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8月，我在上海参加了新安旅行团，那年我十四岁时。当我的名字叫黄志义。
新安旅行团最初由江苏省淮安县新安小学校长汪达之先生和十几名学生组成。1935年10月 10日出发，旅行全国。组织新安旅行团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用长途修学旅行来实践陶行知先生倡导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新教育理论；二是实行孙中山“必须唤起民众”共赴国难的遗教，以救国为己任，宣传抗日救亡。
新安旅行团踏上征程后，在漫长的17年中，走过了祖国五万里河山的同时，也不断发展、壮大了队伍。
陶行知等大力支持
新安旅行团所以能大胆勇敢地走向全国，离不开上海进步人士的鼎力相助。例如陶行知先生得知汪达之先生开始筹备组织新安旅行团，立刻慷慨地将他母亲的全部人寿保险金五百元大洋捐赠给新旅。上海左翼教联领导人王洞若、张宗麟等人则到处奔波，代新旅购得整套的电影放映工具：36毫米无声放映机、直流发电机、交直流变压器、幻灯机、扩音机、电唱机、倒片机、一丈见方的银幕幕布、十几盒电影胶带和几十张抗日救亡歌曲的唱片。它们既是宣传抗日救亡的有力武器，也是我们新旅赖以生存的最重要工具。
团歌的诞生和灌制唱片
1936年4月，田汉领导的中国舞台协会组织上海话剧音乐界的应云卫、魏鹤龄、周伯勋、舒绣文、安娥、张曙等数十人准备在南京举办大规模的话剧公演。田汉邀请新安旅行团协助参演，给新旅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社会实践机会。无论是剧场管理、服装道具还是灯光布置、舞美化妆，只要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出现在哪里。我们还担任群众演员，为名演员们配戏。在话剧《复活》里，我们扮演囚徒，演唱了《茫茫的西伯利亚》；在《回春之曲》中扮演慰劳队员，唱“慰劳歌”；我们在演唱合唱《械斗》中的插曲“同胞们，快停止私斗，来雪我们中华民族的公仇……”时，获得了热烈的掌声。上海话剧、音乐界人士给予了新旅孩子们很高的评价，我们也从中学到了许多话剧方面的知识，学到了书本里所学不到的演艺技巧。最为难能可贵的是，田汉先生赞赏我们年少志气大、爱国爱人民的精神，并专为我们创作了新旅团歌的歌词：
同学们/别忘了我们的口号/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拼命的做工拼命的跳/一边儿学习一边儿教/别笑我们年纪小/我们要把中国来改造!
青年音乐家张曙立即就为这首歌词谱写了曲子，并亲自教我们学唱。就这样，《新安旅行团团歌》诞生了。
1936年10月，在百代公司工作的任光、安娥出面联系安排，由新旅演唱、灌制了唱片。唱片的A面是《新安旅行团团歌》，B面是陶行知作词、赵元任作曲的《农夫歌》。著名指挥家冼星海先生亲任指挥，百代公司的小乐队配乐伴奏。不久，唱片在国内和海外正式发行。一次偶然的机会，正在欧美各国做国民外交工作的陶行知先生购得了这张唱片，他听后欣喜若狂。此后，他每次在海外集会演讲前，都要先播放这张唱片，还在许多爱国华侨中教唱，反响强烈。
《新安旅行团团歌》，不仅随唱片传播海外，更伴随着新旅的足迹唱遍了大半个中国。
穷且益坚的爱国音乐家
“一二·九”运动以后，上海民众的救亡热情高涨。在沈钧儒等爱国人士组织的救国会领导下，新安旅行团参加了“抵制日货，反对走私”大游行、“九·一八”五周年示威大游行。文化先驱鲁迅先生逝世后，新安旅行团还担任了出殡丧仪中的挽歌队。
