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提出了“以斗争求团结”的思想。在艰苦险恶的环境中，党用斗争争取最大团结，展现了在认识和处理问题上的高超智慧。这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形成背景
1938年10月，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时间与战线的延长使得日本军力疲惫、兵力不足，不得不转变策略，对国民党政府统治区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日本政府的引诱下，汪精卫公然投敌。
随着汪精卫的公然投敌，蒋介石对抗日的态度逐渐产生动摇，国民党营垒内部也发生分歧，除了少数部队对日积极抵抗外，其余战场开始了对日的消极作战。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逐步开始了反共的行动，先后制造了博山、确山、深县等一系列惨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批抗日军民遭残杀。
从1939年到1940年，国民党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共事件，使得共产党内一些人认为国共合作即将破裂，“左”的趋势逐渐显现；同时，不敢同顽固派坚决斗争、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的右的倾向也明显抬头。对此，毛泽东提出党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有理、有利、有节”地与顽固派、投降派作坚决的斗争。为了纠正各种“左”和右的倾向，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接连发表了《必须制裁反动派》 《论政策》 《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 《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 《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等文章，论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强调必须“以斗争求团结”、“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
发展过程
毛泽东“以斗争求团结”的思想，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而逐渐成熟，并在实践中验证了其科学性。
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杨森部突袭我新四军驻平江通讯处，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平江惨案”。8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人民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上发表《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强烈谴责反动派、投降派、顽固派的分裂行为。同年，在《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要反对任何妥协，对公开的和暗藏的汪精卫要持以坚决的拒绝和打击；任何不利于抗战的严重摩擦，都应该严正地制止。之后，他又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再次指出，汪精卫是国共两党共同的敌人，国民党与共产党不应互相限制，而应互相团结，共同集中全力反日防日、反汪防汪。同时，在共产党对待摩擦的态度上，他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著名论断。
在强调斗争的同时，毛泽东在《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中也明确了团结的重要性：“如果单单强调抗战而不强调团结和进步，那末，所谓‘抗战’是靠不住的，是不能持久的。缺乏团结和进步纲领的抗战，终久会有一天要改为投降，或者归于失败。”毛泽东还强调，为了团结，我们要坚决地反对分裂，反对摩擦，反对一切“限制异党活动”。1940年，毛泽东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中提出，对待各部分国民党人应采取不同的政策：对闹摩擦、闹惨案、闹分裂的人，应该果断且坚决的打击；而对忠心抗日的非投降派、非反共顽固派，应与他们长期的合作。同年，他在《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中总结了时局的发展情况后指出：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政治与军事进攻；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力争国民党中的大多数、中间阶层、抗战军队中的同情者、民众、知识分子等的统一战线。
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首次提出“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并具体指出斗争与团结的关系：“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毛泽东开始将重点放在斗争与团结的相互关系中，来解决和考察抗日统一战线中党的策略问题。
1940年，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不敢在日本占领区扩大人民军队，对国民党反共进攻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针对项英的错误，毛泽东认为我们要做的是发展，斗争的过程也是发展的过程。但是发展不只要强调特殊性，也要强调其同一性。要在超出国民党统治所能允许的范围，扩大军队、建立根据地、放手发动群众，在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均能发展、均应发展。与此同时，在国民党执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且为投降日本做准备的时候，毛泽东明确提出，此时应强调斗争而不是统一，否则会犯大错误。但是在中央指示到达后，项英仍不愿执行，以致在皖南事变中遭受巨大损失。
1941年，蒋介石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诬蔑新四军为叛军。作为回应，毛泽东在《我们决不能怕破裂》中，强调了同国民党斗争到底的决心：“人家已宣布我们叛变，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否则我们就要犯严重错误。”同年，毛泽东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中，对党在斗争中的经验进行科学的总结，对斗争的结果给予高度的认可。他认为这次斗争使得国民党地位有所降低，共产党的地位有所提高，国共两党力量的对比发生关键变化。同时提醒全党要保持警惕，不要松懈。
毛泽东“以斗争求团结”的思想在对国民党反动派、顽固派斗争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为我们党规避革命斗争过程中的失败和错误，为我们党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具体内涵
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首先，发展进步势力就是一个斗争的过程。毛泽东指出，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壮大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队伍并建立广泛的抗日根据地。只有不断发展和壮大进步势力，才能击败反动派、顽固派、投降派的反动势力。进步势力的利益与顽固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存在明显对立，随着进步势力的逐渐增大，顽固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必然会担心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而惶惶不安。因而，他们便开始想方设法反对进步势力的发展，阻碍进步势力的活动。因此，如若不同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进步势力便无从发展。
第二，斗争是团结的手段。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他们表现出一定的革命性质；另一方面，他们缺乏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的勇气。在抗日战争时期，这种两面性表现为“联共抗日”和“反共妥协”两方面，既有可能倒向人民群众，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又有可能背叛人民，成为危害革命的势力。对此，中国共产党实施“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积极争取他们愿意抗日的一面，同时与其妥协的一面进行斗争。针对顽固派、反动派的反共行径，则在政治上、思想上、军事上予以不同层面的打击，迫使他们承认进步力量的地位和共产党政策的正确性，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实现最大限度的团结。
第三，团结是斗争的目的。斗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而是为了进一步的团结，一切斗争要以团结为根本目的。我党提出斗争政策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便是争取时局的好转，进而赢得抗战的胜利。然而，争取时局好转的前提必然是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有一步步发展进步势力，反对内部的投降和分裂，与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赢得抗战的胜利。因此，毛泽东在《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中指出团结与斗争的关系：“为了团结，就要反对分裂运动”、“反对雪片一样的‘限制异党活动’的文件”。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毛泽东在总结第一次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土地革命后期过“左”的政策错误中指出，无论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还是“一切斗争反对联合”，都暴露出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对资产阶级问题的认识不成熟、不独立，从而导致了两个极端错误，给我们党和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
为此，毛泽东在《论政策》中强调：“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对待中间派和顽固派，党内许多干部认为斗争会使统一战线破裂而不敢斗争；也有的认为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而不注重联合。在这两种观点的影响下，对中间派和顽固派采取不正当的策略，不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亦不利于局势的好转。究其原因，是他们没有对局势有充分的估计，没有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充分的认识，没有对要联合的斗争的对象有充分的了解。联合，就是联合党政军民学各个方面，同时又坚持统一战线下的独立政策；斗争，就是坚决反对反动派、顽固派、投降派的军事和政治进攻，争取多数，反对少数，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争取最大程度的团结，力争局势的好转。
现实启示
抗日战争的胜利，证明了毛泽东“以斗争求团结”思想的正确性。这对于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如何处理好中国内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党“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党的十九大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全球大爆发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世界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的盛行，面对某些国家公然挑衅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等对我国与世界的发展造成不利的各种现象，我们更应众志成城、团结一心，团结有利于中国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一切力量，争取中间势力的支持，同时坚决与反华势力、敌对势力、霸权主义、恐怖分子作坚决的斗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屹立不倒，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