成天盯着我们，有朝一日我们还要出去，重新拿起枪杆去爬山的。夏光是知识分子，原在团司令部有一定的影响。大家要求他带头，还有人提议：先命名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留守总队”，请他担任队长。夏光同志笑笑表示现在还不是时候，等几时能走出芦苇滩，几时就立一个番号。
　　二
　　创痛和饥饿给伤病员带来了异常的痛苦。
　　白天借着秋阳，可以睡一会，但可恶的铁咀花蝇专门飞来飞去叮伤口，他们被迫用芦苇叶子包伤口。一到晚上人人冷得牙齿打颤，把稻草垫子盖到重伤员身上；轻伤员互相搂在一起，当中的可以睡一会觉，周围的胸前暖，背后冷，每隔一些时候来个里外换班，都轮流到人圈里暖和一会。冷固然难忍，然而饥饿更难忍。有一次，谢锡生从滩外回来，带给每人一节芦柴根，洗得雪白鲜嫩，一咬一口甜水，闽东的同志说：“这跟龙眼差不多。”赵阿山同志说：“我们常熟人夏天把它当冰淇淋啃。”有人主张组织人到滩里去扒，但被夏参谋阻止住了，他说：“芦苇是我们的帐篷，扒多了就容易暴露自己，而且到滩外去也不安全。
　　又有一次，赵阿山出去了半天，带回来十几只青甲、红毛、白腹的大闸蟹，放在大家面前，他把它们翻了个身，一只只肚皮朝天，八脚齐动。赵说：“这是最最好不过的清水蟹，到了秋天我们就用它来招待客人，九雌十雄，吃起来很鲜。”说得大家流涎水。他又说：“上海沦陷以前，一到深秋，找们就要下湖捉蟹，把它送到昆山，再装上去上海的火车……每年有几十担转运到香港去卖。这年头，恐怕连上海人也吃不到了。海蟹不如江蟹，江蟹不如河蟹，河蟹不如溪蟹，溪蟹不如湖蟹，你们福建人大概不知道吧…”
　　 每人肠胃空空，恨不得立刻把它们吞下去，有人真的撕下脚、钳啃起来了。夏参谋怕拉肚子而阻止了。滩里找不到火，即使有引火的可燃物，原和西董家浜人约法三章之一“不能生烟火”，也是绝对不能违反的，末了，只好把一只一只肥蟹放生到湖中去。谢锡生回过头来拍拍赵阿山的肩膀说：“这样吧，老赵，等把鬼子打跑了，我们到你家里去，请你老婆烧大闸蟹请我们客……”
　　大家劈里啪啦地鼓了几下掌。不料，赵阿山掉下了眼泪，原来他的妻子在新四军东进之前就被日本鬼子惨杀了！国仇家恨，更激起伤病员们抗日的坚强意志。
　　三
　　一天，董家浜西南梅村的东来茶馆里，来了一位脸孔清瘦，身着细布上衣的中年茶客，坐到一张临窗的单人椅上，悠闲自在地喊：“来一壶！”茶馆老板连忙亲自走上前去打招呼：“先生，雨前的？”茶客点点头。
　　茶一会儿就送到茶客面前。茶馆老板那一双精灵的眼睛环顾四周，大声地唱起来：“饭后好消食，酒后茶解醉，午茶能提神，晚茶难入睡，空心茶使人心慌，过量茶令人消瘦，淡味茶清香养神，隔夜茶不得入口，烫茶伤胃，慢饮无愁……”
　　中年茶客一面从怀里掏出钱包来付茶钱，一面小声问对方说：“两天内要把‘蚂蚁爬，劈里扑’全部转移到澄西，否则他们会全部饿死。”
　　 “谢谢先生！”老板接过了钱，连忙跑到新来的茶客面前周旋。中年茶客慢条斯理地饮茶，不久就离座而去。这人是当时中共常熟县委委员、原“民抗”司令任天石同志。
　　当时，常熟、嘉定、太仓一带已筑了据点，日落以后，敌人不准老百姓出门，大小船只拴在港汊里，敌人一心要搜捕这批伤病员。茶馆老板送任天石到台阶下，又请他带走一盘野猪牌蚊香。野猪牌蚊香是当时的日货，日顽的狗腿子对用日货的人一般看作“良民”，盘查马虎，这是茶馆老板对自己同志安全方面的关心。东来茶馆是常熟县设立的一个秘密交通站，老板叫胡广兴，县委规定他早开门，早打烊，利用晚间开展活动。刚才，胡广兴唱的自编的“茶歌”，是作为向上级汇报工作的。
　　 四
　　第二天，日落以后，晚风一个劲地吹。董家浜湾汊里，一只没有篷的小船，忽然离堤荡去。岸上巡逻的日军和汉奸，大声追问怎么回事？堤下人回答：“起风哉，绳子挣断了！”日军将信将疑，见小船上并没有人，于是他们要岸上人赶下湖，把小船拉回来。早已站在人丛中的胡广兴同志，第一个出来跳下水去，游不到十丈，他忽然大喊“救命！”两手乱舞，装出要灭顶的模样。下水的人都会意了，慢慢把身子蹲下去，好像水深得要命，游不出去，只好挣扎着爬上岸来。
　　日军气得喳呼了一阵，只得走开了。
　　小船悠悠地越飘越远，等到天一抹黑，船底下爬出一个人，上了船，小船飞快地向湖心的芦苇荡驶去。
　　这弄船的是青年党员胡小龙同志，是胡广兴的侄子，在茶馆做个帮手。就是他，浸在秋寒的湖水里，两手推着船底，把船弄到湖心，再驶到芦滩，连夜把三十多个伤病员全部转移到澄西张家浜的。
　　五
　　张家浜的农民，在那一年秋收垛稻草时，都不约而同地在草垛中间留个大窟隆，铺起稻草，到了夜间一家老小不敢在房中，都到草垛中去。
