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6月10日晚，湖北省三斗坪三峡大坝。
经过整整10天的下闸蓄水，三峡工程坝前水位正式达到135米，提前5天实现了蓄水目标。
千里之外的北京城，一位92岁高龄的老人正在默默地关注着这一切。他就是三峡工程最著名的主上派并亲历其50年的起落沉浮，原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
这是一个不该被人们淡忘的老人，中国当代治水史上几乎所有丰碑式的工程——荆江分洪工程、丹江口水利枢纽、葛洲坝及长江三峡工程，都凝聚着他的智慧和心血。
此刻，这位双目失明的老人正把耳朵紧紧地贴在收音机上，凝神屏息地收听着它传出的每一个信息。当前来采访的记者大声地向他问好时，他居然没有听到。
“三峡工程，是毛主席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选择”
林一山青年时代就参加革命，1935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后，曾任该校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参加过著名的“二九”学生运动。“七七”事变后，林一山投笔从戎，到山东半岛开辟抗日武装根据地，之后曾任胶东半岛抗日部队司令员。抗战胜利后，他被调任东北辽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等职。
这样一种经历很难让人把他同“长江王”(毛主席对林一山的称呼)、“水利科学界的泰斗”这样的称呼联系在起。
林一山是1949年改行从事水利工作的。那一年，本应去广西担任自治区第一副主席的他在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政委邓子恢的极力邀请下，出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长兼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从那时起，他的命运便与我国的水利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在那个外行可以领导内行的年代，林一山不随波逐流。他潜心钻研专业知识，很快就完成了从外行到内行的转变。3年后，当他第一次面对毛泽东主席的垂询时，他已是一个踌躇满志的水利行家了。
林一山与三峡工程的不解之缘起始于1953年2月19日。那一天，他奉中共中央中南局的指示，陪同正在视察长江的毛泽东主席。
在“长江”号军舰上，毛主席问林一山：“长江洪水的成因是什么？”
“暴雨。1935年7月1日开始的一次暴雨，中心在湖北省五峰县，降雨量1500毫米，一个晚上就淹死汉水中下游8万多人和澧水下游4万多人。至于‘川西天漏’地区，年降雨量可以到2000毫米。
“怎么才能解决长江的水患呢？你有什么办法没有？”林把考虑了很久的综合治理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的规划方案和盘端出，其中包括修建一系列的水库。
毛泽东想了一下说，“这些水库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然后又说，“要毕其功于一役，先修那个三峡水库如何？”接下来的3天，毛主席与林一山就三峡工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又进行过多次探讨。最后，他对林一山说，三峡的问题我只是摸个底，现在不干。你马上组织人调查和论证，以后只要是有这方面的材料你就给我写信。
时隔50年，林一山在回忆起那段往事时，对毛主席当时说过的每一句话言犹在耳。他向记者透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其实，建国初期毛主席提出要建三峡工程，这实在是一种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选择。”林一山说，还在陕北的时候，毛主席目睹了北方农村的缺水多旱，他多次说过，我们国家的水利问题主要是北方的问题，等我们将来胜利了，要充分利用黄河，用黄河的水实现大灌溉。
解放后，毛主席先是把解决北方水利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当时的黄河水利委员会，曾经同他们进行过多次的探讨。但当时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始终不能理解毛主席“利用为宝，不用为害”的意图，一直坚持“把黄河的水送到大海”的被动思想。这让有着“改天换地”豪迈气概的毛泽东十分失望。1953年，在他第一次接见林一山之前，他对林及其麾下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也没有抱太多的希望。
