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1913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同年冬天，李大钊东渡日本留学，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学习。1914年，他在日本组织神州学会，开始进行反袁活动。
1915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袁世凯想当皇帝的急切心理，提出了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国留日学生群起反对，公推李大钊为留日学生总会文牍干事，起草通电，反对卖国条约，他连夜写成了《警告全国父老书》。
这篇慷慨激昂、脍炙人口的通电是当时在国内流传很广、影响很大的著名反日爱国文件。
1916年5月，李大钊回国。不久，他就在北京创办《晨钟报》，并任总编辑。由于一些政客层层阻挠，他仅在职22天，就毅然辞职。1917年1月，李大钊就任由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日刊》编辑，不久，又应蔡元培之邀，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其时，北大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因主办《新青年》而享有盛名的陈独秀这时正在北大任文科学长。早在1916年就曾为《新青年》写过文章的李大钊一到北大，就加入了《新青年》的编辑部，成为其中的一员。在北大期间，李大钊一面研究理论，写文章，一面到师生和职工群众中去从事革命活动。1918年10月间，毛泽东同志到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他的革命思想与认真的工作态度，深得李大钊的赞赏。毛泽东后来在对斯诺的十次谈话中就曾说过：“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
1918年7月，李大钊作为发起人之一，在北京成立了学术性团体“少年中国学会”，旨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会员中有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黄日葵等。学会出版了由李大钊任编辑主任的《少年中国》月刊，该刊发表了不少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同年12月，由李大钊与陈独秀发起创办了《每周评论》，该刊抨击反动军阀的统治，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封建文化，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宣传十月革命思想等，从思想上对五四运动的催生起了重要作用。该刊第3期发表了由李大钊执笔的评论《新纪元》，热情地歌颂了社会主义革命，称“现在的时代是人类生活的新纪元”，在这个新纪元里“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打倒全世界的资产阶级”。
1918年下半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等3篇文章，热情地赞扬十月革命，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潮流，并热情欢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是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标志，也是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的标志。次年10月，李大钊又在《新青年》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是我国最早的、比较系统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唯物主义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文章，它标志着李大钊世界观的根本转变。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与陈独秀和李大钊的酝酿与组织分不开的。当时，陈独秀发轫于上海，李大钊筹划于北京，被人们称为“南陈北李”。他们一南一北相约筹建中国共产党。1920年2月9日，陈独秀由武汉回到北京，北洋军阀政府已在其北京寓所前设岗准备逮捕他。李大钊事先得到消息，赶紧派人将陈独秀从车站接走。为了保证陈独秀的安全，李大钊亲自驾着一辆骡车，两人装扮成要账的商人，从朝阳门南下至天津。就在这次途中，他俩商量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事。当时他们彼此商定：李大钊在北京，陈独秀在上海，分头进行活动，各自物色同道志士，创建共产党。
1920年3月，李大钊为了筹建党组织，经与北京大学学生高君字、邓中夏等酝酿讨论，决定首先组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为建党作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并在北大秘密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最先参加这个研究会的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张国焘等。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李大钊则在北京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先后吸收了罗章龙、刘仁静等人参加。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在李大钊办公楼正式成立了北京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
1921年7月，上海、北京、湖南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时，李大钊是北大教授，又是北京八所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因工作繁重，未能出席这一次党代表大会。北京小组就推选刘仁静、张国焘为代表，并指定张国焘参与大会筹备工作。
“一大”没有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只设中央局。李大钊为中共北方区负责人。
1921年8月，李大钊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在京奉、京汉、京海等铁路线开展工人运动。著名的开滦五矿大罢工与“二七”大罢工，都是由李大钊发起与领导的。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因北大校务繁忙，委托邓中夏与高君宇出席会议。他虽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但仍被选为中央委员。
