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我的一生，感到对自己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和事还是比较多的，这里我重点讲几个印象比较深的。首先是我父亲刘英。虽然我没有见过父亲，但是从母亲和父亲的老战友那里，我听到了许多关于他的故事。他对我的成长影响最大。
父亲原名声沐，1905年出生于江西瑞金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志向远大，学习勤奋。1929年3月，父亲在祖母病故后即奔赴福建长汀参加了红军，改名为刘英，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作为基层连队党代表参加了古田会议。1934年春，他任红七军团政治部主任，7月在方志敏率领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任政治部主任。由于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安徽黄山谭家桥遭到数倍于己的敌军围攻，战斗十分艰苦惨烈，身为政治部主任的父亲也率一个团的兵力组织突围。战斗中，红军年轻名将寻淮洲英勇牺牲，我父亲右手臂严重受伤，右前臂被开花弹打穿，腕骨粉碎性骨折，桡动脉破裂，出血不止。方志敏知道此事后，马上叫当时的卫生部长张德华亲自为我父亲动手术，挽救了父亲的生命。当时没有麻醉药，我父亲以坚强的毅力，忍受着剧烈疼痛，配合医生顺利完成了手术。此事一时传为美谈，大家都说：“刘主任的精神与忍耐力，真可同三国时刮骨疗毒的关公相媲美。”于是，后来大家都称我父亲是“红军中的关公”。但是我父亲因受伤过重，右手功能发生障碍，不能写字和用筷子，为了革命工作和军事斗争的需要，父亲就练习用左手写字，还学会用左手打枪射击，继续参加指挥作战。
1935年1月，从江西怀玉山突围出来的部队组建红军挺进师，粟裕伯伯任师长，我父亲任师政委，两人并肩作战，一起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一直到“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粟裕伯伯率领挺进师主力参加新四军组建才分手。父亲一直主持党委工作，先后任中共闽浙边区临时省委书记和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在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父亲成为闽浙边区广大群众熟悉、爱戴的领导者。每到一处，群众都亲切地叫他“可夫同志”，自发赶来欢迎慰问，真是亲如一家。对当时浙江省党的工作，周恩来同志曾称赞：“在东南战场上，浙江是站在前进的地位，是值得其他各省效仿的。”
1939年，我父母在浙江温州结婚，当时的婚礼很简单，就是借了一户农民家的房子，请了些战友一起吃饭，菜就是些山里的土特产。我父亲那时候工作很忙，所以和母亲之间的交流很多时候都是靠书信，那时候的感情真叫“革命友谊”。记得我父亲曾给母亲写过几幅字，其中有一幅是这么写的：魁梅战友，我们要“抛开一切动摇，准备一切牺牲，集中一切力量，一切的一切都应该服从于革命与战争”。这让我很感动，他们那时候为了革命是能够主动牺牲一切的。
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了，国民党反动派变本加厉地迫害共产党人，镇压共产党人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我父亲为悼念新四军阵亡将士，写下了“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念我烈士，万古垂青”的悼词。此后不久，由于叛徒出卖，我父亲在温州被捕。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要员欣喜若狂，称“逮住刘英一人，胜过俘敌十万”。他们妄图以此将浙江地下党组织一网打尽。我父亲在狱中大义凛然，坚贞不屈，鼓励难友，坚持斗争。对于劝降的叛徒，父亲严词怒斥：“滚开，你有什么脸皮来见我？我刘英平生最恨的就是你们这些没骨气的叛徒！”1942年5月18日，蒋介石下手令将我父亲杀害。父亲被捕后，母亲立即烧掉了党的秘密文件和联络印章，及时向浙江各地中共特委发出了父亲被捕的密信，并在地下党的护送下到了上海。当时，母亲正怀着我，中共华中局驻上海联络站负责人谭启龙叔叔等安置了母亲，使我平安出生。
我要说的第二个人物就是方志敏烈士。他是我父亲生前战友，也是我父亲的老领导，他的革命精神很让我感动。1934年7月，为掩护中央红军长征北上，根据中央指示，方志敏率领北上抗日先遣队先行出发，往福建、浙江方向走，把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吸引到身边来，好让中央主力红军按计划长征。试想，如果没有这支先遣队敢于牺牲、英勇作战的实际行动，红军长征的风险无疑会更大。当时，敌人以好几倍的兵力追击包围先遣队，我们的部队伤亡很大，形势非常危急。1935年1月，方志敏、粟裕和我父亲带了800人的先头部队经过惨烈的战斗突围出来后，发现刘畴西军团长和大部队还陷在包围圈里没出来。照理讲，部队经过千辛万苦突围出来已是万幸，应该马上转移地方，但是方志敏的责任心很强，他考虑到自己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是第一负责人，一定要把大部队带出来，就让粟裕和已负伤的我父亲带部队到闽浙赣边境打游击，自己带着十几个警卫人员回去找大部队。结果，他重新陷入包围之中，最后被捕。在狱中，方志敏烈士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还指定北上抗日先遣队二十师乔信明参谋长任狱中党支部书记，组织众难友与敌人开展不屈不挠的斗争，第二年他在南昌慷慨就义。在狱中，他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近20万字的不朽作品，并做通监狱看守的工作，通过鲁迅先生将遗作送到延安，这些作品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因此，方志敏烈士是一位很了不起的革命先辈，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是共产党人的骄傲。我父亲对方志敏烈士极为崇敬爱戴，将他的精辟言语记在笔记本上，还用毛笔写在纸上、贴在墙上作为座右铭，供自己和大家学习。每每想起这些故事，都让我对方志敏烈士肃然起敬。
我要说的还有一个人就是林辉山。他也是我父亲生前的老战友，是浙江省第一次党代会选出来去延安参加“七大”的代表，温州苍南人。我给他当了几年秘书，他的言传身教，使我很受教育。新中国成立后，他当过上海市的农工部、组织部领导，还当过浙江省贫下中农协会第一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但是，他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穿家里人做的布鞋或棉鞋，穿普通老百姓的衣服，抽着竹筒水烟。他的子女告诉我，从1950年到1980年的30年间，他只买过三双皮鞋和两身毛料中山装，这是他为三种场合准备的“行头”：一是逢重大节日，二是受首长接见，三是参加外事活动。记得他在上海当农工部长时，经常深入农村，赤脚下田调查农情。基层干部群众称他为“赤脚部长”。有一次他从农村调研回来直接去上海华东医院看病，门口哨兵打量他的衣着后不让他进门，此时正好一位市委领导的小车经过，看到他后就叫：“林老，林老，赶紧上我的车一起进去吧！”门卫一听市委领导叫他“林老”，才让他进了院子，可见他的朴实无华。他公私分明，对自己要求很严，出差到外地，无论去哪里，每次都把工资交给我，叫我去结账后再走。他晚年主动让出位于风景秀丽的杭州西湖“平湖秋月”对面的独门别墅小院，供机关离退休老同志作公共活动用房，自己却搬到终年晒不到阳光的机关宿舍楼底层一套普通住宅里。特别是他临终前留下遗嘱：去世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设墓地，遗体供浙江医院解剖后烧成骨灰撒在山林里。现在浙江医院里还保存着他的内脏标本。可以说，他是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是大公无私的党员领导干部。
我就举这几个对自己影响深刻的人。总之，在众多革命先辈身上所体现的为了革命可以牺牲一切的精神，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慷慨就义的精神，始终牢记“两个务必”、严于律己的精神，都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直是我成长道路上的指路明灯。
（作者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原副书记。本文原刊于《中国监察》，本刊作了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