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春，日军以第13军团61师团师团长小林信男少将为总指挥，出动日伪军1.5万多人，对抗日根据地苏中四分区进行“清乡”。日伪从4月1日起，经过六个月的“实验清乡”、三个月的“延期清乡”，军事“清剿”、经济掠夺、政治伪化三管齐下，妄图“建立模范的理想之乡”，不曾想却是水中月、镜中花。梦想破灭后，军部难以置信，遂派出考察团深入“清乡”区进行实地调查，出笼了《苏北视察清乡实况报告书》 （以下简称《报告书》）。透过这份《报告书》，结合相关史料，可以看出当年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的艰苦卓绝和根据地广大军民的机智勇敢。
“清乡”范围及社情民意
《报告书》说:“苏北清乡开展已有九个月，自（民国）三十二（1943）年四月一日起，范围包括启东、海门、南通及如皋之一部（丁堰至掘港），总面积三千六百平方公里，人口二百七十万，主要是农作物的产地。”又说:“本地居民中对张謇有极大的信仰，原因是张先生曾经提高彼等经济和给以良好的教育，使其生活优裕，所以有一种善良的政治影响遗留着。”“此外，尚有一种对民众极有力量的影响者，即新四军带来的共产党思想。新四军进入苏北历史虽极浅，但其影响民众不可忽视。”“新四军之长处，不在军事力和经济力方面，而在其组织力，统一民意，导以一定方向，加以组织，煽动其反清乡之意识，以此为基础组成政权，其工作非常巧妙，一如散沙之农民，能被结成有组织之力量。”
由此可见，张謇抵制日货、实业救国的影响，以及“共产党思想”，乃是日伪心腹大患。因而日军在军事“清乡”的同时，进行“政治清乡”，宣传伪化思想。
日军对新四军兵力的推测
《报告书》称:“本地区（四分区）新四军主力系属苏中区第一师第三旅，兵力约三千三百人……实际上本地区新四军拥有几许兵力，及其装备程度等，只有自其抵抗力量中推测，别无他法。”推测的方法是从战斗中机枪声判断，即“重机枪约二百人一架，轻机枪在最优秀部队约二十人一架，步枪大抵人各一支”。《报告书》又说:“其主力之表面活动几不能见，于工作（军事清乡）开始时，即一意避免与吾军作战，冀减少实力消耗，每次出击目的，无非扰乱性质，或仅思收夺武器而已。”
《报告书》对新四军“扰乱”似乎不甚为意，但对“新四军之真面目，极难认识正确，不无恐惧”。“新四军借巧妙之组织力量楔入农村，至今已完全土著化，（清乡）工作人员到达时，看来（新四军）系善良农民，但一瞬间化为民兵，以手榴弹袭击区公署，烧毁竹篱。苏北新四军实为隐蔽之敌人，其肃清非易事。”
《报告书》对“新四军现行之民众自卫组织”了如指掌。“自卫队为义务制，民兵队为志愿，自卫队不脱离生产，民兵为半或全脱离生产之贫农或无赖……作新四军之先头部队，其装备极端恶劣，土枪长矛大刀长枪等，亦有无武器，仅持锄头铁锹，名符其实之农民部队，其具有坚强之组织，备有避免我方扫荡之特长，布遍地区为新四军耳目，受其驱使，其所生效果不容忽视。”
从这几段文字不难看出，新四军虽装备落后、武器简陋，但战法灵活、战术得当，寓军于民、平战结合，使日伪颇为头疼，难以应对。
税赋反应
1940年11月，新四军一师三纵（3旅）东进之初，在如皋（东）掘港建立了四（分）区税务总处，废除国民党的各种苛捐杂税，并规定“税不重征”。对财政重要来源的盐税，苏中行政公署主任管文蔚《在苏中财经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说:“过去国民党专制时代，盐税高到成本十几倍，我们现在税率只有百分之五到二十。”
在田赋方面，苏中根据地沿用国民党政府章法，以泰东行署为例，分甲乙丙三等，分别每亩征收2元、1.8元、1.6元，草田1.4元、光白田0.5元。1941年5月，苏中行政委员会出台《征收救国公粮条例》，从6月起开征公粮，每亩甲等田9斤、乙等6斤、丙等3斤，租田则是（地）主7佃3分摊，佃户代交，在向业（地）主交租时抵扣。