“二大”以后不久，李大钊由北京到了上海。该年的8月29日，中共中央委员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秦、蔡和森、高君宇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翻译张太雷共7人，在杭州西湖举行了一次中央特别会议。马林在会上再次提议中共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会议最后原则上得到了统一认识，确定了按照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的合作。当时，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正避居上海。8月下旬，李大钊受党的委托，到孙中山寓所会见了他，并与孙中山共同商量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他向孙中山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并提出中国革命的建议。经过多次的接触，李大钊与孙中山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成为孙中山全家特别欢迎的客人。“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后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据宋庆龄回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李大钊帮助孙中山确立了国民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1924年5月下旬，李大钊被北洋军阀政府明令通缉，不得不离开北京避居到他故乡附近昌黎的五峰山。反动军警四处搜捕他，但都没有得逞。其时，李大钊在给夫人的信中依然满怀信心地说：“目前统治者的这种猖狂行为，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看那时的天下。竟是谁家的天下!”同年6月上旬，李大钊接受党中央的委派，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去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上，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就中国民族革命问题发表了声明。会后，他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1924年冬，李大钊不顾被敌人通缉的危险，秘密地回到北京。当年年底，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李大钊任书记，赵世炎、陈乔年等为委员。当时，东到东北三省，西到陕西北部，南到直隶(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北到内蒙地区都属北方区委领导的活动地区。以后，全国铁路总工会也划归北方区委领导。李大钊则始终坚持在反革命势力中心的北京工作。
1925年5月30日，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影响波及全国。中共北方区委在李大钊、赵世炎等领导下，于6月3日在北京举行了5万余人参加的反帝示威，并在天津、唐山等地发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帝斗争。
1926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纠合英、美、法、德等八国公使，以实施《辛丑条约》为名，在大沽口纠集二十余艘军舰，对我实行武力威胁。大沽口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3月14日.北京举行了有30万人参加的反日大会。17日，北京各学校、团体代表召开紧急会议，并决定18 日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会后，李大钊率一百余人到当时的国务院去见段祺瑞。守卫不许进门，用刺刀刺伤多人。18日.北京总工会等200多团体、十多万群众在天安门集会示威，李大钊是大会主席之一，并发表演说，号召大家“用‘五四’精神，‘五卅’的热血”，“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会后，李大钊又组织了两千多人的请愿团，他手执大旗走在队伍的前面，再次到“执政府”请愿。就在请愿群众进入“执政府”门前广场后，反动军警封闭了广场出口，用排枪、刺刀疯狂镇压爱国群众。在这次惨案中，爱国群众死者达47人，伤者200多人。李大钊头部和双手都负了伤，但他始终从容、镇定地指挥和掩护着群众，直到枪声响过半小时后，他才随着最后一批群众离开了现场。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反动军阀疯狂加紧了对革命群众的镇压。李大钊就一再被军阀张作霖通缉。同年3月底，李大钊和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机关迁入了北京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兵营里坚持革命斗争。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英帝国主义的唆使下，不顾国际公法，包围、袭击了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60余人。李大钊入狱后，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坚贞不屈，对敌人的各种引诱严辞拒绝。据当时北京《晨报》报道说，“李大钊受审……态度极从容，毫不惊慌”，“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他在《狱中自述》中严正宣告：“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于再兴民族之事业”，为了营救同案人员，他勇敢地写了“钊实当负其全责”。4月12日，蒋介石以清党为名，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连夜电告张作霖，要其尽快杀害李大钊。4月28日上午，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后院，反动军阀秘密绞杀了李大钊等21名革命者。当时，李大钊坚定从容地第一个走上绞刑架，并发表了举世闻名的最后一次演说。他慷慨激昂地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荣的胜利。”就义时，李大钊年仅38岁。
陈毅同志在纪念李大钊同志殉难三十周年时，曾赋诗赞曰“就义从容甚，大节凛不辱。人民柴市节，浩气贯长虹。”(注)
(注)相传南宋文天祥抗元兵败，就义于燕京柴市口，故称“柴市尽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