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苏中四分区（通如海启）军民在反“清乡”斗争中，经受住了一场极其残酷的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我当时是如东县汤园区区委书记，在上级党的领导下和汤园人民生死与共，始终坚持在苏中根据地这块前哨阵地上，直到取得反“清乡”斗争的胜利。
汤园——“苏中的乌克兰”
汤园地处如东县西南部，在双甸、岔河以南，丁堰、白蒲、马塘和石港之间，四周有串场河、运盐河环绕;沿河西线为南北向的（南）通如（皋）公路，北线为东西向的如（皋）掘（港）公路，方圆50余华里，属平原河网地区，大小沟渠纵横交错，人口稠密，盛产水稻和棉花，旱涝保收，素为鱼米之乡。其中心有个名叫汤家园的小集镇。1941年春夏，我们来此开辟根据地，建立了农抗会、民兵组织和党支部。经过发动群众，实行二五减租，并在荡田地区帮助窑工开荒种地，改善了农民生活，促进了根据地的发展。新四军一师师部、老一团、分区七团以及邻近之三分区的独立团，均曾在战斗间隙来此休整。江南北上的过往干部都夸这里的大米“香喷喷，不用菜，一气吃两碗”。1942年，北部地区干旱欠收，我们组织浩浩荡荡的群众运粮队给予支援。由此，汤园地区被誉为“苏中的乌克兰”。
反“清乡”前的抗日斗争
日伪于1941年8月13日就向我抗日根据地开始了大“扫荡”，占领了双甸、岔河、马塘等大小市镇，增筑据点。原分工领导双甸、岔河地区工作的县委胡涛同志，遭遇敌人英勇牺牲。当时汤园地区以东的孙窑、石港和南面的刘桥也被敌人占驻，周边的市镇均成为敌人的据点，使汤园地区成为在敌人包围中的小块游击区。为了有利于开展对敌斗争，县委决定位于双甸、岔河河南的汤园地区成立河南区委，任命我为区委书记，由从江南“清乡”区过来的姚家●同志代表县委指导帮助工作。我们鉴于当时形势，迫切需要掌握武装。我们把原工作队留下的5条枪拿出来，由姚、我、民运干部马云龙、江浪和陈皋5人，加上岔河镇撒下来的工人党员余俊太及当地农民党员丛玉生组成了7个人的游击小组。为了震慑敌人，白天当小股敌人下乡抢粮、抢鸡、抢猪牛羊时，我们便立即截击追堵，把敌人被迫丢弃的东西交还群众;夜间，我们则潜入到岔河镇敌人碉堡下佯攻。这样搞了几次，敌人白天就不敢三三两两下乡抓人抢东西了。群众利益得到了保护，对我们更亲了，他们互相转告，说是“新四军老七团回来了”。在群众的支持下，我们如鱼得水，扩大了活动范围，挺进到边缘地区向群众做宣传工作，联系积极分子，打击汉奸伪政权。随着斗争的深入，游击小组也迅速扩大到五六十人。我们把分区七团原来在汤园地区活动时埋伏的多余步枪取了出来，成立了河南游击大队，由马云龙任队长，我任教导员。游击大队建立之后，为保卫边区群众利益，我们开展了反伪化斗争，逐渐形成能独立坚持斗争的游击区。这样一来，敌据点附近的伪乡保长都乖乖地把公粮交给我区政府。我们根据群众的检举，在汤家园召开群众大会，镇压了敌情报员，剪除造谣惑众的根子，中心地带渐趋稳定。
1942年，我与姚家●同志一度调到如皋西南分县委工作，姚任书记，我任组织部长并仍兼任河南游击大队教导员。
准备反“清乡”
