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党引领下实现救国之志

敬爱的父亲于1996年6月30日在上海不幸病故。他和蔼可亲而又慈祥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们脑海中，他为国家、为人民无私奉献的崇高品德和对我们的爱始终激励着我们不懈地工作和快乐地生活。父亲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为革命理想殚精竭虑和正直的为人，深得罗荣桓、陈毅、粟裕、张爱萍等首长的信任；在和平时期他为革命理想讲真话、做实事，历经磨难无怨无悔。今年是他诞辰一百周年，我们怀念他，永远以他为楷模。
　　从师范生到革命青年
　　1931年，父亲在通州师范学习。“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东三省，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的怒潮。通州师范学生纷纷组织宣传队，到农村进行反日救国宣传，唤醒民众起来斗争。父亲积极参加并在学校组织反帝大同盟支部。为了学习革命理论，父亲经常从通州骑自行车到20公里外的北平市西单买进步书籍，如列宁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国家与革命》等，在同学中传阅。他这时已被中共地下党当作积极分子培养。1932年夏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不久，负责人征求他对此后工作安排的意见：一是由组织保送去苏联留学；二是到苏区当教师；三是去东北义勇军做“兵运”工作。前两项对当过教师的父亲显然是较轻松和安全的，然而父亲选择了最后一项。他认为自己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以改造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1932年9月他“混”进东北军51军118师653团1营4连当兵，1935年秋被送至黄埔军校洛阳分校军士教导总队学习。虽受当时条件限制，一度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他始终坚定革命信念，多方联系寻找组织，积极争取下层士兵，发动士兵与腐败军官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1936年“双十二事变”前，洛阳军校组织清查书刊，父亲被区队长盘问，怀疑他是共产党，并派人对他暗中监视，随时准备抓捕。父亲和邵震、包正文在同学的帮助下与东北军105师中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得知陕北有个红军大学，遂脱离学校，寻找共产党。
　　进入延安“抗大”
　　1937年2月，他们终于到达陕西三原县云阳办事处。彭加伦主任对他们说：“延安生活很艰苦，连刷牙的牙膏都没有，你们要参加革命，可以就地安排工作。”他们说：“投奔红军就是准备吃苦的，红军能吃的苦，我们都能吃。”彭主任看到他们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决心很大，就安排他们去了延安。到延安后，他们被编入专门集训从国统区来的学生的第4大队（大队长聂鹤亭、政委董必武、副大队长边章五）第12队（队长刘忠）学习。
　　进延安抗大，首先发考卷测验他们对当前形势的认识（由董必武政委主考），尔后编班写简历汇报。穿上红军军服，大家感到格外新鲜，精神振奋。董必武政委对他们说，大家不要看我们现在着装不太整齐，生活上有点随便，还有红小鬼比较调皮，但他们都是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考验、锻炼过来的。红军有良好的民主平等、官兵一致的传统。新学员们同吃同睡同学习，抢吃小米锅巴（笑称列宁饼干）。大家还推选父亲当歌咏队长，并参加演戏。
　　渴望赴前线杀敌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抗大4大队12队宣布学员毕业。父亲坚决要求上前线，但组织上决定让他转入军事2队学习军事。不久又将他调到教员训练班学习。
　　1938年春天，父亲到抗大训练部军教科任科员、3大队4队队长兼军事教员。在高标准的教学中，他虚心学习，认真备课，经常征求学员意见，改进教学方法，受到大队主任教员刘清明同志的表扬。但父亲内心始终向往到前线去参加战斗。他给毛主席写信要求上前线，得到回复：要由校党委批准。
　　1938年12月，党中央做出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办学、加速培训军政干部的决定。于是，由庆阳5大队、洛川6大队和延安3大队一部组成抗大一分校过黄河，通过同蒲铁路封锁线，挺进到晋东南，开始敌后办学。在晋东南时，朱德总司令亲自到校讲“苏军战斗条令”，强调结合我军实际灵活运用。父亲到晋东南后看到前线急需人员，想到部队打仗的念头再次按捺不住，他找到朱总司令，要求调到前线部队工作。朱老总面带微笑却非常恳切、严肃地对父亲说：“你们教员好比老母鸡，要孵小鸡，怎么能随便调出来呢？”父亲听后深感在抗大当教员的责任重大，自己只有加倍努力做好教学工作，多培养优秀的军政干部，才能不辜负组织上的殷切期望。
　　在枪林弹雨中成长
　　1939年底抗大1分校又下太行，跨冀南、鲁西平原，深入沂蒙山区垛庄、张庄一带。在两次敌后办学中，爸爸曾任军事主任教员、大队教育长等职。当时学校边打仗边教学，非常紧张。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在艰险激烈的反扫荡、反蚕食战斗环境中给予大力支援，尤其在行军、战斗中寻找向导、收集情报、传递信息、封锁消息以及粮秣供应等都离不开他们的帮助。1941年秋季，在日寇对沂蒙山区进行铁壁合围式大扫荡中，父亲带领3大队坚持利用高山峻岭有利地形，发挥我军指战员坚定、勇敢、沉着的特点，以小分队分散作战，牵制、迷惑敌人，阻滞了敌人进攻，保护了沂蒙山地区人民群众安全转移，减少了伤亡损失。父亲在指挥解放临沂攻城战斗中，由于学员队没有重型武器，便挖掘坑道，接近目标，成功爆破城西北角的坚固碉堡，打开了突破口，为取得战斗全面胜利打下基础。1942年秋季，在日寇对南、北沂蒙进行拉网式合围大扫荡中，父亲和杨大易利用地方情报站及时提供的消息，带领2、5大队先后两次跳出敌人对南墙屿的合围，均未遭受损失。在这样的环境中坚持教学，困难很多，但通过教员、学员的集体努力，艰苦奋斗，克服了种种困难，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战教结合，以能者为师，各取所长。军事教员自身缺乏实战经验，就虚心向部队学员求教，吸收他们的经验来充实教学内容，取得高效优质的教学效果。
　　5年多的“抗大”生活，使父亲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氛围中，在炮火纷飞的战场冲杀中经受锻炼，提高素质，成为一个具有思想觉悟、实战能力的教育干部和军事指挥员。
　　1937年11月，父亲正式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父亲由一名青年学生，经历北平地下工作、东北军“兵运”工作和抗大3期学习，最初的斗争历练与抗大的理论和实践培养，成为他日后一路前进中不可或缺的财富。父亲从延安出发，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一系列重要战斗，很快成为我军高级军事指挥人员。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历任华东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兼办公室主任，副参谋长，南京军区副参谋长，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四川省军区副司令员，兰州军区参谋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