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间，陈毅同志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听了周恩来同志传达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后，即决定第3支队6团准备向东作战。他在向6团交代任务时说：“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要放手向敌后发展，抗击日寇。我们不要依靠国民党发饷、发枪，要独立自主地发展队伍，壮大自己。你们这次到东路去，一要发展队伍，二要搞到武器装备自己，三要筹集款子……”还说道：“还要相机建立抗日根据地。”最后，确定6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名义出征。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939年5月，新四军又以第6团东进，改称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第二路，活跃在无锡、苏州一带。6月24日，“江抗”第二路夜袭苏州西北的浒墅关火车站，烧毁车站，炸毁铁轨，全歼日军55人、伪军一个中队，迫使京沪铁路运输中断三天。7月23日，“江抗”一部挺进上海近郊，夜袭虹桥机场，震动整个上海市。
党史中记载的“新四军6团”，即“老6团”，是由三年游击战中的原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改编组成，属新四军3支队建制。当年老6团“东进”时，仅有1营与2营，6团3营留在了皖南军部。
3营离开6团后编到哪里？我们查找了许多史料，理顺了老6团3营在“东进”前后的脉络。
《新四军的组建和发展》中有这样的记载：1939年8月下旬，“江抗”整编时，“第二路由新四军6团第1营、第2营、江抗独立支队、江抗独立第3支队组成……第5路由第6团第3营、江阴民抗朱松寿部、独立中队周嘉禄部组成，司令员朱松寿，副司令员梁金华……”10月12日，“江抗”撤至江阴西石桥休整，江抗2路与5路中的“6团3营”又合并成立第1团。这里提到的6团3营，是不是被皖南军部留下的3营呢？
经查证后发现，“东进”苏南后的老6团，的确有“6团3营”的编制。可是，在苏南的这个“6团3营”并不是留在皖南3支队的“6团3营”。
时任老6团政治处总支书记黄烽在回忆中写道：“6团挺进茅山地区前，3营就被留下，在皖南军部。在东进时归1支队指挥的梁金华率领的特务营就编为6团3营一起东进。”
29军军史中有这样的记载：“1938年春，第1团第2营随支队司令员陈毅进到茅山地区后，归支队直接指挥。1938年冬，第2营编为第1支队特务营。1939年春，该营编为新四军第6团第3营。”
钟期光的《一师工作报告》中写道：“那时候，叶飞同志带6团2个营，还有第1支队特务营的2个连东进了......”所以，老6团“东进”后，在一些资料中提到的“3营”，不是留在皖南军部3支队3营的归建，而是新组建的6团3营。
老6团“东进”后，6团3营一直留在皖南军部，并仍然归属3支队建制，在3支队以独立的营建制继续开展反击日伪战斗。1938年10月，3支队接受与国民党军协防青弋江任务以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与日伪进行了200多次战斗，主要战斗可以概括为5次繁昌保卫战。参战的主力就是3支队5团和6团3营，这个过程，均有史料佐证。
1938年10月30日至11月4日的马家园战斗中，“6团3营位于夫子决、上杨杵、马家园、十甲村一线，担任正面防御”，对日军的进攻猛烈反击，保卫家园，胜利完成守备任务。
1939年11月14日在汤口坝附近，6团3营作为支援部队，在白马山、三梁山附近待机出击。当日午后5时许，曾以一部出击，包围敌人，激战甚烈。11月21日至26日，繁昌附近，6团3营担任城防和抢占峨山头任务。
1940年4月23日，日军万余兵力向我扫荡，新四军军部以1团配置泾县云岭东北，3团进至南陵西南，3支队5团和6团3营活动于繁昌以南、以西地区，运动防御，迟滞进攻。作战中，3支队相继取得繁昌、九郎铁门闩战斗的胜利。
1940年下半年之后的战斗中，就没有再出现“6团3营”的编制。我们只能从老同志的回忆和当年3营的营长、副营长等人的去向，来判断分析6团3营的去向。
原3支队5团2营营长陈仁洪同志回忆：“老6团东进以后，3支队带5团和6团3营，一直在繁昌、铜陵地区战斗、生活了两年，直到皖南事变发生前。”这就证实老6团3营留在皖南一直是在3支队的编制中，直到皖南事变。
我们在6团3营的老人黄垂明的履历中看到这样的记载：当年皖南的6团3营黄垂明，曾经经历过5次繁昌反击战，有着先任6团8连，后任5团8连班、排长职务的经历。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分成3个纵队开始北移，3支队5团编入第3纵队。在突破国民党顽军重重包围的激战中，5团坚守东流山阵地伤亡惨重，仅数十人冲出重围到达无为，其余几乎全部英勇牺牲或被俘。5团团长徐锦树在事变中被俘，后在囚禁期间惨遭杀害。5团3营副营长叶露霄，在东流山阻击战中壮烈牺牲。由此可见，我们寻找的老6团3营，是在皖南事变中，遭国民党顽军围剿而损失殆尽。
今天，在缅怀先烈，回忆革命历史之际，我们深感革命成功来之不易。同时，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深思。1990年5月，当年老6团团长叶飞重返阳澄湖时，感慨地说：“6团东进的意义，主要不在于解决了人、枪、款的问题，而是回答了在东路这一特殊地区，能否建立根据地，开辟抗日游击战争，发展壮大人民抗日力量，这一重大的战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