　　庄上，突然添了三十多口人，而且大部分是操闽东土话的，怎么办呢？当夜，人们把所有的狗都拴了起来，不让它们叫出声；把伤员一一安置在高大的草垛里去。
　　庄西头的凌家寡妇有个九岁的女儿小凌子，有一次在后门口偶然看到草垛里露出一只烂腿，她吓得扑到妈妈怀里叫喊着。妈妈照实告诉了她，从此小凌子就成了谢锡生的“特别护士”。她在天亮以前，把饭送到稻草堆里；天黑了，再送一顿。有时候，她站在离屋不远的地方望风，让谢锡生同志晒一会太阳。
　　当我访问当年的小凌子时，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她回忆道：“谢同志有时握着我的手，眼泪簌簌地淌下来。多好的人哪！伤好了，走了！我们再也没有见到他……”
　　六
　　任天石同志当过中医，在梅李家中开过中药店，不久他动员来一个旧同行杨医生和一个年轻女子，现在活着的人都记得她叫蒋放，任天石同志喊她蒋淑芳。
　　当赵阿山同志的伤稍好，可以照顾别人时，任天石同志决定成立医院。院长是杨医生，“护士”是蒋淑芳，管理员是赵阿山，他们都编入当地的门牌户口。白天，化装成农民，下田劳动；夜间，才冲洗伤口、换药、搞吃的。管理员则忙着把县委筹集来的粮款分送到各“家”各“户”。
　　顾山战斗中负重伤的刘飞同志改名刘清，由水网船护送到张家浜养伤。他一颗子弹打进胸部，无法取出，经研究，秘密转移到上海就医。
　　不久，常熟县委和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大批药品、慰问品不断从上海下来的工人、学生、商人手中秘密地带来。

七　　

伤口是在时光的流逝和痛苦的忍耐中渐渐长好的。

由于日寇放松了追捕，伤员们能走出洞口，走出房屋，走出船只，沐浴到阳光……不过，转移到张家浜以后，有十位同志死于可恶的败血症，加上氽去的一个，活着的二十五位同志给常熟人民带来无限的喜悦，人们互相传告：“江抗没有走，张家浜有个江抗留守处。”同志们听了，个个情绪激奋，都走到夏光同志面前，请他带头公开在芦苇滩里商量过的那个计划……
　　阳澄湖边的人民三三两两派代表来慰问，带来了青甲赭毛的大闸蟹、盐巴、蒸糕和各种日用品，人民的深情厚意，越发激励了战士们要立刻去参战的雄心。
　　蒋淑芳除了替伤员们换药送水，还帮他们补衣服，准备鞋袜。她每天要捧一大堆伤带到河边去洗。到了十一月，排长叶澄中能自由走动了，他每天看到蒋淑芳同志从河里回来，手冻得发紫，于心不忍。一天，他带着自己已经洗过的被单到河边，想帮她抢洗一点衣服。不料，管理员突然跑来说一个汉奸带着一个鬼子进了村庄。躲是躲不及了，蒋淑芳急忙叫叶澄中抱着伤带躲到水凳底下去，她赶快拉开被单遮住他的脑袋，仍旧从容地洗、洗……总算没有出事。
　　八
　　十一月底，东来茶馆里又来了一个新茶客。他是上海党派来的同志，带来了毛主席写的小册子《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上海党对常熟县委的工作指示。
　　任天石同志当夜赶到张家浜，找到了夏光，并传达了县委关于重建东路抗日武装的决定。
　　第二天，夏光召集全体伤病员开会，着重研究了毛主席的指示：“……江北的洪泽湖地带，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
　　董家浜、张家浜、东塘寺和嘉定方面的人民把埋藏起来的武器献出来了。任天石同志率领的常熟人民抗日自卫总队要求和“江抗”的老战士们合编。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也就是老“江抗”转战路西后的第一个冬天，新的“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东路指挥部，在常熟的东塘寺成立，夏光同志任司令，任天石同志任副司令，共有人枪四十，在黑暗笼罩的江南大地上，又高高举起了光荣的战斗旗帜。
　　东塘寺是新“江抗”最初的根据地，公开设立了“江抗”办事处，蔡悲鸿同志担任主任(也是三十六个伤病员之一)，负责筹集粮款，进行团结各阶层抗日力量，揭开了苏、常、太抗日斗争的新页。
　　九
　　常熟东乡盛产棉花，但人民没有衣穿；苏州地区素称鱼米之乡，但人民吃不饱饭！人民在苦难中。“江抗”的旗帜一经竖起，东路人民就奔相传告：“救星来了，共产党来了！”战土们把伙食费、慰劳费节省下来，着人到国民党“忠救”盘踞的市镇买来了三挺机枪和一些步枪、榴弹……当时，在那里，机枪五块钱一挺，步枪三块钱一支，榴弹两块钱一担。
