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两岸战日顽

抗战初期，发轫于苏南丹北地区的新四军挺进纵队（以下称“挺纵”），是由管文蔚同志亲手创建的一支抗日武装。他们驰骋大江南北，鏖战运河两岸，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85年前，我父亲跟随这支部队走过了两年的风雨历程。时光荏苒，岁月悠悠，如今父亲遗留的珍贵档案和革命文物仍在向我讲述着他在“挺纵”的那段烽火岁月。

一

1909年10月，我父亲贾公磊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袁花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上世纪30年代，他背井离乡来到上海做工，结识了在沪开展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郦大炳。父亲受其进步思想的启蒙影响，为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推销进步书籍，积极宣传抗日。

全面抗战爆发后，父亲因家乡惨遭日寇烧杀抢掠，胸中燃起了熊熊的抗日复仇怒火。翌年初，父亲从郦大炳口中得知，刚成立不久的新四军已开赴敌后，发动群众奋起抗日，深受触动，对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充满向往，萌发了追随郦大炳参加新四军打鬼子的强烈愿望。1938年8月，他只身一人赶赴江苏丹阳北乡的访仙桥，找到了已返乡参加抗日的郦大炳。这位老友随即将他引荐给管文蔚司令员。父亲加入了新四军丹阳抗日游击纵队，被管文蔚留在身边，任司令部收发员。

1938年9月，丹阳抗日游击纵队正式改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管文蔚仍担任司令员。据父亲生前回忆，“挺纵”成立之初，司令部各部门人员不多，收发处仅我父亲一人；次年5月，父亲任收发处主任后，还是一个人。他除了担负收发处日常工作，还要协助司令部处理其他勤务事宜。他清晰地记得，初到“挺纵”时，管文蔚司令员发给他一支盒子枪和一只挎包；升任主任时，管文蔚又亲手颁发给他一份少尉主任委任状。此状印有国民党党旗、党徽，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被气愤于国民党反共暴行的父亲亲手撕毁。同时，他还和许多战友愤怒地把青天白日帽徽扯下扔掉。

父亲参军的当月，管文蔚恢复了中共党籍，父亲亲眼目睹他重新回到党的怀抱时的情形。那一天，管文蔚神采奕奕，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也让父亲深受感染。之后，遵照新四军一支队党委的指示，管文蔚在部队中积极培养和发展进步青年入党，当时，我父亲也是他培养的对象。在父亲的记忆中，入伍后，自己积极要求进步，直接向管文蔚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经党组织教育培养和考察，1939年5月，在扬中油坊桥“挺纵”司令部，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管司令员给予了祝贺，郦大炳作为父亲的革命引路人和入党介绍人，勉励他努力工作、不怕牺牲、革命到底。从此，父亲确立了矢志不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二

父亲生前曾多次向我讲起，“挺纵”在经过访仙桥整编后，有了党的领导，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军政素质大为提高。整训后的“挺纵”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管到那里都纪律严明，秋毫无犯。部队转战途中，常宿营老百姓家中，战士们都会主动帮老乡挑水干活，清扫庭院，与乡亲们拉家常，与当地群众结下了鱼水深情。老百姓都习惯称他们为“四老爷”、“四将军”，也就是把新四军比作活菩萨，比作救星。

1938年10月初，陈毅司令员首次来丹北访仙桥检查“挺纵”整编工作。以后，每隔一段时间，陈毅就会来丹北。每当得知陈毅要来，父亲和战友们都很高兴。陈毅生活十分简朴，处处以身作则，从不要求任何形式的特殊待遇。每次来“挺纵”视察时，他都坚持与官兵们一样的粗茶淡饭，一样的平等生活。有时父亲见陈司令员工作繁忙，十分辛劳，就想为首长改善一下伙食，但每次都会遭到他的坚决反对。

