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无疑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一年的9月28日(农历八月十三)，慈禧发动北京政变，一手扼杀了百日维新运动，并向维新派举起了屠刀。是日午后，“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在北京刑场菜市口惨遭杀害。在他们六个人之中，最为杰出的当数谭嗣同。在维新变法运动中，作为深得光绪宠信的谭嗣同，其政治主张最为激进，临刑前他还留下了豪壮的绝命词“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就义时，年仅34岁。
生于1865年的谭嗣同，字复生，湖南浏阳人，出身于一个官宦之家。他的父亲谭继淘是咸丰进士，科甲入仕，由湖南巡抚、户部员外郎、户部郎中，直至道台，领二品衔。谭嗣同幼年丧母，继母对他歧视虐待，使他从小饱受艰难困苦的磨练。他从5岁起就苦读经史，习诗作文，接受封建启蒙教育。他少年时好骑马射箭，学习武艺。1874年，他父亲为他请了一位浏阳老家的著名学者欧阳中鹄当他的老师。欧阳中鹄对明末清初经世致用学派的思想家王夫之和黄宗羲十分推崇，从此，谭嗣同便在他的指导下钴研王、黄二人的著作。1898年，谭嗣同第六次科场失意后，便决心抛弃无用的八股文章，把兴趣投向王、黄之学。在王夫之的早期民主主义思想意识和黄宗羲对封建伦理的批判精神影响下，谭嗣同萌生了变革社会的思想。谭嗣同从小就有壮志，刚满20岁，他便毅然赴新疆从军，任职于巡抚刘锦棠幕府，并深得刘锦棠的赏识。可惜不久刘锦棠就离任了，谭嗣同怅然离开了新疆。从1885年起，谭嗣同开始了为时十年的漫长旅程。他走遍了中华大地十多个省，行程8万余里，饱览了大江南北壮丽的河山，激起了对伟大祖国炽热的爱。更为重要的是深入了解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亲眼目睹了各地人民的困苦生活。其时，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和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各地人民抗捐抗税和反对洋教士等斗争此起彼伏。因而更坚定了谭嗣同舍生报国的志向。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年，正值慈禧六十大寿。她不顾国难当头，一心要做什么“万寿”，为此，不惜挪用海军经费重修颐和园，仅此一项就耗银1000万两左右。在这场关系到民族命运的战争中，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最终导致北洋水师全军覆没。1895年4月，在日方
的威逼下，清政府代表李鸿章与日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时，正在湖北协助他父亲救济灾民的谭嗣同听到此消息极为激愤痛苦。他认为，这个条约的签订等于把中国的生死命脉全交给他人去摆弄了，国将不国。他奋笔写下了：“世间万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那一年，正好是清政府三年举行科举考试会试之期，参加者多为举人。为此，各省举人于当年4月云集京师。《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士子群情激愤。当年5月初，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为首发起了18省举人在京师宣武门外达智胡同十二号明代忠臣杨继盛故居松筠庵集会，有一万三千余人在由康有为起草要求变法图强的上皇帝书上签了字。这便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后，维新派的影响和活动不断加强。当年秋天，谭嗣同取道上海经天津至北京，为的是想见一面他所一直仰慕的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可惜他至北京时，康有为已南下去了上海。与康有为失之交臂，使谭嗣同心情十分懊丧，幸好不久他就接到了由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领衔发给他的维新派组织强学会的请帖。谭嗣同接到强学会的请帖，欣然从命。就在强学会的这次集会上，谭嗣同结识了神往已久的梁启超，他俩相谈十分投机，结为挚友。经梁启超介绍，他对康有为的思想与主张十分赞同。从此以后，谭嗣同在以康有为与梁启超的变法维新的旗帜下，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革新祖国的征程，并写出了向封建伦理道德挑战的《仁学》一书，发出了“冲决网罗”的呐喊。
