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夏天的一个中午，一辆装饰考究的“黄包车”正在上海龙门路上不急不徐穿行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车夫不停地撩起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擦着脸上的汗水，坐在那辆黄包车上的人或许是被热浪熏的，多少也有点无精打采。一切都很平常，一切都司空见惯。突然，从马路一侧的一条小弄堂里，急奔出一个人，只见他手持短枪，飞身一跃，从后面攀住了那辆“黄包车”，人们还来不及看清是怎么回事，就听“砰”的一声枪响，车上的人眨眼间脑袋开花，一命呜呼了。街上的人顿时惊呼着，纷纷围拢过来，而那个开枪者，早已趁混乱，从容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那个坐在黄包车上被枪杀者，是时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长王斌。开枪者，是中共中央特科“红队”队员。“红队”亦称“打狗队”，是中共中央负责保卫工作、搜集情报、惩处党内叛徒而设立的机构，这个机构令国民党反动军警宪特和叛徒们闻风丧胆。顾顺章叛变紧急应变枪杀王斌，是我党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由潘汉年具体负责的一次有组织有准备的行动，是顾顺章叛变后，我党特科为保卫党中央采取的一次强有力的打击敌特的行动。
顾顺章原名顾凤鸣，上海宝山县白杨人，少时习武，能玩一手魔术。早年在上海南洋兄弟烟草有限公司当过钳工，由于他在“五卅”运动中表现积极，被选调到上海总工会工作，从此走上了党内领导岗位。1927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他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中央特科的第一任部长，并兼任中央交通局局长。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顾顺章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由于他具体负责党的保卫工作，所以对党的机密了解甚多，连只有少数人知道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和许多中央领导人的住址，他也清楚，更为重要的是，他熟悉我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1931年3月期间，顾顺章为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工作，从上海来到武汉。完成任务后，顾顺章没有北上而是继续留在武汉，以一个魔术师的身份，在游艺场里耍魔术，与当地三教九流多有联络。当年4月24日，当他再一次登台演出时，被叛徒指认，于是遭逮捕。
顾顺章虽然已经在党内占据高位，但事实证明他并不是一个忠诚坚强的共产党员，面对敌人的淫威，他不战自败，被捕后马上就变节投降了。他供出了中共在武汉的地下交通机关——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和红二军团驻武汉办事处地址，使机关全部遭到破坏，10多位同志被捕牺牲。
在做了以上可耻的供述后，顾顺章还嫌邀功不够，厚颜无耻地一再表明自己在中共党内的重要地位，提出面见蒋介石，向蒋提供更为秘密的情报。武汉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如获至宝，连续六次密电南京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巧的是因为那天是星期六，徐恩曾到上海度假去了，密电落入了徐的机要秘书、我党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共产党员钱壮飞手中。钱壮飞将电文译出后，连夜派人从南京赶到上海，向中共中央特科的李克农作了汇报并转报中央。4月27日，顾顺章被押解到南京，蒋介石亲自接见了他，可耻的叛徒除了出卖已经被关押于监狱的恽代英外，还把中共中央机关及其重要负责人在上海的地址一股脑儿说了出来。幸好周恩来在得到钱壮飞送出的消息后，当天就和陈云商定对策，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等协助下，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并将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地址全部转移，致使敌人扑了个空。
潘汉年走马上任除顽凶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中央特科不得不进行了彻底的改组。一些原先和顾顺章在特科工作过的陈赓、胡底、李克农，以及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等同志，按照指令撤出上海、南京，转移到其它城市或者潜赴苏区。根据中央的指示，由陈云、潘汉年等组成领导班子，陈云总负责，潘汉年则担任二科(情报科)科长。
