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尼同志逝世翌晨，他的子女打长途电话到北京泣告我。孩子们知道我们相交60多年，情深谊长。
他住华东医院三年多时间，我过沪时管多次去探望过他。我本在今夏路过上海时，再与他晤谈，未料他却匆匆走了，令人悲痛欲绝。
我与中尼同志1940年夏同在顾执忠先生主办的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毕业。我知道，他在江苏省立松江高职中毕业后曾报考上海交通大学，由于对新闻工作怀有浓厚兴趣，改考了民治新专。他曾告诉我，青少年时在奉贤老家，他曾攒钱购置许多铅字，自编、自排、自印一份家庭小报。所以他报考新闻学校，并一辈子乐于从事新闻工作，绝非偶然。
在校期间，我们一起学习采访写作，编辑报纸，出席新闻发布会（顾老师为我们提供记者名份，时他兼《新闻报》采访主任），参加学校举办的业务座谈会，听中外名记者谈业务实践。我们又接受吴清友教授“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几个讲座的教育。这以前，我们都曾受到党的教育和影响，参加过一些抗日救亡活动，有报效祖国的心愿，学习了吴教授的政治理论后，更加坚定了我们毕业后投奔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参加抗日的志愿。我们领到毕业证书之后，吴教授为我们写了介绍信，去安徽屯溪找在那里从事“工会运动”的骆耕漠同志，请他设法将我们送往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当时走宁波一路已不通，只能乘船到温州再转程。因为日寇在上海时有骚扰，船期一延再延我们两人的行李已上了船，突然中尼父亲病逝，他无法与我同行。一个月以后，我通过中学一位同学的关系，联系上从苏北来沪的新四军人员，与他径直去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参加革命。
中尼于1941年4月去苏北，当时我已在华中局机关报《江淮日报》当记者。他原本是想去盐城（重建的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所在地）找我，但到达苏中三分区时，恰好《江潮报》创办不久，人员缺乏，知道他是学新闻的，就把他挽留下来。在吉洛、叶飞、徐进等老同志培养和自身的努力下，他很快就成长为报社的业务骨干，由记者、编辑到总编辑并任新华支社社长。
苏中三分区辖靖江、泰兴、泰县、如西四县，面临长江，是日伪军扼守长江地带的重要一段。据点林立，我军活动地盘狭小，中心地区离敌据点二三十华里。报社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和发展。靠着我党良好的群众工作，在敌人“扫荡”时，我们也能采取逆进的办法，搬到临近据点不远的村庄继续出版。白天睡觉隐蔽，夜里用黑布遮住窗户灯光，照样编报、刻印、印刷送出。中尼在那种恶劣环境下得到锻炼和考验，坚定了他革命的意志。一心追随党，献身于党报事业。
那时的《江潮报》是油印报，印刷的精美、版面的设置、内容的丰富赢得大家的称赞。听说有流传到抗战大后方和国外的，见者还以为是用特型的铅字印出来的。（江潮报>的业绩声誉是报社众多同志辛勤的结晶，其中也有中尼同志一份心血。
1945年8月日寇投降。我在苏中党校学习结束，随区党委工作队进入收复区城市，去东台创办《新东台报》，担任总编辑。此间曾专门去当年《江潮报》所在地黄桥镇看望他，一是向他学习办报经验，二是老友叙旧。
三、四分区合并为新一分区，两个地委的报纸《江海报》、《江潮报》合并，改称《江海导报》，中尼被委任为总编辑。他主持笔政，谨慎谦虚，认真负责，上下内外对他反映都比较好。
1946年秋，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悍然进攻我解放区，自卫战争打响。他担任总编辑的《江海导报》也迁出如皋城，转移到东台县境内来。
苏中七战七捷以后，由于战略转移，我军撤出东台城。我主持的报纸停办，上级决定并入《江海导报》，我带领部分干部到他那里，组织上任命我为该报副总编辑。
