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师友中，黄源同志以98岁高龄与我们分手，是最年长的一位。
我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认识他的。在此以前，久闻他的大名，也读过他编的《译文》和《文学》。
1955年6月，华东局撤销以后，他被调到浙江来，先担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没多久，省委文教部成立，他调去任副部长，兼省文化局局长，负责领导浙江的文艺工作。因为我在省文联有个兼职的职务，曾到文教部去看他。我向他反映浙江的文艺工作缺乏懂得文艺规律的内行人来领导，希望他来以后，把浙江的文艺工作蓬勃开展起来。他笑笑说：“我一个人哪里有那么大本领。工作要靠大家来做。你是省文联党组成员，又是《杭州日报》副总编辑，可以推动一下。你们报纸的副刊编得不错，文艺性强，有名家的作品，也有新人的习作。要沿着这个方向，坚持下去。
他很重视培养文学新人的工作。不久，即召开全省文学青年积极分子大会。要我把《杭州日报》副刊作者中的青年积极分子，开一张名单给他。其中有沈虎根、林衡夫、崔汝先、高钫等十多人。这些人，当年都参加了在红楼举行的全省文学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后来都成了浙江和杭州有点名气的作家和诗人。
他主持改编的《十五贯》是一出好戏。从政治上说，它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从艺术上说，戏剧性很强，而且主要演员周传瑛、王传淞都是很出色的昆剧传人，演得很成功，轰动了全国。《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说起》，评价甚高。我曾让《杭州日报》副刊发表文章，加以赞扬。我去看过参加这个戏改编工作的省文联秘书长郑伯永同志。他对黄源同志很尊重，说这出戏的改编成功，主要是靠黄源同志的参与和领导。
当浙江文艺工作新高潮兴起不久，却卷起了“反右派斗争”的急风骤雨，黄源被错打成“右派”，伯永和我也不能幸免。从此，我们就失去了联系。1979年的春天，我获平反以后，就到黄源寓所去看望他。那时，他的错案尚未平反，但心态平和。他说：“我在《杭州日报》上看到你们几个人平反的消息，很高兴。杭州市动作真快。”我说：“杭州市是在省委领导之下工作的，市委既然动了，省委也不会没有动作。”他又说：“我的错案是省委全体会议通过的，要平反，恐怕还得省委开全委会吧!
交谈中，在得知我曾被关过上饶集中营，与冯雪峰同睡在一条破席子上时，他说：“雪峰不仅是位杰出的文学评论家，还是位卓越的政治活动家。我在上海编《译文》时，他与鲁迅先生关系密切。鲁迅先生逝世时，是他主持鲁迅的葬礼和出殡大游行。但他因有党的重任在身，不能像我们那样抛头露面。可惜他也没有逃过1957年反右的那场大灾难!他还是位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呢!”
1991年“皖南事变”50周年之前，省新四军研究会要编一本纪念册子，会长陈安羽同志要我负责主编。我去向黄源同志约稿，他很谦虚，问写什么好呢？我说，可否写写你突围的经过？他答应了。没有几天，就要他的小儿子黄明明送来《皖南事变中我是怎么突围出来的》一文，约七八千字，脱险经过写得很详细，也很生动。此文使我编的那本《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增色不少。后来，他把这篇文章作了一些修改，收集在他30万字的《回忆录》里，作为单独的一章。这本回忆录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后，他送了我一本，扉页写着：“士俊同志惠存黄源二00二年一月八日时年九十有七。
我愉快地拜读了全书，真是如沐春风，感奋不已。对他战斗的一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书中说到冯雪峰解放以前的政治身份，却说错了。第235页说：“冯雪峰在30年代到上海，是中央的特派员，后来他进了上饶集中营，所以没有组织关系了，变成了一个文艺工作者。”第236页又说：“对冯雪峰我是很尊重他的，虽然他没有组织关系，但他是文艺方面的专家，写了许多文章。”我向他作了详细的说明。我说：“据我所知，雪峰于1942年经宦乡以保外就医三个月的名义出狱后，回浙小住，即去桂林，找到邵荃麟，再到重庆，找到周恩来同志，并经中共中央南方局批准，恢复了组织关系，留在重庆从事文艺工作。并经董必武同志安排，住进姚蓬子办的作家书屋。雪峰是由周董两位直接领导的中共党员。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回到上海，仍住在上海作家书屋后楼亭子间里，我去看过他。宦乡同志80年代后期来杭州时，曾同我谈起，他是1947年《文汇报》被查封前，在上海由冯雪峰同志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可见解放以前雪峰在上海时是有组织关系的。”
黄源同志听了我的这些介绍以后，想了想说：“回忆录是我就自己所知道的写，我不知道的，就不能写。你可以把你所知道的写出来，补充我回忆录的不足。”
他真挚热情，乐于助人。80年代末期，我离休以后，到《文化交流》杂志社协助主持编务。《文化交流》是一份对国外发行的中英文对照的杂志，档次高，印刷精美，稿件质量也高。我很想组织几位名家写几篇有关杭州、西湖的文章。那时，我正好看过夏衍的《懒寻旧梦录》，这本书的开头几章，是写他在杭州的故居，他的童年，他的小学生活，等等，约有几万字。我想加以压缩，编成他第一人称的《童年》一文，约四千余字。编好后，送请黄源同志审阅。
他过目后说：“浓缩得不错，有夏公原作的神韵。我为你写封信给他，请他过目，如果同意，就请他签名后寄还。”他当即给夏公写了信。大约过了十多天，夏街就在我的改编稿上签了名，同意以他的名义发表。还附来几张他的照片。我收到后，很是高兴，也很感谢黄源同志。80年代，杭州市成立作家协会，我被推选为主席。当时，认为自己文学作品太少，难孚众望。在选举之前，我特地看望了黄源和陈学昭同志，邀请他们两位担任杭州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他们两位对我真是有求必应，勉励有加，都高兴地接受了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黄对我说：“你们杭州作协有那么多会员，是支强大的力量，要好好支持他们，写出好的作品。”言下洋溢着他对文学新人的关切和爱护。成立大会那天，他俩亲莅大会，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他对老作家也很敬重。90年代，富阳为郁达夫建立了铜像，他和我应邀参加落成典礼。他在会上讲了话，称赞郁达夫不仅是位文学巨匠，又是为抗日献身的革命烈士。他在讲完话之后，走过来拉住我的手，在刚刚落成的郁达夫铜像之前，拍了一张照片。他还对我说：“回杭州以后，找个时间，我们一起在孤山鲁迅先生铜像前合个影。”但因他在1989年患了结肠肿瘤，动了大手术，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他患病住院期间，我曾多次前往探望，怕影响他的健康，总是匆匆地去，匆匆地回。他术后病情好转，我们都很高兴，希望他善加珍摄，活到一百岁，届时我们再为他祝嘏!他愉快地笑了：“百岁寿星不多呀!”他歇了一下，又说：“在作家中，冰心大姊是长寿的，只活了95岁。巴金比我大两岁，有希望做个百岁寿星!”
对于这样一位对革命文化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老人，对于这样一位热情、诚恳、谦和、平易、乐于助人的长者，我将永远铭记在心里，终生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