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吴文达同志的这篇文章，扼要介绍了以温州为中心的浙南地区党的革命历史。浙南地区具有光荣革命传统。1945年陈毅同志在“七大”的口头发言中指出，我们华中最艰苦的地区不是解放区，也不是沦陷区，而是国民党区域的工作，如浙南以龙跃为首的游击队……那是老根据地，他们的斗争是最艰苦的。包括浙南在内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革命老区，为中国革命作出的牺牲与贡献更为巨大，其革命精神永远激励人们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奋进!
浙南的早期革命斗争
浙南地区，是指以温州为中心的浙江南部地区，即现在的温州市及其所辖的各区、县、市。但是，在《毛泽东选集》、中共中央有关文献以及新四军军史上所称的“浙南游击根据地”，还包括与温州所辖各区、县、市相毗邻的丽水、台州和闽东的部分县、市。
浙南有悠久的革命斗争历史。1924年秋，党中央派上海特委委员、组织部主任谢文锦到温州宣传马列主义，发展党员，成立了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的“温州独立支部”。温州独立支部在浙南各地传播革命思想，宣传、组织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温州独立支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一些同志牺牲了，—些同志转入农村，继续坚持斗争。后来在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关于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指引下，恢复和整顿了党组织，先后成立了永嘉、瑞安、平阳县委和乐清区委。9月， 温州和台州的党员代表在天台举行联席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浙南特委。党组织在农村发动农民，广泛开展斗争，组建了多支红军游击队。1930年初，党中央派中央巡视员金贯真到浙南巡视。3月，又派胡公冕、陈文杰到浙南，加强对浙南地区武装斗争的领导。5月，根据党中央指示，浙南各地红军游击队集中整训，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为全国编入中央军委正式序列的14支红军之一。红十三军鼎盛时期，全军人数达6000多人，活动区域遍及温州、台州和处州所属的20多个县，一度攻入丽水、平阳、缙云县县城。虽然后来红十三军的武装斗争失败了，但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在浙南的反动统治，打击了浙南的封建反动势力。
浙南的三年游击战争
1935年初，由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的红军挺进师，从闽浙赣苏区进入浙江，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先后建立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浙南游击根据地和浙东南游击根据地。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后，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从1935年8月开始，国民党反动派前后二次，每次都调集 40多个团，先以浙西南为重点，后把浙南作为主要目标，进行大规模的持续的军事“围剿”，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1935年10月，粟裕、刘英率红军主力跳出敌人重围，转战到浙闽边，与闽东特委、闽东独立师领导人叶飞会师。经双方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省军区，由刘英任临时省委书记，粟裕任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军区司令员，叶飞任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少共书记。浙南人民在临时省委领导下，在“围剿”和反“围剿”的激烈斗争中，坚持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成为时代的主流，民族矛盾已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当时闽浙边临时省委刚与党中央恢复了中断多年的联系，从中央有关文件及国民党统治区报纸的报道中，了解到党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联蒋抗日的主张。临时省委审时度势，于1937年4月，主动以临时省委和省军区名义，向浙江省国民党当局发出快邮代电，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双方代表多次谈判中，我方代表始终坚持党和部队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部队不离开根据地、调动必须由中共中央决定的原则；在此同时，浙南军民坚持游击战，不断地使敌人遭受沉重打击，保证了谈判的胜利完成并达成协议，从而结束了浙南的三年游击战争。分散游击于浙南各地的红军挺进师和地方武装，根据临时省委和省军区命令，先后到达平阳北港地区集中，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粟裕任总队长，刘英任政委。同时，临时省委派龙跃、吴毓携带刘英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到南京，向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博古汇报浙南游击根据地的情况，以及和平谈判的经过。
