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左英同志
左英同志
2011年8月16日,中共优秀党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左英同志走完了她光辉的人生旅程。我过去同她没有相处过,对她不熟悉。1993年后,我参与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和《大江南北》杂志的工作,她是我们研究会的顾问,同她有了接触和交往,虽然不很多,但她那可亲可敬的老大姐形象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难以忘怀。
左英同志是抗战时期在上海参加党的地下组织,不久即被派往皖南新四军军部的。在新四军的女兵队伍中,她是很早入伍的一位。她是学医的,从军以后,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转到地方,都一直从事医疗卫生工作,为此献出了毕生的心血。在战争时期,她参加了一系列重大战役,组织医护人员抢救了大批伤病员,有许多伤病员是她亲手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的。有一次,她同我谈起她的军旅生涯。她说,在战争年代,打起仗来,我们医护人员同部队首长对包扎所放在哪里时有分歧。部队首长担心我们伤亡,往往要包扎所设在离火线远一点的地方,而我们则要求尽可能靠火线近一些,这样我们医护人员虽然增加了危险,但救治效果要好得多。救死扶伤,最要紧的就是抢时间。抢救越快,效果越好,这是我们的天职啊!她讲述开始就像往常那样语气轻柔,但讲到最后时铿锵有力,情绪激昂,令人肃然起敬。
广东省原省长梁灵光同志是左英同志的老战友,他生前每次来上海差不多都要登门去看望她。上世纪90年代,梁有一次来上海,要去看她,不巧她那天白天有事,只有晚上有空。梁第二天就要走,晚上用了晚餐后我就陪他去南京西路她的寓所,可到了那里后,她还没有回家。这时她已年届耄耊,早就离休了,身体也不太好,怎么这样晚还不回来呢?留在家里的保姆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我们等了好一会儿,她终于在司机的搀扶下,气喘吁吁地爬着楼梯回来了。一进门就连说对不起、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她接着解释道,因为金山县有一个村子发现了一种怪病,孩子身子长不高,有点像血吸虫病,但又不是,查不出原因,村子里老百姓很着急,我就约了几位医学专家去调查。这个村离市区又远,就拖到现在。我们听了都很感动。梁老深情地说,你这位大姐对事业还像过去那样认真、执着,真了不起。
左英同志对我们研究会和《大江南北》杂志的工作一直很关心、很支持。我们的重要活动,她都拄着拐杖、坐着轮椅尽可能来参加。她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宣传新四军、宣传革命历史、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很重要。她为我们杂志撰写了多篇很有分量的文章,如《终生难忘毛主席的关怀》、《在实践中创新》等。这些文稿,她亲自动笔,不用别人代劳。每次送来稿件,都叮嘱我们帮助修改。我们的杂志,她每期都看,而且很关心我们的订阅情况。2004年10月,我们收到内蒙古乌审旗图克苏木牧场蒙古族教师进喜的来信,说他们牧场学校的师生都爱看《大江南北》,但苦无经费订阅,希望我们能赠送给他们。考虑到其他老少穷地区的学校也有这种情况,我们就计划在研究会范围内,通过与企业界有联系的同志,动员一些对社会公益事业比较热心、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单位,出资征订一些杂志赠送给这些地区的学校。左英同志得知我们的意图后,首先主动响应,派人送来数千元捐赠款。她说,你们这个主意很好,正合我的心愿。你们这个杂志确实内容不错,不但适合老同志,对青少年也有帮助,我早就想征订一些给那些有困难的学校。此后,每年她都送来捐赠款。去年年底,她病情严重,我们拟前往探望,她婉言谢绝,医生也不允许。可是,不久她又派人将捐赠款如数送来。这时,我一下愣了,她已病得那么严重,怎么还记着这样一件事,崇敬之情难以言表,只觉得有一股力量推动着自己要把这件事进一步办好。
左英同志逝世后,我同几位熟悉她的老同志追思她的一生,我们深感这位老大姐确实具有白求恩大夫那样的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情。她是当之无愧的“爱的天使”。斯人已逝,风范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