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硬骨头”——读《黄源回忆录》

　　
　　
　　黄源在文坛、战场生活了一辈子。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坎坷的一生。
　　黄源生于1906年，活了98岁，是一位世纪革命老人。他早年参与了新文化运动和左联活动，并以著名作家身份投身于新四军。新中国成立之后，黄源参与上海文化部门的接管工作，组建了华东文化部并参与华东宣传部的工作，多有建树，是我党一位资深、位高的优秀文化干部。可惜调到浙江仅仅两年，他由于在如何领导和开展文化工作问题上与当时浙江省委的主要负责人意见不合，而被打成“右派”，以致经历了23年的坎坷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黄源这23年苦日子，以及“改正”后的二十多年经历和见闻，亦是中国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写真”。读《黄源回忆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坛，五十年代的上海、杭州文坛和政坛风云变幻，以及新四军军史、文化史，浙东根据地的战争史和文化史，华东野战军的有关战史、文化史，就尽收眼底了。
　　读《黄源回忆录》，了解了黄源一生的经历和遭遇，我感触最深的，是黄源的“硬骨头”精神和对工作对事业的执着。举几个例子：一、当黄源还是一个中学生时，因早操时戴了一顶乌毡帽而被体育老师训斥，他立即反诘：“校章上有没有规定学生不准戴毡帽早操？”此事竟成为学校风潮的导火索。二、日军侵华伊始，黄源即深入前线部队采写新闻，并在1938年毅然加入新四军。三、皖南事变突出敌人重围后，历尽危艰，只身寻找组织。四、在拟定上海《文艺月报》办刊方针时，黄源主张写上“社会主义”，与夏衍争执不下，付诸表决，党组7人，除黄源一人外，都跟夏衍走：票数1比6。黄源说：“我服从组织决定，但保留个人意见。”且在此后的华东局宣传部扩大会议上重提必须写上“社会主义”。此事，在上海的文艺领导层里影响很大。黄源调到浙江后，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调阅了此文件，专门将黄源请到上海，当着他的面在会上宣布：“你的论点是正确的，夏衍是错误的。”五、在宣布黄源被开除党籍的浙江省委全会上，黄源发言：“我虽然被开除了党籍，但我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对共产党的信念，仍是坚定不移的，没有改变。第二点，现在是对我的一个考验，我被划为敌对分子之后，会用今后的实际行动证明我究竟怎样……”六、他被打成“右派”后下放，临走时对妻子说：“我要长期下农村了，图章交给你，你若要离婚就去办，我会同意的……七、即使戴着“右派”帽子，接受当地农民的监督劳动，黄源居然还敢于向当地的地委书记进谏：“我在农村亲眼看见亩产不可能上万斤，请你务必多了解实情……作为一个“大写”的人，黄源当之无愧。即使在遭受无端打击和忍受政治屈辱的困境中，他也始终保持着人格和尊严。黄源和他的老师鲁迅一样，是一个宁折不弯的硬骨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黄源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与鲁迅、茅盾、巴金等文学巨匠频繁交往，四十年代在军中与陈毅、项英、叶挺、叶飞等我党我军高级领导人生死与共，黄源对他们的回忆文字，虽平淡，却亲切，虽片言只语，但形象、生动，不饰不矫，能见其人本来面目。这些文字，我以为都是极其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为了不让历史重演，请读者记住《黄源回忆录》里这段文字吧：“我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到1979年改正，也从51岁到了73岁。这当中又遇上一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整整浪费了我23年时间。这23年也是人的一生中精力比较充沛的时期。
　　在这段时间里我只是被批判、斗争，参加劳动，坐冷板凳。而与此同时，我的家人也受尽了各种诬蔑和折磨。我的爱人无端被人诬陷……孩子入团入党都受到影响，有一个考了全省第一，毕业后在农村呆了10年，这样的尖子一无成就，可惜!可惜!这不仅是我个人和孩子的损失，更是国家的损失，几十年损失了多少人才？痛心!痛心!”我想，黄源在写这段话时，心里一定在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