1938年3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组织部部长曾山到浙南传达长江局和东南分局决定：浙南红军编入新四军，由粟裕带领开赴皖南。同时指出：浙江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革命根据地是十年血战的结果，是今后全国抗战和进行革命斗争的战略支撑点，绝对不可放弃。为此，宣布建立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半年后转为浙江省委），撤销闽浙边临时省委，刘英任浙江省委书记，留下继续坚持斗争。3月18日，粟裕率领原红军挺进师及浙南子弟兵500人左右，从平阳北港水头街出发，开赴皖南，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粟裕任第二支队副司令员。
红军挺进师北上编入新四军后，新四军驻浙江的三个机构——新四军闽浙边后方留守处、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新四军驻浙江办事处相继宣告成立。中共浙江省委机关也由山区秘密迁入温州，以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为掩护，领导全省工作。同时，省委为充实浙南特委工作，决定仍由龙跃任特委书记（龙跃是1937年3月起任浙南特委书记的）。
抗日战争初期浙南的抗日救亡运动
这个时期，在党的领导下，浙南各地成立了很多抗日救亡团体，仅永嘉、瑞安、乐清、平阳四地，就有抗日救亡团体17个，参加人数达26300多人。由这些团体举办的歌咏队、读书会、夜校等达360多个，编辑出版刊物11种，期发份数11000多份。浙南的抗日救亡运动，不仅宣传抗日，动员和组织群众支援前线，还进行了大量的其他方面的抗日救亡工作，如取缔日货，防止奸商把物资从海上资敌，支持工人、店员为争取抗日权利与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当时浙江国民党政府颁发了一个《浙江战时致治纲领》，其中有“澄”清吏治，铲除贪污”等内容。一些抗日救亡团体即以此为据，深入群众，对一些滥用职权，欺压群众，贪赃枉法的乡、镇、保长进行调查，报请撤换，使农村中欺压农民的现象有了明显的减少。浙南的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到了农村，并与农民结合起来，这是与其他地方不同的一个特点。1938年9月，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在浙江省委会议上说：“温属救亡运动开展得好，很活跃，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东南各省之冠。”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党的积极分子，其中有不少人被吸收入党，大大增强了党的力量。浙南在三年游击战争结束时，党员人数为500多人，到1939年5月，党员人数达到7200多人，增加了近14倍。
执行党的“隐蔽精干”政策和六年反顽固派斗争
1938年下半年，全国团结抗日的形势逆转，反共磨擦在许多地方接连发生。这年9月，浙南一些抗日救亡团体被国民党当局强行解散。10月，查封了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逮捕了通讯处负责人和省委机关工作人员。当时，我们为了避免再次遭受损失，主动关闭了新四军驻浙江办事处和新四军驻闽浙边后方留守处。同时，党的活动也转入了隐蔽。
1940年4月，国民党顽固派不顾民族大义，调集军队，悍然向我浙南抗日根据地发起进攻，而后又持续不断地对我基本地区实行分割、包围、“清剿”，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后达六年之久。国民党顽固派封锁通往根据地的道路交通，围村搜山，捕捉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酷刑拷打，并予杀害，甚至全家杀绝，整村烧光，制造无人区。在1940年4月至1941年底，仅平阳北港以及鼎平地区遭敌人逮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1000多人，百余人遭杀害。
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浙江省委十分关注浙南局势的发展，多次指示，要“依靠群众，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必须坚决执行党的组织上的隐蔽政策和精干政策，要长期埋伏，保存和积蓄力量。”1942年冬，浙江省委机关在温州遭敌人破坏，省委书记刘英被捕牺牲。中共中央华中局除对浙江各地党委发出指示外，还对闽浙基本地区工作做了专门指示，鼓励“闽浙基本地区的干部，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坚持隐蔽精干政策，不急不躁求生存，积蓄力量，争取工作斗争胜利”。
为了贯彻执行上级党的指示，坚持浙南革命斗争，浙南特委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一是改变领导方式。从特委到各区区委的委员制，一律改为特派员制，把党的工作高度集中到特派员的领导之下。同时，调整、精简各级机关人员，使其人员精干、行动灵活，既是领导机关，又是工作队和战斗军队。
二是党的基层支部按隐蔽原则，划小支部组织，减少横的关系，避免暴露。
三是重新恢复和发展少量武装。在红军挺进师北上抗日时，仅留下很少武装人员（约两个短枪班）。当时规定，如果日军在浙南沿海登陆，浙南沦陷，就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现在，国民党顽固派一再向我发起军事进攻，为了自卫，各县都成立了武工队；但武工队不主动攻击国民党军队，只有当顽固派威胁到党组织和武工队的生存时才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进行还击。
四是依靠群众，加强群众工作。我们把结合群众切身利益、宣传党的政策，揭露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本质，作为经常的、首要的工作，使党的活动扎根于群众。