1943年初，日伪准备对苏中进行“清乡”，妄图消灭我抗日根据地。为了进行反“清乡”斗争，县委决定我回到河南地区任区委书记，在以后扩大调整区划时，又决定我兼任区长。为做好反“清乡”的准备工作，我日夜巡回于各乡，首先在支部党员中进行形势和加强党性、气节的教育，分析敌我态势和坚持斗争的有利条件，以坚定斗争的决心和信心，并联系实际，密切注意可疑分子动向，加强支部活动的保密措施，明确要大家贯彻以公开武装斗争为主的方针，坚持原地斗争;其次在各乡建立起民兵大队，支部掌握武装，支部书记任民兵大队长，各乡民兵大队建有三到五人的民兵基干队，由大队长直接掌握;再则依靠群众性的游击战，锄奸反伪化。同时还召开各种会议，进行反“清乡”的思想动员。边缘地区各乡则以隐蔽斗争为主，建立乙种组织。在思想动员、组织落实和武装建设的基础上，开展了改造地形的活动，拆桥破路，在河沟里筑暗坝，以阻敌前进，便于民兵阻击和群众转移。
我们的武器主要依靠自己打造的大刀、长矛和小插子（匕首，民兵称为“五号驳壳枪”），基干队有三四条步枪。作为区主要武装的区游击连只有两个班、10 余条步枪，每条枪配有4发子弹，每个战士配有两颗手榴弹。虽然敌我力量悬殊，但是我们密切依靠群众，熟悉地形地物，有充足的信心和决心与敌人斗到底！
破敌“军事清乡”
1943年4月1日，敌人从白蒲、丁堰、双甸、岔河、潮桥和马塘等大小据点纷纷出动，水陆并进，向我汤园中心地带分进合击。当时我带领区游击连在汤园东部的杨曹乡活动，正处于敌人的包围圈里。夜间，各路敌人点火为号，相互喊话。在我们周围可看到东一堆火、西一堆火，可听到日本鬼子叽哩哇啦，到处是火光，到处是敌人。我们驾着小船沉着地在河沟、呆圩之间穿行，在穿插中两次遭遇单个行动的敌特，都被我们抓获，用小插子捅了，随即转移。
本着“敌进我退"的原则，我们向靠近潮桥、岔河敌据点的边区方向突围，跳出了敌人合击圈，在草荡边休息下来。在敌人合击圈外围活动了5天，我们得到情报，敌人已向东南方向“扫荡”，便随即回头进入汤园。
这次敌人分成若干小股在各小包围圈内穿梭拉篦，在田里篦梳搜索，在群众家里翻箱倒柜，有的把马桶倒翻，有的挖地三尺，其明显的目的是竭泽而鱼，企图搜索我干部、民兵、武器和武装人员。由于我们做了充分准备，干部、民兵均已转移到合围圈外行动，敌人一无所获。我们又从分区得到信息，得知敌人这次集中号称有江南“清乡”经验的小林师团和伪军总数共1.2万余人，配合情报特工人员，从汤园地区开始向东南横扫，即为日伪所谓的第一期“军事清乡”。由于我军民早已作好准备，主力已先期转移，致使敌人的如意算盘落了空。
火烧“竹篱笆”
我们研究了敌情，了解到敌人的“军事清乡”仅是开始，估计敌人很快会进驻我中心地区构筑据点。果然，敌人在大举“扫荡”扑空后，便集中器材物资，从南通天生港至丁堰、马塘、掘港，沿运盐河和串场河公路一线构筑封锁篱笆，在我中心地区进驻据点，推行伪化。
敌人在当年5月份完成构筑封锁篱笆，我们即以反封锁作为重点战斗任务，积极组织民兵破拆竹篱笆。开始时群众因沿线敌人常派部队巡逻，对竹篱笆感到害怕，认为“敌人势头不小”。我们就以民兵基干队为骨干组织好群众力量，在夜间渡河，由区队掩护向两侧敌据点方向警戒，一到篱笆前，挖的挖，拆的拆，将竹篱笆稀里哗啦拉倒一大片;把电线杆放倒，将电线拉掉，能用的就捆札起来带走，拆不掉带不走的就在上风放把火，烧得噼里啪啦一片火红。