中尼才华过人，他对党在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战斗意向能认真学习、领会，较好地把握报纸宣传方向，胜我多多，我愿向他学习。他对我也十分尊重，我们一条心为办好报纸而共同努力。
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我主力部队向北转移，苏中大部地区被国民党古领。报社也从苏中北部的台北被挤到盐阜区的盐东和射阳一带。那里是近海的荒滩地，人烟稀少，找一处能容纳我们几十人的村庄很不容易。那时节又经常下雨，地面积水不退，我们一会儿由南向北，一会儿又由北向南，几百里涉水行军。徐中尼的腿疾就是由此而得的。后来他的病情发展到不能坚持工作，领导才决定由他夫人叶健陪同他潜回上海就医。1947年下半年，《新华日报》（华中版）组建时，领导内定他为副总编辑之一，他因病未到任。
1949年4月23日，我与华中工委搭配好的苏南班子随大军渡江到无锡。那时，战事已推进到昆山一带，上海战役正在进行。上海解放一周后，徐中尼探知我们的下落，他从上海赶到无锡，与苏南区党委接上关系，也会晤到从苏北过江的老同志。领导研究决定，介绍他到新华社上海分社工作。
在上海分社，他自愿去第一线做记者从事采写业务。这期间他写了不少好稿子，特别是《访问荣毅仁》一稿，不论从政策掌握上，写作手法上，都有新的突破，有人甚至尊为新闻通讯写作的典范。他的工作成绩受到领导的赞赏，不久被调至北京新华总社工作。这期间，新闻稿多不具名，他到底写了多少稿件，恐怕只有从总社的发稿登记簿上才能查出。
中尼同志为人正直，言行一致，敢说心里话。1958年“反右”补课，一个心术不正、别有用心的人，检举他在莫干山休养时曾向他说：“赫鲁晓夫太不应该，排挤打击苏联老一代领导莫洛托夫，把他贬到蒙古这么一个小国当大使。”在极左的气氛下，此事被提高到反共反苏的高度。再加上他当年到上海治病时，因公家经济困难，只给了他二两金子，在国民党政权濒临崩溃时物价乱涨，二两金子很快就花完了，他遵照领导“支付治疗费用，可以出卖家里田产”（他出身地主家庭）的意见，只得出卖家里的田产，供治病之用。就凭这两件事，当时给他作了错误的结论，开除党籍，下放农村劳动。
他第一次下放的地方是江西乡下。在那里，他认真接受劳动锻炼，到后来竟能肩挑一百多斤的稻谷行走于阡陌间。这对于他这个出身于地主家庭的人来说，如果没有在苏北敌后根据地的艰苦生活经历，和听从党教诲的真心，是很难做到的。由于他书法和绘画有一定基础，书写墙头大标语、绘制大型宣传画的任务也多由他承担。他在那里的表现自然得到确切的评价。
以后他又被下放到当年正在开发大庆油田的安达地区，再后又转到鸡西。他降了级成为没有职级的一般干部。但他听从党的安排、无怨地认真工作的态度和较好的文字能力，成了所在单位领导干部喜欢的笔杆子。在此期间，他没有受到歧视和凌辱，默默地辛勤工作，从而赢得人们的信任和尊重，并同北京其他下放干部一道被召回原单位，新华社总社安排他到上海分社，让他重操旧业。“四人帮”垮台以后，中央对被错误处理的干部进行甄别平反，他的问题也得到解决，政治上重获新生。
重返新华社上海分社以后，他以饱满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的成绩有目共睹，是分社重要骨干力量，一直到1983年离休。
中尼同志离休后，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邀请他参加《大江南北》杂志的筹办工作，并任主编。在研究会及原市委宣传部诸负责同志领导与支持下，在经济极端困难情况下，团结大家，艰苦奋斗，使刊物能维持出版并有所发展，为今天刊物的兴盛局面打下基础。
我与中尼既是同窗又是战友，我们在几十年的新闻生涯中，不论是分离或共事，一直是相互信任、相互爱护。我们都各有缺点，但均能相互劝戒与鞭策。他为人宽容，善待同志，对党忠心不渝，他受到那么大的委屈，我也未听到他有什么怨言。他钻研业务，永无止境，力臻完美。他是新闻战线有为的一员，是值得我们称赞和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