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征农与王申酉冤案平反

2008年10月4日，深受人们敬仰的夏征农同志，以其105岁的高龄，带着“半是战士半书生，一行政治一行诗”的气度离开人世。整整三年过去了，人们以十分崇敬的心情怀念他。我和许多仁人志士一样，对夏老怀有无限思念，特别是对夏老不顾个人安危为王申酉冤案的平反昭雪所作出的特殊努力，至今难以忘怀。
　　王申酉原是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学生。他于1962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学校后，一直勤奋好学，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都以惊人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利用一切时间，认真阅读马列主义原著，学习时勤于思考，形成了许多在当时很有超前意识的真知灼见。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他就明确提出反对个人迷信，纠正反右派、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的错误。在国家社会经济建设问题上，他主张要尊重客观规律，要发展商品经济，要打破闭关锁国，要实行对外开放等等。王申酉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的这些独到见解，涉及到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思考，对当时党内不正常现象和主要领导人错误决策的质疑，所谈见解，除个别情绪化语言有失偏颇外，大多是精深正确的，其中不少分析、预见和理论被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实践所证实。王申酉是个青年学生，在当时能有这样超前的观点，实在难能可贵，很不寻常。但十分可惜，1976年9月，师大党委竟把王申酉作为反革命分子，以书写恶毒攻击毛主席的“万言黑文”的罪行，加以逮捕，送普陀区公安分局。一个月后，学校又补送了正式公文，要求对王申酉从严惩处，建议判处死刑。后来，经普陀区和市委常委讨论批准，于1977年4月，将王申酉枪决。他年仅32岁。斯时，已是“四人帮”被粉碎后的六个月了。
　　1978年8月，我奉命调任华东师范大学（当时叫上海师范大学）担任党委第一书记后不久，一天，接到一位已经毕业的研究生给我写信说，1977年4月上海法院判处王申酉死刑枪决可能有错，希查处。我读完信后，一开始还认为这不大可能吧？一则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事情了，二则这个判决是经过师大、普陀区和市委常委讨论批准的。但后来我还是多了一层思考，是否有错，还得看材料弄个清楚。于是，我让秘书李树俊带着我的亲笔信到普陀区公安分局调阅王申酉案件的档案卷宗。当我阅读王申酉档案材料时，不禁大吃一惊，既对王申酉的真知灼见激动不已，还对所谓对王申酉的定罪判决愤愤不平。我认为王申酉不仅是错案，而且是个冤案，要翻过来，要平反昭雪。然而，我很清楚，要为王申酉平反谈何容易，此案是有师大、普陀区委和市委三个大印盖着的，千斤重担，太难！太险！但不翻过来，拷问自己：良心何在？正义何在？党性何在？我经过再三思考，深感有责任要为这个冤案平反，这不仅是王申酉个人的问题，而且涉及到许多重大原则问题。要平反，我清楚地考虑到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冤案，又经过不寻常的过程铸成的，因而要翻过来，也必须经过不寻常的渠道，才能绕过险滩，排除干扰。我顿时眼睛一亮，想起了夏征农同志，要请教、询问并求助夏老的认可和鼎力支持。
　　我为什么要向夏老求助呢？有三个原因。其一，我认为夏老是位有大智慧的人。我和他早在1941年敌后苏中抗日根据地就相知相识。当时，他在新四军1师师部，和粟裕司令在一起，我在区党委和陈丕显同志在一起，时有接触和交往。那时，夏老就很有名气，他主要从事文化和教育工作，知识广博，品行儒雅，平易近人，大家喜欢称呼他夏老师。当时，还有一个原因，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以后，夏老受党的委派到江西赣南地区，做“统战”蒋经国的工作，在那里，蒋经国也很尊敬夏老，也尊称他为夏老师。所以，早在几十年前，夏老在我们心目中就是一个大知识分子，是一位可亲的人。其二，我认为夏老是一位追求真理，敢于说话，是一位可敬的人。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虽然不在一起工作，但我清楚地知道夏老崇尚社会经济建设有自己的客观规律，人们只能遵循它，而不能违背它。他对50年代的“左倾”错误早有觉察，并敢说“不”，因而多次遭受打击迫害。50年代说他“反右不力”，被撤销山东省委副书记职务，降为一个公社的党委书记，他荣辱不惊。60年代“文革”前，他反对江青，被撤销华东局宣传部部长职务，由野心家张春桥接替。