敌人躲在据点里，只打枪不敢出来。第二天，敌人出来四处抓民夫修补。我们拆一次，敌人要修好几天。群众摸到敌人的脾气，胆子就大了。以后有民兵基干队掩护，群众就参加破拆，拆了竹子自己派用场。这样一来，敌人的篱笆越补越稀，人都能钻过去。群众说：“敌人竹篱笆挡不住新四军，也挡不住老百姓，做做样子的。”“要用蛮方便，顺手拔一根。”7月1日，全分区发动沿封锁线各地群众，进行了彻底的全线破击，沿线百余里火光烛天，宣告了敌人“三个月完成军事清乡”计划的破灭。
锄奸反伪化
敌人在进驻汤家园构筑据点后，也在构筑一条政治“竹篱笆”。这就是强迫推行伪化和保甲制。但是，要编保甲、摊捐、征粮，没人替他们干;任命伪乡保长，没人愿意当。我基干队经常在据点周围活动，敌人开会召集不起来。他们恼羞成怒，便派人四处抓人，强迫指派伪保长。我们乘机让事先定好的灰色面目的党员去当伪保长，以便进出据点，掌握敌动态，内外结合，进行多样化斗争。敌人没法子，找了一个姓花的当伪乡长，住在据点内，帮助敌人发号施令。此人死心塌地为虎作伥，危害群众，我们决心锄掉他。有一天，我们掌握到这个伪乡长要在某日做生日，各伪保长要送礼祝寿。于是我们决定利用这一机会，由汤园北面的民兵中队长朱瑶甫同志带领民兵，化装混入据点，冲进伪乡长家，将其活捉，拖出据点枪毙了。敌据点内一片惊慌混乱，打了一阵枪，都说新四军神出鬼没。以后再没有人敢当伪乡长了，敌人不得已又任命一外乡人当伪乡长。但此人躲在据点里不敢出来。就此敌人推行的所谓“政治清乡”也遭到失败。
智取敌机枪
在这一时期的斗争中，为了加强武装，我们千方百计从敌人那里搞武器。民兵中队长朱瑶甫同志，得悉民兵排长党员朱少卿有个本家兄弟在“清乡”圈外的丰利据点当伪军连长，这部分伪军属陈泰运的税警团，武器装备精良。于是我们就派朱少卿投奔丰利敌据点去当兵，伺机拖枪回家。朱少卿到丰利当兵后，发饷就请客，和一些伪军混熟了，乘机试探摸底。他了解到一班长一心想发“洋财”，认为缩在据点里没有油水，就鼓动他拉出队伍去活动。5月的一个夜里，由朱少卿带路，便将这个班带到汤园北边，找到朱瑶甫。朱瑶甫自称伪乡长，杀鸡宰猪，殷勤劝酒，把这班伪军灌得酩酊大醉，随即由事先布置好的民兵基干队摸了岗哨，把这个班的9条步枪和一挺机枪全部缴械。伪军班长反抗被打死，其余不愿留下的伪军发钱粮放他们回家。这次缴获的意大利造步枪，每条枪配有百余发子弹;捷克式机枪，有四百来发子弹，全是曳光弹。基干队民兵欢天喜地，用缴获的武器武装了自己，经常活跃在汤园据点周围，相机打击敌人。有时敌人出动，我基干队的机枪要一个点射，敌人以为有新四军主力，就慌忙缩回去了。基干队的活动有力地支援了反伪化斗争。至7月7日，汤园据点的敌人夹着尾巴撤回岔河。
一百二十天反合围
9月，屡遭失败的敌人以百倍的疯狂进行“延期清乡”，再次进驻汤家园。此次敌人接受教训，由投敌的原国民党白蒲区党部负责人朱开治任马塘“清乡”特署主任，其弟朱开聪任“清乡”警察大队长。朱家兄弟对汤园地区情况熟悉，与当地原国民党员、地方封建势力关系密切，开始他们即策动了曾任我方白蒲区长的国民党员、小地主花介眉叛变，为其充当狗头军师。他们串通其他一些顽固地主、国民党员、地痞土匪，加强特务活动，常以机动队夜间远道奔袭，有目标地包抄我基干队民兵，造成了我民兵骨干的重大牺牲。党员民兵中队长张柏生、民兵排长朱少卿、机枪手郑大个儿等均遭敌人枪杀。敌人叫器：“凡通风报信抓到陈惠文的奖赏十万元;杀死陈惠文以头来报的奖赏二十万元。”
