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在大革命前后的斗争历程

我的父亲陆植三（原名陆景槐）、母亲刘翠英，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共产党员。在纪念党90周年生日的时候，自然也想起了他们这些先知先觉者，我十分佩服他们当年的觉悟、勇气和牺牲精神。
　　父亲1905年出生在长江边的如皋农村，1920年考入如皋师范，在校发起组织了进步团体“劲社”（取“疾风知劲草”之意），在《民国时报》上发表支持孙中山的宣言，反对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们上街义演、募捐、游行、贴标语，声援上海工人罢工斗争。同年暑假，父亲从如师毕业，即赴上海参加了由我地下党组织的暑期讲演会，共产党人恽代英、肖楚女等的演讲，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党，为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实现而不懈奋斗。不久，父亲以小学教员、校长的身份作掩护，创办农民补习班，一边教农民识字，一边宣传革命道理。在“十之八九为佃农，痛苦冠于全县”的江安、卢港交界处开办了一所平民夜校，又在鄂家埭成立了第一个以贫农为主的农民协会，宗旨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英货、日货，反对封建势力，实行减租减息等。随后，相继成立了90多个农民协会，入会农民1万多人。农民运动的发展为如皋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1926年9月，经中共江浙区委的批准，在父亲任校长的鄂家埭小学，成立了第一个独立支部，由父亲任书记。随后，在进步青年中积极发展苏德馨、石勋光等10多人入党；并回到母校如师发展陈其理、刘季平、石俊等人入党，组建了如师党支部；在县女工传习所发展了刘翠英（后来成为我的母亲）等人入党。到1927年如皋县委成立之时，全县共产党员已经增至54人。父亲创建的如皋党组织，成为如皋革命斗争的领导核心。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协助改组并发展国民党。如皋的国民党县党部于1927年元旦成立，父亲被选为执行委员，担任执委会主席兼农工部长。如皋的县党部，是苏北地区第一个国民党县党部，共产党完全控制了如皋全县的局势。
　　1926年秋，江浙区委调父亲至南通，专职从事工人、农民运动，发展党的组织。1927年1月，父亲赴上海，参加江浙区委举办的农民运动训练班，接着到党校学习。讲课的有：周恩来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罗亦农讲“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赵世炎讲“工人运动问题”、“关于国民革命之危机”，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提出“打倒新军阀”的口号。结业后，组织上派父亲回南通发展党组织，并为他弄了一个“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证明作掩护。父亲从上海回到南通的那天，天空下着蒙蒙细雨，遭杀害的革命烈士的头颅被挂在电线杆上，街道路面血迹斑斑。父亲热血沸腾，胸中充满复仇雪恨的愤怒，决心要踏着烈士的血迹将革命进行到底。父亲奔走于江海之滨——通、如、启、海，宣传马列主义，传播革命种子，发展党的组织。在南通发展了刘瑞龙等进步学生入党，并分别在南通师范、农科大学、纺织学校、女子师范组建了党支部。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江北的反动国民党人也蠢蠢欲动，形势急剧恶化。父亲怀着悲愤的心情，回上海汇报请示工作。接待他的项英同志告诉他，上海各级党的机关遭到破坏，亟待重建和恢复，要父亲留在上海工作。1927年8月，父亲担任闸北区委组织部长。到任没几天，主持上海市委和江苏省委工作的王若飞约父亲谈工作，他分析大革命失败原因，传达了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用赞赏的语气叙述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提出的“政权是从枪杆中取得的”至理名言，紧握两个拳头，斩钉截铁地说：“一个是武器，一个是政权，要紧紧抓住不放！这是用多少鲜血换来的真理！”接着，他又指出：“工会统一委员会”是国民党指使流氓搞的反动组织，要设法搞掉它！并指示父亲，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保存自己，积蓄力量。
　　过了半个月，王若飞同志又约见父亲，他这次是一个商人打扮，着花缎长袍，雪白的衬衫，袖子翻出来四五寸宽，头戴礼帽，足登皮底布鞋，走路、拂袖、掠发，每一个动作，和踌躇满志的商界阔佬莫不惟妙惟肖。王若飞从蒋介石搞“军事北伐，政治南征”的一系列阴谋和杀害革命同志的罪行谈起，从“中山舰事件”谈到“四一二”事变，从“马日事变”谈到“宁汉合流”，从“八七” 会议谈到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说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新的革命道路。他意味深长地说：“看来我们的眼光不能光看着城市，搞城市暴动。‘八七’会议决定在农村搞秋收暴动，是有更加深刻的含义。”并说江苏省委也在考虑发动农村暴动问题，还向父亲问到苏北农民运动的情况。