“文革”期间，夏老不断遭到无情的批斗、关押直到蹲牢坐监。他愈挫愈坚，不屈不挠。他蒙受20多年的不白之冤，始终坚持真理，敢说真话，秉性不改，是一位可敬的人。其三，我认为夏老是一位坚持实事求是、坚信马克思主义、无所畏惧的坚强战士，是一位可以信赖的人。“文革”后，他出任复旦大学党委第一书记，首先全力以赴，积极为复旦大学遭受迫害的教职工平反冤案错案。1978年5月，全国掀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当时市委主要领导提出“不表态、不讨论、不介入”，而夏老以极大的勇气明确提出要表态、非介入不可。他主持复旦大学工作后，率先组织真理标准的讨论，并在《文汇报》发表消息，打破了当时上海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沉寂，并很快得到胡耀邦等领导同志的肯定。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夏老勇于将自己的观点见报，对冲破“两个凡是”、推动解放思想是难能可贵的。在我的心目中，夏老是一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可信的人。
　　我基于对夏老由衷的崇敬和信任，带着如何为王申酉平反昭雪的难题，去找夏老求教求助。当时，我也深知请夏老解决难度也很大，也很险。然而，当我见到夏老以后，向他说明来意，并汇报案件的相关情况，他十分耐心、细心地倾听后，毫无犹豫、毫无畏惧地拍案而起，十分激动，说王申酉这样高水平的青年学生，十分难得。他高度评价王申酉的思想观点，提出此案平反要直接向中央反映。据此，我根据夏老的指示，并在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陈沂同志的支持下，根据党章规定的党员可以越级向上陈述意见直到中央的权利，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信，要求给王申酉平反，并附上判处王申酉死刑的所谓九条依据。为了让我的报告及时地到达中央领导同志手里，我们商量由我给邓颖超大姐写了信。后来，为确保信件的畅通，夏老还把我的信件请陈沂同志亲自带到北京，交给相关组织和领导同志。
　　果然，没有多久，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接过问下，中央对王申酉的案件进行重新审查并作出改正的结论，明确指出：王申酉同志是一个好青年，没有死于“四人帮”横行时期，而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被处决，是不幸事件，应做好为王申酉平反昭雪和吸取沉痛教训等工作。中央向上海市委下达文件，同时也将文件直接单独给我寄了一份。当我将收到中央给我的文件送给夏老过目时，他顿时拍手叫好，感叹不已。我们两个七老八十的老人开怀大笑。
　　此后不久，中央委派陈国栋同志到上海主持工作，担任市委第一书记。积极落实中央文件精神，支持给王申酉平反昭雪。1981年4月3日，在上海展览馆电影院，由上海市委主持召开了为王申酉平反昭雪的全市千人大会。大会由市委书记钟民同志主持，我代表市委王申酉案件调查小组报告此案形成过程。市委书记夏征农同志代表市委作重要讲话，他说：“王申酉同志是一个勤奋好学、追求真理、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好青年、好同志。‘文革’期间，尽管他身处逆境，长期受到林彪‘四人帮’在上海余党的严重打击迫害，都没有消沉。相反，他毅然从钻研自然科学转到钻研社会科学，发奋攻读马列著作，逐步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我国社会历史状况和建国以来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致力于探讨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探求通向科学社会主义的途径。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王申酉是一个好学上进、有理想、有抱负的好青年，长期遭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可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两个凡是’观点的影响，因而在处理王申酉这类案件时采取了错误的指导方针，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加上审查不严，草率决定，严重违反政策，冤杀了王申酉同志，铸成了无可挽回的错误。”
　　王申酉冤案的平反，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得到贯彻的一个胜利。在平反过程中，夏征农同志勇于拨乱反正，不顾个人安危，有胆有识，为同志、为党负责的可贵精神，永远值得敬仰，永远值得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