当时，在上海华龙路、环龙路口(今雁荡路、南昌路)有一道大门，门上挂着一只大大的灯罩，上书“学校”二字。门内有一座大礼堂。每逢星期日，那里都聚集着大批工人、学生、店员中的歌咏骨干，他们在那里接受抗日救亡歌曲的教唱、培训。音乐界的许多名人——麦新、孟波、刘良模等，都曾在这座大礼堂里轮流教唱过。当年许多著名的抗日救亡歌曲，就是从这里传唱开来的。新旅团员是学唱人群中的中坚力量。记得麦新和孟波合作编辑了一本《大众歌声》，上面有近百首歌曲，新旅团员们几乎全部都会唱。冼星海、孟波和盛家伦为了帮助新旅提高歌唱水平，每周定期来我们新旅的住所教唱。他们和团员们打成一片，和我们一起吃阳春面充饥。冼星海作曲的、流传最广的抗日救亡歌曲之一《救国军歌》，定稿前最早就是由我们新旅团员试唱的。冼星海先生发现我和徐志贯的识谱能力较强、乐感较好，就指定我俩定期到他位于法租界的家中教授我们指挥，还专门教我乐理知识和唱歌的技巧。在他的培养下，我成了新旅主要歌咏骨干。当时，曾流传着冼星海和盛家伦的一段佳话：在灌制《夜半歌声》唱片时，盛家伦连续几次都唱得不理想，有气无力，大家都很纳闷。担任乐队指挥的冼星海看出了“苗头”。趁休息时，冼星海把盛家伦拉到附近的咖啡馆，除请他喝咖啡外，还请他吃了一只大面包。再进录音棚时，盛家伦唱一遍就成功了。原来他是饿着肚子来灌唱片的。由此可见，当时上海爱国进步的文化名人，生活是何等艰辛!
艾思奇为我们讲《大众哲学》
有一段时间，一位穿长衫的王先生住在我们新旅。他很有学问，人也和善，一点架子也没有，我们唱《自由神》歌曲，他伸出右手食指给自己打着拍子，和我们一起哼唱“……争回我们民族的自由解放……”
王先生给我们讲授了两个星期的“大众哲学”。他讲课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问我们：杭州的雷峰塔，为什么会倒掉?我们不明白，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轰隆”一下不就倒了呗!还有什么“为什么?”王先生说，这里面有个道理。因为有人迷信呀，认为雷峰塔的砖头是吉祥物，于是你取一块、他拆一块，纷纷拿回家去“镇邪”。日久天长，塔上的破洞越来越大，终于有一天它“轰隆”一声倒塌了。这在哲学上叫做“由量变到质变”，也就是“渐变到突变”。
王先生告诉我们，许多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物都可以用哲学思想来解释。王先生还组织我们辩论“先有精神还是先有物质”。大家通过辩论，提高了认识，兴致极高。
几十年以后，我遇到当年的新旅小伙伴张牧，重忆旧事才得知，原来这位和蔼可亲的“王先生”就是大名鼎鼎的哲学家艾思奇。他当时是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暂在新安旅行团里栖身。新旅这个进步组织掩护了他，他也为新旅团员们进行了哲学思想的启蒙，使我们终身受益。
·更正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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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刊2002年第9期封二第二张照片(转载自《纪念陈毅》，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说明词为：“1941年11月18日，陈毅、张云逸与四九旅干部合影”。由于我们校对工作不细，将“四师九旅”错为“四九旅”。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四师暨淮北抗日根据地研究分会张建华同志还来信指出，此照片的注释有多处漏误。他说： “为此，我们首先征求了许多在京四师、九旅老同志意见，还专程去解放军军事博物馆查阅了八十年代初举办的‘朱德、陈毅等五位元帅光辉业绩展览’有关图片资料，确认：正确的注释应是，'1941年11月18日，陈毅代军长、张云逸副军长在淮北泗宿县新行圩子(今属江苏省泗洪县境内)四师九旅旅部，与四师九旅领导干部合影。从左起：康志强(九旅政委)、张爱萍（三师副师长)、张云逸、冯定(中共淮北苏皖边区委员会宣传部部长)、陈毅、韦国清(九旅旅长)、张震寰(九旅政治部副主任)、彭雪枫（四师师长)、张震球(九旅政治部主任)。’”
谨致歉意，请予以更正，并向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及张建华同志表示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