在特科的工作中，收集情报是最主要的工作之一。潘汉年走马上任后，将由于顾顺章叛变而处于瘫痪的情报网点又恢复和组建起来。中共党内另一个叛徒向忠发被捕、叛变的真相就是通过他的情报网点搜集到的。
顾顺章的叛变，使得上海的革命力量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局面。在他叛变后的最初一段时间，中共在上海及其它一些大城市的机关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敌特机关和反动军警因暂时得手，一时间气焰十分嚣张，给革命队伍带来了不利影响。于是，中共中央保卫机关决定在短时期内物色对象，寻找时机，组织一次突击行动，镇压一名首恶分子，以显示革命力量的坚强。不久，中央保卫机关把一项重要而具体的任务交给了潘汉年。此任务下达后，潘汉年领导的二科便着手开始进行调查、侦察和选择合适的镇压对象，以便为执行人员提供正确的情报资料。那时，潘汉年刚接替陈赓工作不久，对敌情掌握不多，一时无从下手，他想起了保卫部门的骨干刘鼎，于是把他找来一起商量如何行事。
刘鼎原是陈赓手下的二科副科长，在陈赓、李克农等撤离上海后，他也被捕过，但因为身份没有暴露，经过组织的援救后获释，和爱人吴先清留在上海继续坚持工作。潘汉年见了刘鼎后，将中央保卫机关的决定和上级领导的有关意图向他作了转达。两人在一起琢磨来琢磨去，最后决定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及淞沪警备司令部等机构中选一个镇压对象，这个人应该有一定的职位，一定的社会影响面。主意既定，他们便立即开始分头调查。工夫不负有心人，一天，刘鼎路过南京路一家照相馆，无意中看见在大玻璃橱窗里放着一张淞沪警备司令部人员合影的照片，其中有警备司令部督察长王斌。王斌在警备司令部也算是个头面人物，掌握着一点实权，国民党当局要在租界逮捕共产党员或破坏革命组织，都是通过王斌向租界巡捕房政治部交涉；捕获之后，也是由王斌办理引渡手续。对这个坚决反共的国民党头面人物予以镇压，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刘鼎在照相馆门前徘徊了许久，考虑了很多，眼看天快要黑了，他顾不上还未办的事，匆匆赶回去向潘汉年建议：杀王斌。
杀王斌以儆效尤
潘汉年把杀王斌的建议向中央保卫机关作了汇报，经过讨论研究，总部对拿王斌开刀表示认可，并决定马上行动。
目标既已选定，一场短兵相接的特殊战斗悄悄地打响了!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潘汉年领导的特科二科制订了周详的行动步骤：一、派人去照相馆，假称淞沪警备司令部人员，让照相馆加印那张有王斌在内的照片若干张，派去的人务必落落大方，不露马脚。二、通过社会关系，找到与王斌熟悉的人核对那张有王的照片，务必做到准确无误。三、查明王斌的居住地址、出入路线以及他每天必去的几个场所。
第一个问题很好解决，照相馆是以赢利为目的的，你印得越多他越高兴。很快，每个相关人员手里都有了照片。而要证明照片上的哪一个人是刘鼎说的王斌，则令潘汉年大伤脑筋。他想通过查找电话簿来证实，但结果却不理想，因为当时的用户登记都不用真名实姓，仅用“某宅”、“某公馆”对外，且有几百户之多，潘汉年不得不放弃这一途径。
可是潘汉年不愧是个杰出的情报专家，具有敏锐的嗅觉。一次看报时，他无意读到一条新闻，细看之下原来是又有什么书被禁了。这类新闻根本不“新”，一般人不会联想到其它什么。然而潘汉年凭着多年地下斗争的经验，想起自己在主编《幻洲》杂志时曾和光华书局的经理张静庐、沈松泉两位先生相识，而且听他们说起过为疏通官方撤销某些查禁发行的书刊，有些书店的经理曾多次联合宴请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有关人员。眼前的这条新闻使他兴奋不已，他想：王斌是督察长，张、沈两位书局经理或许与他打过交道也未尚不可。果不出潘汉年所料，张、沈不仅认识王斌，而且还有王斌的地址、电话。尤其是张静庐，对王斌的为人更为了解，知道他每天一下班后，常去法租界一家妓院与相好聚会，花天酒地之余还与他的党徒、密探接洽工作，接受贿赂。
有了这些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侦察任务便容易完成了。接下来就选择具体执行的时间和地点。王斌的住处在法租界的中心，且有前后弄堂，他惯常进出的弄口四周有不少岗亭，且只有一条狭窄幽静的马路，白天基本上无甚行人，执行者事前事后不容易隐敝，也难以及时脱身。潘汉年觉得不合适。而王斌每天乘车必经之地龙门路，却是执行任务的理想场所，这里街道短而窄，行人车辆又多，经常拥挤不堪。执行人员容易埋伏，得手后又可以很容易地混入人群中迅速撤退。潘汉年和他的情报人员为确保万无一失，在龙门路周围反反复复踏勘了多次。龙门路，被锁定在我特科人员的视线内。
执行计划的那一刻终于来到了，“红队”队员敏捷利落的身手使得罪恶多端的王斌连哼都来不及哼一声，就横尸街头向阎王报到去了。
王斌的被镇压，不仅证明中央特科仍然具有极强的战斗力，而且使顾顺章在蒋介石面前的吹嘘不攻自破，他再也不是蒋介石的座上客了。王斌被镇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上海租界巡捕房的华探、淞沪警备司令部一些反共分子，以及国民党特务、中共党内的叛徒都受到了一次强有力的震慑，其反共活动也一时有所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