五是灵活运用党的政策和策略。在农村，积极争取国民党基层政权的当权者和开明士绅，利用敌人的保甲制度，推广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把国民党农村基层政权构造成“白皮红心”的经验，使其为我所用。
六是积极开辟新区，分散顽固派进攻目标和进攻力量，减轻敌人对根据地基本地区压力。
浙南党组织在艰苦卓绝的六年反顽斗争中，由于卓有成效地贯彻执行隐蔽精干政策，保存并发展了党的组织，锻炼了干部，发展了武装力量，扩大了根据地，曾多次受到中共中央华中局的肯定和赞扬。
温州沦陷和抗日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三次占领浙南中心城市温州及瑞安、乐清县城。第一次是1941年4月19日至5月4日，第二次是1942年7月11日至8月15日。这两次占领时间都不长。第三次是1944年9月9日至1945年6月18日，历时9个多月。浙南特委在日军占领温州等地后，即向各县发出《关于准备游击战争的决定》，要求各地一面继续执行隐蔽精干政策，一面以各种形式相机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在瓯江以北的永（嘉）乐（清）地区先后成立了乐清人民抗日自卫总队和瓯北人民抗日游击队。后来两支抗日游击队合编为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总队，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直至1945年6月日军从浙南全部撤走。
在温州沦陷期间，党中央曾指示华中局，“依据可能程度，由浙东派一个精干连（或营），配一部分干部，由刘亨云、张文碧等率领，携带电台，相机挺进至平阳山区与龙跃会合，造成该区的扩张形势”。以后，由于浙南地区建立了抗日游击部队，浙东区党委除了应乐清党组织的要求，除派曾在浙南工作过的余彪到浙南，以加强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总队的军事领导外，不再派部队来浙南。同时，华中局也发出《关于浙南工作的指示》，指出：“目前浙南党的发展方向，主要向瓯江以南敌后地区和瓯北沿海沿山地区，面向浙东逐步蔓延，愈撒得开撤得远愈好”。对龙跃赴浙东与浙东区党委会商工作的要求，华中局“为了避免中途发生意外，并鉴于刘英牺牲的惨痛教训，不同意龙跃亲自冒险离开基本地区到浙东”，特别指出“华中局对龙跃的安全是非常重视的”。
从广泛发动游击战争，到解放浙南全境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于1946年1月给国民党衢州绥靖公署密令：“除承认粤东江开往山东之共军外，对江南不许有任何共产党部队存在。”同年7月，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即向浙南根据地周边地区调集军队，在泰顺设立衢州绥靖公署浙闽边指挥所，在文成、括苍设绥靖办事处，随后，对浙南根据地连续发起进攻。9月，浙南派往苏北的交通带回华中分局指示信，提出：“全面内战已经爆发，和平业已绝望”，指示浙南“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力量，广泛发动游击战争，配合解放军主力作战”。 解放战争期间浙南的游击战争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46年7月至1947年9月。这个阶段是从执行隐蔽精干政策到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转变。我们的武装力量由武工队逐步发展为县队、区队，人数由300多人发展到500多人。
第二个阶段是1947年1O月至1948年4月。这个阶段，我们除了继续在基本地区，依靠良好的群众基础和有利的地理条件，与敌人周旋并不断消灭敌人外，还派部队到基本地区以外的地方开展游击战争，支持地方干部开拓新区工作。这个时期，我们部队发展较快，主力发展到了1000多人。
第三阶段是1948年4月至1949年4月。这个时期，浙南人民武装力量在游击战争中迅速发展壮大，到1948年底，经报请闽浙赣区党委批准，正式宣布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下辖三个支队、两个独立大队，形成了主力部队、县区武装与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系。
浙南军民在这个阶段，共计歼敌4个营部，一个自卫总队部，27个连，15个排，攻克县城两座，生俘敌官兵2900多人，使浙南地区的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我的变化。
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浙南人民革命力量已经空前壮大。游击根据地东起东海，西到龙泉、庆元境内，北达台州的灵江流域及仙居、缙云、丽水边境，南至福建霞浦、柘荣。在这广大区域内，除几个孤立的县城外，已连成一片。
为了配合解放军渡江南下作战，浙南特委制定了首先解放温州，然后四面开花，解放浙南全境的作战计划。
在全国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国民党温州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二OO师师长叶芳，在我们兵临温州城下之际，率部起义。
温州和平解放与叶芳起义对温州周边各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各县的国民党反动统治迅即土崩瓦解。到5月底，泰顺、文成、瑞安、平阳、景宁、青田、乐清、温岭、黄岩等县县城相继解放，加上永嘉及早先攻克的玉环县城，浙南全境遂告解放。
浙南军民自发起解放温州战役，到浙南全境解放，除起义的国民党军队一个师（二OO师）、一个团（浙江保安第六团）和一个师管区外，共歼敌9300多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浙南军民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军南下作战，完成了党在南方的战略支撑点的历史任务。
（编辑韩鸿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