但林一山让毛泽东看到了希望。
林李之争从
“长江”舰回来后，林一山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三峡工程的准备当中。
这是一个难度罕见的世界级工程。其中，因泥沙淤积、水库淤死而带来的水库寿命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尚未解决的难题。
毛泽东曾就这一难题征求过林一山的意见：“三峡工程建成后，能使用多少年？”
林一山说，“200年。”
毛泽东沉吟了片刻说：“千年大计啊……”
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毛泽东产生了“现在不干”的想法。
1954年汛期，长江流域暴发了20世纪以来最大的一次洪灾，江汉平原、洞庭湖区损失惨重，4900人被洪水吞噬了生命。这次洪灾促使毛泽东下决心上马三峡工程。这之后，他又多次召见林一山，每一次谈话都是围绕着三峡工程和长江水利建设问题。为了加快三峡工程的准备工作，中央还请来苏联专家协助林一山。
1956年，毛泽东再次视察武汉。当看到三峡工程规划设计和长江流域规划工作正在全面、顺利地展开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时，他非常高兴。他问林一山，你能不能找一个人替我当主席，我来做这个三峡大坝的坝长？在场的李先念也高兴地说，这个坝长啊，我也想当。
随后的几天，毛泽东写下了那首广为流传的词作《水调歌头·游泳》：“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现在，很多人都以为这是毛泽东抒发浪漫情怀的即兴之作。
“其实，”林一山说，“毛主席的词作并非是空穴来风，他是在看到三峡工程的准备工作已取得了重大进展后写成的。
到了1958年，三峡工程高歌猛进的步伐突然变得蹒跚起来。
使情况发生逆转的，是一个名叫李锐的年轻人。
李锐，湖南平江人，时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兼水电局局长。此人才华横溢，写得一手漂亮文章，其一生的荣辱沉浮，皆由此生。
还在1956年9月，李锐就曾撰文针对林一山“三峡是防洪性能最好的地区”、“三峡水库可以根本解决两湖平原的水灾”的观点提出过反对意见。
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工作会议，三峡工程是南宁会议的最后一个议题。在会议接近尾声时，林、李两人被同时邀请来参加会议。
大家都坐定后，毛主席要两人各自阐述自己的观点。
林一山先开的口。他先是纵横古今，从汉朝贾让治水谈起，历数从那时起到现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长江洪水如何为害，而后又以详实的材料，严谨的逻辑，将修建三峡工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讲得头头是道。
紧接着，李锐也开了腔。他同样是谈古论今，旁征博引，讲到三国时期就有诸葛亮夏口(汉口)吊丧，可见近2000年来，武汉三镇并未因洪水有何变化。李锐认为，堤防是我国自古以来，也是世界各国行之有效的最好的防洪措施。决非是“落后"不可靠之物，不可贬低、放松其作用。
李锐特别强调，防洪标准只能依据国力逐渐提高，想一下解决百年、千年一遇洪水是不现实的。
会议开完时，双方难分胜负。毛泽东让两人回去后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三天交卷”。
结果，林一山提前一天交了卷，他写了两万字。李锐则晚于林一山一天交卷，他写了八千字。
在第三天的会议上，两篇文章被发到每个与会者的手里。在经过又一番激烈的讨论后，毛泽东为三峡决议做出了“积极准备，稳妥可靠”的批示。
这便是水利水电界著名的“林李之争”。
今天，当人们用审视的目光重新回顾这段往事的时候，总会有一种匪夷所思的感觉。在那个狂飙突进、激情燃烧的年代，三峡工程作为赶超英美的一项重要内容，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含义。而一向坚决果敢的毛泽东却在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向他的反对派做出了让步。这的确是不可思议。
在很多人看来，“林李之争”是以李锐占了上风而告一段落。但林一山不同意这样一种说法。“怎么是他赢了？没有，绝对没有。”
在林一山看来，是李锐那手文采飞扬的文章帮了他，“李锐文笔很好，毛主席想培养秀才。”
毛泽东忘不了林一山实际上就是忘不了三峡大坝
南宁会议后，一度紧锣密鼓的三峡工程被搁浅了下来。
“文革”中，林一山被造反派关进了“水牢”，还被打断了肋骨。那几年，三峡工程好像被人们遗忘了一样。
1969年，毛泽东又想起了林一山，当听说林一山已经“靠边站了”时，他问道：
“有问题没有？”
“没有。”
“没有问题能不能站出来呀？”
林一山就这样被“解放”了。有人说，毛泽东忘不了林一山，实际上就是忘不了三峡大坝。