1940年4月，父亲担任了“挺纵”司令部经济副官，从事部队后勤工作。他曾对我说起一次向粟裕同志申领部队经费之事。从吴家桥至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有100多公里，当地匪患猖獗，日伪顽又经常在这一带活动。5月上旬的一天，他带领十来名战士去溧阳水西村粟裕住处。一进屋，未等我父亲开口，粟裕便问：“你今天带几个人来的？”父亲回答：“一个班。”粟裕点了点头，说了声“好”，放心地把银元、纸币等军需经费亲手交给了他。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面对严酷的斗争形势，粟裕具有高度警惕性，为军需经费回程安全也作了周全的考虑。

“挺纵”刚到吴家桥时，由于日伪军严密封锁，粮食供应十分困难，有时不得已只好用马料——黑豆作为主食。一段时间下来，不少官兵产生了不满情绪。一天早晨，叶飞副司令员把我父亲叫了过去。父亲一进门，看见叶飞正在吃早饭，桌上放着一碗黑豆和一碟酱菜。见父亲进来，叶飞用筷子在碗边敲了几下，父亲顿时就明白了。于是，他向首长汇报了粮食供给状况及部队中的反响。后来，在叶飞的亲自关心下，依靠当地群众的帮助，想方设法筹措，部队缺粮的困境才得到缓解。

父亲说，那时部队指战员缺粮挨饿是经常的。特别在抗战初期，“饷款不济、军食不足、军装不备”是常事。在父亲的遗留物品中，至今还保存着一份当年他工作调动移交清册，因纸张匮乏，其中有一张移交账目目录只有巴掌大小，由两张粗糙的土纸拼贴而成，中间加盖着他的骑缝印章。新四军当年的艰苦生活由此可见一斑。

三

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在华中地区制造摩擦，向驻扎在皖东半塔集的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发起疯狂进攻。3月22日，陈毅电令“挺纵”：不惜一切代价，排除一切困难，日夜兼程，火速增援！

接到命令后，叶飞亲率“挺纵”主力向西驰援半塔集。途中，“挺纵”连续打了三个胜仗，生俘一名叫横田的日本兵。半塔集保卫战胜利后，父亲用新四军服装为横田替换了日军军服。在新四军统一战线和俘虏优待政策教育感召下，横田逐步认清日本侵华战争的本质和罪恶。以后，他参加了日本反战同盟会，工作积极，成为反战同盟会的骨干。他的那顶“昭11本”军帽被我父亲留存至今。

5月初，叶飞率“挺纵”主力从半塔集回到江都吴家桥、大桥一带休整。中旬的一天深夜，1000多名日伪军偷袭了吴家桥地区。据父亲讲，因汉奸告密，其中有一股日伪军趁夜悄悄摸进村庄，袭击了“挺纵”司令部。枪声骤起，情况万分危急，父亲见叶飞来不及穿上军服，身着短裤冲到屋外指挥反击。他紧随叶飞投入了战斗。

激烈的战斗从凌晨一直打到中午，日伪军渐渐不支，攻势开始减弱。下午，“挺纵”开始反攻，一个冲锋就击溃了敌人，一路追至大桥附近。日伪残敌向仙女庙据点狼狈逃窜。

吴家桥战斗后不久，为了东进抗日，创建苏北根据地，“挺纵”移师郭村。父亲又参加了郭村保卫战和随后的黄桥决战。郭村保卫战战斗正酣之际，父亲还随“挺纵”4团渡过通扬河，接援率部起义的国民党李长江部陈玉生支队。战场上，他俩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新中国成立之初，时任华东海军后勤部司令员的陈玉生还致信父亲“有暇来我处一玩为盼”。

1940年7月12日，“挺纵”整编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1纵队及其他部队，父亲和战友们又踏上了“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新征途。

从1941年至新中国成立初，父亲一直在部队做后勤工作。1954年12月，父亲转业至上海工作，先后在华东钢铁公司、上海棉织联社、上海毛巾被单公司等单位任职。1983年10月父亲离职休养，1995年10月因病在沪逝世，享年86岁。

回首过去，追思往昔，父亲的谆谆教诲铭心刻骨，难以忘怀。那些鲜为人知的红色故事，深深地印刻在我脑海里，犹如璀璨星辰熠熠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