　　各地人民抗日自卫队纷纷要求上升合编。不久，常熟、嘉定地区新起的抗日自卫队编为“江抗”一支队；以闽东老战士为骨干的指挥部特务连编为二支队；昆山、青浦的游击队和上海党动员下乡的工人们编为三支队；无锡的“民抗”编为四支队。
　　一九四O年，新的“江抗”首战梅李，趁日军调动，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缴到一挺崭新的轻机枪，好多第一次参战的工人和农民行军时笑着跳着争扛轻机枪。
　　桐城战斗，全歼日军一个小队，火烧敌人的汽油船，在新“江抗”的战史上写着：“叶澄中同志以自己的生命换取了新‘江抗’的第一挺九六式重机枪。” 杨树园战斗，歼土顽马乐鸣部五十多人；血战张家浜，再歼日军一个小队；柴山战斗，三个支队连冲两个山头，使伪军何阳山从此不敢西窥；桐歧包围战，结果，桐歧庙成了四十多个敌人的坟墓。
　　十
　　胜利喜讯，传到了上海党的地下组织，传到了皖南新四军军部。上海党指派张英、杨浩庐等同志到阳澄地区来，成立了常熟中心县委，开办了抗日干部训练班，着手建立抗日政权，支援抗战部队。
　　二月，皖南军部派过鉴青等同志来东路联络，不久，军部抽调了教导团和服务团的五十多名干部增援东路，何克希同志到东路担任“江抗”东路指挥部司令，吴仲超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戴克林、陈挺、温玉成、朱长清、薛卫民等同志分任各支队长(每支队约一营人)。部队扩大了，五、六个支队，相继在青浦和南阳澄宣告成立。
　　上海党动员来千余名优秀工人、学生前来。随军服务团也成立了。他们动员当地人民起来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宣传新四军的减租减息政策。
　　以闽东老战士为骨干的二支队，每战必为先锋。一九四O年冬，江阴一战，俘伪军赵北部近千人，追得匪首赵北接连越过四条大河，只身逃命。以后，在江阴、无锡一带的人民抗日自卫队只要派人到伪军据点旁边一喊：“‘江阴老虎’来了！”伪军就吓得自动让路。抗日武装顽强斗争的胜利，把日伪势力逼退到京沪沿线的一些大据点里。
　　十一
　　当新四军的知名将领谭震林同志来到时，正值国民党顽固派限制新四军抗战活动，谭当时化名林俊，出任江南抗日义勇军司令。中共东路特委成立，抗战的江南行政委员会也成立了。日益发展的抗日游击兵团，转战在苏南大片地区，震撼着京沪敌伪，国民党将领顾祝同曾致电“敦促”要新四军立即撤回原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毅然决然回答：“苏、常、太、澄、锡、虞地区之抗战部队乃敌后人民为自卫计而兴起的，且非本军管辖范围之内，固不宜加以干预也。”
　　一九四一年一月，当皖南事变的消息传来时，激怒了“江抗”战士们，一夜之间拔除了十多个据点。不久，“江抗”奉命正式受编为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二支队为五十二团，一、五支队为五十三团，三、四支队为五十四团。由于江、浙地区的顾祝同、冷欣、韩德勤部与日军处于休战状态，使京、沪地区的日伪军得以凑集数万兵力在“皖南事变”后数月，开始了残酷的江南“清乡”。我军为了保存精锐部队分批北撤，血染着的姓名，从江南传颂到江北。一九四三年在江都、高邮、宝应地区广大的军民，都会唱一首过鉴青作词、黄苇作曲的《你是游击兵团》：“阳澄湖畔，虞山之麓，五年前的严冬，三十六个伤兵病员，背着共产党的旗帜，在暗影笼罩着的鱼米之乡，埋着头流着血呀流着汗，辛苦地耕耘着被野狗蹂躏的田园……”
　　多少年过去了，至今幸存的不知还有几位？三十六个伤兵病员是一个血染着姓名的战斗集体，他们之中有的连姓名都不为人知，长眠在地下，然而人们对他们的爱恋、惊叹和深沉的怀念永远铭刻在心坎深处。末了，我还想提一提胡广兴同志。他是任天石同志少年时期的同学，作为东来茶馆的“老板”，他熟悉当地地形和敌、我、友情况；他机智、勇敢地帮伤病员们离开险境，为当地人们所传颂，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他入党一年之后，由于环境恶劣，家庭矛盾，他终于离乡到了上海。临走，他对任天石同志说：“我是瘦马负重，只能走到这里了。”
　　瓜甘蒂苦，物难尽美。人要活得清醒而毕生无憾，是多么的不易！(一九五七年秋定稿于南京，一九八五年春订正于黄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