1970年12月，中共中央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环境下，根据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的报告批准兴建葛洲坝工程。
据林一山回忆，葛洲坝工程是他在1959年5月提出修建的。当时，长办否决了世界著名水坝专家、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萨凡奇选定的南津关坝址，初步确定以三斗坪作为三峡工程的坝址。林一山提出用建“一大一小”两个坝的办法，来解决三峡大坝以下河段航运问题并回收水头。林一山所说的“大”坝即三峡工程，“小”坝即葛洲坝工程。
11年后，当中央决定上马葛洲坝工程时，林一山，这个三峡工程的主上派却投了反对票。
林一山的理由是，葛洲坝工程虽小但从未做过设计工作，三峡工程虽大但有很详细的设计方案。从技术上来讲，葛洲坝工程比三峡工程要复杂得多，美国人到现在还认为葛洲坝的很多理论问题没有解决。林一山当时的意见是先上已经做完设计的三峡工程分期开发方案。
但中央还是批准了葛洲坝工程上马。林一山十分理解毛泽东当时的想法，他是想用葛洲坝这个“小坝”，为今后修建三峡这个“大坝”打下基础，从而实现他的“高峡出平湖”的宏伟畅想。
葛洲坝工程上马后，陆续暴露出一系列的重大技术问题，两年后工程被迫中止。周总理震怒之余，撤下了原参加设计的单位和工程领导。同时指定林一山为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负责人。
林一山临危受命，在身患重症的情况下，仍通宵达旦地研究影响葛洲坝工程的技术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他和长办的科研设计人员发现，葛洲坝工程初期存在的所有重大技术问题都同河势规划有关。林一山运用他总结的“河流辩证法”与“河势规划”理论，采取挖除江心小岛葛洲坝和“一体两翼”枢纽布置等措施，将一个陷于困境的工程引向了成功之路。
葛洲坝工程是世界级的著名工程。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水利专家，在看了葛洲坝工程后，都说中国人能够设计和建设葛洲坝工程，就一定能够设计和建设其他任何水利工程，包括三峡工程。
自此，多年来缠绕在中国人心中的“中国人有无能力修建三峡工程”的疑虑被彻底地打消了。1992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中央的领导谁了解你啊？”
三峡工程在企盼、争论和等待中，已经艰难地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
为了完成一代伟人的重托，几十年来，林一山埋头基层，潜心钻研。其间，他放弃了多次升迁的机会。1949年，邓子恢力邀林一山出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长兼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时，中央已决定林一山出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副主席。当时，林一山的级别是正军级，行政级别七级。后来，中央要安排民主人士，林一山又卸去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部长一职，只留下没有实职和实权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一职。
1963年，中央任命时任水利部部长的刘澜波出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赴任前，刘澜波推荐由林一山接替他的职务，中央经过讨论后同意了刘澜波的建议，但提出必须要经过总理同意。古道热肠的刘澜波于是自告奋勇地对林一山说，我和你一起去见总理。林一山因为不忍放下正在修建的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拒绝了，据林一山回忆，刘澜波当时生气地摔下了电话。
由于始终埋头基层，林一山并非广为人知。以至于毛泽东在对其学识和能力有了充分的了解后，非常奇怪这样一个同志为什么过去很少听人说起。他问林一山：“中央的领导谁了解你啊？”林一山对记者说，我只想把事情做成，至于我的地位、别人对我的非议，我都可以忍受。
人已进入耄耋之年的林一山，仍关注着三峡工程的每一步进展。他告诉记者，当他听到三峡工程已成功地下闸蓄水时，他几乎没有丝毫的兴奋，虽然今天三峡工程的设计方案大都是他当年设计思想的延续，但三峡工程规模巨大，技术问题复杂，其中既要求设计上科学可行，也要求在施工和管理时确保精确无误。林一山担心的正是后者。
(转载《新民周刊》2003年24期，标题为本刊改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