斗争极其艰苦，我们带领民兵、干部和积极分子集中行动，频繁转移，以保存有生力量。同时将区委活动中心转移到汤园东面的杨曹乡，以此作为基础，推动面上的斗争，继续坚守河南汤园地区的反“清乡”阵地。
杨曹乡水网密布，河沟纵横，道路迂回曲折，地形复杂，以窑工、贫农为骨干力量的群众和民兵组织比较坚强，与北边元兴乡组成联防。元兴乡乡长陆思良，虽属上层人士，但坚持民族气节，赞同我团结抗日主张，坚决不当汉奸。通过他，我们团结了一批上层人士。对通敌分子，我们区别情况加以镇压或控制。在敌潮桥据点，我们布置内线情报人员，及时掌握敌情动态，因此使杨曹乡成为敌据点眼皮下我隐蔽的斗争堡垒。9月以后，敌人以杨曹乡为合击中心，自各据点频繁出击，化装成便衣，水陆并行，分进合击。在敌人对杨曹乡反复“清剿”合击长达120天的日子里，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我们在桥口路边都有民兵隐蔽放哨，随时把敌情动态传送到基干队和区队，使我们掌握了主动，迂回穿插，保全了自己的力量。同时我们也主动出击，利用地形相机打击小股敌人，致使敌人每每扑空，反而不时遭我突袭，被动挨打。潮桥据点的伪军唉声叹气地说：“宁过九条江，不到杨曹乡。”
从敌我兵力对比看，终究是敌强我弱。我们不得不频繁穿插于合击圈内外，不断突破敌人的包围，白天吃不上饭，晚上得不到休息。在抗击敌人对杨曹乡不断“清剿”合围的严峻斗争中，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区委钱勃、杨曹乡民兵队长顾茂湘、区财粮主任苏琳等同志，在遭遇敌人或遭敌突袭中英勇牺牲。区委沙西林同志则在坚持斗争中积劳成疾而病故。1944年 1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当时我正患疟疾，发高烧，咳嗽咯血，获悉敌人将于次日合击杨曹乡，我立即带领区队向南转移，在金家庄以东一个水套子地区隐蔽宿营。次日拂晓，我们遭敌从横港桥出动的机动“清乡”队从西、南两路合围。在突围战斗中，区队伤亡8位同志。我连续游过9条河，冲破敌人的围堵追击，才幸免于难。
1944年2月，如皋县委朱溪东同志来传达地委决定，把汤园地区和南通的通西地区合并建立通如工委，以加强该地区反“清乡”斗争的领导，并由南通和如东两县警卫团派出3个班，配备3挺机枪充实我区队，加强武装斗争的力量。这样就改变了汤园地区敌我斗争态势。我们不断主动出击，震慑敌伪，鼓舞群众斗志。7月份青纱帐起来时，我们开展了反据点斗争。到夏秋季，在主力外线支援下，全分区军民展开全面反击，拔除敌人据点，日伪的“清乡”阴谋彻底破产。
顾斌注：陈惠文（陈浩）同志已离开我们，反“清乡”斗争亦时隔六十年。回忆过去，展望未来，我们这些幸存者和后来人，唯有不忘艰苦年代和牺牲的先辈，加倍努力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强大，才能保障我国人民的和平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