　　9月份，父亲调任浦东区委宣传部长。此间，王若飞同志又两次约见父亲，听取工作汇报，布置任务：一次是在咖啡馆，另一次是在静安寺西北的大庙里。之后，江苏省委决定父亲仍回南通工作，建立江北特委，领导江北地区农村武装斗争，同时组建南通县委。临别上海时，王若飞为父亲取了个化名“骆警顽”，还在他手上写了这三个字，说：“那些国民党反动派天天杀人，以为共产党人可以被他们斩尽杀绝。真是白日做梦。我们就是要用革命的新的怒吼，用赤色恐怖，警告这些顽固派。”
　　父亲再次渡江北上，临行前，从省委领了一大捆传单，包裹成行李模样，随身携带上船。抵达南通姚港时，见岸上有两排警察，逐个搜查上岸的旅客。父亲急中生智，将藏有传单的行李交给脚夫搬运，安全地将革命传单带到南通，交给各支部分发张贴。
　　1927年11月，南通县委正式成立，时任特委书记的父亲，兼任县委书记。县委决定创办《血光》报，作为县委的喉舌，并选择192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日正式出版。父亲一人担负编写、刻印、发行工作。每期油印200份，大家把报纸当作一面旗帜，争相传阅，仔细研究，对指导革命斗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南通县政府为了抓捕父亲，专门成立了短枪队，在共产党经常活动的地带设置暗哨。在这种情况下，省委决定将父亲调离南通，派黄逸峰接任特委书记。就在这时，发生了大生一厂工人大罢工，厂方动用警察镇压，还逮捕关押了数十名工人。县委决定在白龙庙召开工人代表会议，成立“罢工善后委员会”，黄逸峰要求父亲留下帮助处理罢工善后。就在父亲带着印好的文件赶去开会时，被便衣警察盯上了，父亲跑进附近的教会医院，将文件交给医院里的党员烧掉。警察鸣笛尾追，一直追到西大街望江楼下。父亲终因精疲力尽，被敌人抓住。
　　上海《申报》发布消息，声称抓到了“江北共匪首领陆景槐”。父亲化名小学教师刘国良，与敌人进行斗争，不管怎样严刑拷打，始终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敌人把母亲刘翠英抓来对质，母亲深明大义，疾恶如仇，当然不会指认自己的丈夫。父亲被押送南京，交由江苏省特种法庭审讯。在狱中，父亲团结难友，与狱方展开斗争，揭露监狱克扣囚粮、贪污犯人生活费之黑幕，并且巧妙地将文章送出监狱外，刊登在南京各大报纸上，形成社会舆论。为此，父亲被施以各种残酷毒刑，加脚镣关进独间牢房，并称这个200号（监号）是最坏最危险的犯人。父亲被折磨得精神失常，失去知觉一个多月，经母亲从狱外请来医生诊治，才挽回了性命。父亲坐牢以后，深怕牵连家人，就提出要与母亲离婚。已入党两年多的母亲，已是女工传习所党组织的负责人，不仅没有离开父亲，而且在祖父母的支持下，将出生不久的女儿托给小姑照顾，自己以刘国良妻子的身份一心营救父亲。她到上海向时任如皋县委书记的于咸同志汇报后，只身到南京老虎桥监狱附近租房住下，定期探监，掌握父亲在狱中的情形，及时给予支持和援助。狱中环境恶劣，父亲患了肺结核，医生认为要变换环境。母亲数度呈文高等法院，要求转监服刑。对父亲在狱中被加刑加镣，母亲又提出揭露和抗议。不管父亲转到何处监禁，她都一如既往，定期为父亲送去药物、食品，鼓励父亲战胜疾病，坚持斗争，争取早日出狱。1934年春天，终因没有被敌人抓到“江北共匪首领陆景槐”的证据，父亲以小学教师刘国良的身份被保出狱。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担任如皋县长。新四军北移后，母亲带着5个孩子到处躲避国民党的迫害，不幸于1947年夏病故。如皋县团一连将我们姐弟5人接到解放区，两个月后才找到时任一分区供给部长的父亲。我和姐姐参加了革命，两个弟弟进子弟学校，4岁的妹妹随父亲生活。1948年11月，我14岁，在解放区办的泰州迮家庄中学加入了共产党，随后参军南下。1949年3月，父亲担任苏北军区供给部长。解放后，他转到地方工作，先后任南京市第一区长、民政局副局长等职。十年动乱期间，父亲受到严重的冲击和迫害，长期关押牛棚，劳动改造，虽然遭到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但是，他的共产主义信念不变，坚信真理定会战胜谬误，党终究会拨乱反正，重开新的革命前程。
　　父亲从一个20岁的热血青年，到94岁的老人，不管是顺利发展，还是身处逆境，他都本着对党对革命的赤胆忠心，艰苦奋斗，勤奋工作，刚正不阿，清正廉明，在平凡的岗位上，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默默地奉献着毕生的精力。在坦荡地走完人生之旅后，悄然平静地辞世。
　　如皋市的人民，不忘父亲创建如皋党组织的历史作用，在烈士陵园外墙的第一块浮雕上，雕刻着成立第一个党支部时父亲主持会议的形象。在鄂家埭建有“如皋第一个党支部遗址”纪念碑，并由父亲题词、揭碑。南通市革命纪念馆和位于如皋的红十四军纪念馆，均有父亲早期革命斗争经历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