其时，维新运动已迅速从北京发展到全国各地，而湖南的维新运动由于得到了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开展得特别有声势。谭嗣同也应陈宝箴之请，回到湖南参加当地的维新运动。回长沙后，谭嗣同联合梁启超、唐才常等维新派人士立即着手进行了时务学堂的教学改革，加强了自然科学类的课程教学，并经常亲自登上讲台为学生讲学，大力宣传西方的科学思想，同时还直接向学生宣传变法维新。他还联合全省仁人志士成立了旨在宣传维新思想的“南学会”。每次集会，谭嗣同都作充满爱国激情富有感染力的演讲，听众莫不被他的言词所感动。在他的努力之下，“湖南全省风气大开”。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在维新运动的推动下，正式颁发“明定国是”诏，下决心实行变法，嗣后又接连发布数十道命令：废八股改试策论；废各省书院改为学堂；设中国银行、矿务铁路总局、农工商总局.，倡办各种实业；广开言路，提倡上书言事，办农会、商会等，并根据康有为“举贤任能”、“擢用小臣”的建议，破格提拔维新派杰出人士。谭嗣同便由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推荐，被选进军机处。谭嗣同深知此行责任重大，成败难卜，临行前再三嘱咐家人应视荣华为梦幻，视死辱为常事。1898年8月21日，谭嗣同抵达北京后，光绪皇帝很快就召见了他，对他的应对陈说很感满意。9月5日，光绪皇帝为了建立“辅佐维新”的班子，下诏任命“军机四卿”，即任命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4人为军机章京，授四品卿衔，并在任命的谕令中特意加上“参预新政”四字。据有关史料记载，此后的“所有新政奏折，皆令阅看，谕旨皆特令撰拟……以国政系于四臣卿，名为章京，实为宰相也”。
当然，对维新派来说，最关键的是名义上代表当政最高统治者的光绪皇帝站在维新派这一边。当时，清廷内的两党之争非常激烈，以光绪皇帝为背景的帝党，为首的是翁同和；而以西太后为背景的后党，为首的便是李鸿章、荣禄等人。甲午之战后，李鸿章指挥失当，声名狼藉，帝党一度占了上风。但是，在《明定国是》诏正式颁布后，后党发现维新派步步进逼，终使“守旧大臣，人人危惧”，他们再也按捺不住报复反扑的欲望，斗争趋于尖锐化。
早在《明定国是》诏颁布后的第四天，在慈禧的淫威下，光绪被迫下诏，帝党的代表人物翁同和突然被“开缺回籍”，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以为大臣居心险诈者戒”。所谓“大臣居心险诈者”，显然是指支持光绪皇帝变法的帝党成员。同一天清廷再次传谕，今后凡二品以上大员任命，须具折至太后处谢恩，一举剥夺了光绪的人事任命权。光绪任命“军机四卿”后，又着手要改革官制，矛盾更趋炽热化。9月14日，手无兵权的光绪发现西太后神色异常，当即召见杨锐命其带密诏给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因“太后更怒”，“朕位几不保”，命康有为等人“设法相救”。几天后，光绪帝召见林旭，又托他带出密诏，让康有为等人“经画救上之策”。
在异常严峻的形势下，为了营救光绪帝挽救变法新政，维新派的中坚人物谭嗣同主张“兵谏”，即“招袁世凯入京，用所部新建军，围颐和园，以兵劫太后，遂锢之”，并于9月18日晚携带光绪密诏只身夜访执掌新建陆军的袁世凯，希冀袁能力挽狂澜勤兵救驾。可惜谭嗣同小看了老奸巨猾的袁世凯，他表面上答应痛除奸贼救皇上，还慷慨激昂说什么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而实际上却于9月20日到天津向荣禄告了密。荣禄得此情报，立即星夜进京直奔颐和园见慈禧密报。据有关史料记载，在听荣禄的密报时，慈禧太后大为震怒，并立即从颐和园赶回清宫。由此，政变因袁世凯告密提前发生。
9月23日，光绪被永久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直至去世。囚禁光绪后，慈禧开始大举逮捕维新党人。24日，“军机四卿”被捕下狱。政变发生前夕，谭嗣同本来完全来得及像康有为与梁启超那样流亡海外，躲过慈禧的屠刀。但是他果敢地拒绝了梁启超等人好意的劝告，而是从容不迫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运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所以他根本就不用慈禧“缇骑苍黄遍九关”四处缉拿，而是十分平静地在自己的寓所里坐等慈禧缇骑的到来。身陷囹圄后，他在牢房的墙壁上写下了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时代觉醒的先驱者谭嗣同以“我自横刀向天笑”的姿态从容就义。他用自己的一腔热血唤醒了千百万民众，史家称他为19世纪末“维新运动时期第一流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