对于上述税收、田赋、公粮，《报告书》 称:“新四军对农民的征税较和平地区为重，但附加杂税绝对不收，此种措置，深得民众同情。”所谓“和平地区”，即为日占区，税收关卡林立，货物过一个关卡交一次税，甚至被以“资匪通共”罪名扣押没收，“附加杂税”又各自为政，名目繁多。新四军则“税不重征”。所谓“对农民征税较和平地区为重”，显然是指“爱国公粮”，一等田每亩9斤，“业7佃3”，业主承担七成，“重”了一点，但也是太仓一粟。
据《苏中抗日斗争史稿》 （以下简称《史稿》）介绍，苏中区精兵简政，节约开支，减轻农民负担，从1942年下半年起，将田赋和公粮合并，“以十亩计算，甲等田征收70斤”，即每亩7斤。“把负担主要加在大、中地主身上”，以“一百亩计算，甲等田征收七百五十斤”，较之十亩计算，每亩增加半斤，“二百亩以上依次递增”。相对少于十亩者，地主负担是重了一点，但免去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定下的每亩田赋2元，“此种措置，深得民众同情”，从而使苏中抗日根据地不但粉碎了日伪的“清乡”阴谋，而且得到巩固和发展。
“清乡”的社会基础“长老”
《报告书》说:“新四军区域内全部老幼男女之农民，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之男女全部入自卫团，十二岁以上之少年加入少年先锋队……民兵则选自卫队（团）中二十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身体强健之农民充之，组织指挥与自卫团相同，最高指挥设指挥部组织，由分区司令兼任指挥。”“指挥以下有县总队部、区队部、乡队部，队长悉由县长、区长、乡长兼任之。”“民兵组织由地方总司令掌握，实际上却是（共产）党之指挥。其他地区之农民抗敌会，并以民兵组织为（共产）党之二大外围组织。”由此可见，农民已全部卷入抗日反“清乡”斗争之大潮，并有完整的组织架构和共产党成体系的指挥。
对此，《报告书》提出建议:
“新四军之政策，极力避免农村中之阶级斗争，但斗争依然继续发生，故农村长老乃健全之中坚分子。”“长老”即地主、土豪、绅士。他们“恐叹甚深，故事实上实有清乡工作之社会基础，此类人物为新四军所苦虑而无法掌握者。以长老为中心，乡村团结甚巩固，农民依赖长老，长老对农民的操纵指挥，意外坚强”。
那么，“长老”能否操纵指挥农民呢？《史稿》记载:1943年9月14日（中秋节）夜，“海启民兵群众在东南警卫团的掩护下，围困日伪据点几十处；九月十六日，又组织了二万多群众包围据点十一起。在南通，包围据点六起，参加群众二万多人次；在如皋，群众游击示威八次，四万多人参加。形成了群众性游击战争的高潮”。在这样的形势下，“长老”逆势“操纵指挥农民”，显然已无可能。
事实上，不是“长老”“操纵”农民，而是农民“监督”“长老”。《史稿》说:“日伪为达到‘政治清乡’目的，大肆进行欺骗宣传，诱迫群众组织维持会进行伪化统治。在日伪的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下，一部分地主企图妥协投降，主张‘维持’。因此，在反对日伪‘政治清乡’的同时，开展了反对‘维持’势力的斗争。党组织在各阶层人民中进行气节教育，表扬英雄人物，开展民主论战，分化瓦解维持势力，打击顽固分子。”
《报告书》也发现:“清乡开始后，新四军及党所用掌握农民之方法，为怀柔乡镇上之主要人物，利用其声望动员农民从事反清乡工作……使（之）与自卫队合作，组织民兵。”
可见，日伪所谓“以长老为中心”对“农民的操纵指挥，意外坚强”，反倒令人“意外”，未免异想天开，一厢情愿。
《报告书》漠视火烧竹篱笆
1943年7月1日夜，苏中三、四分区4万多群众和民兵，在主力部队掩护下，分成几十路，在150多公里的封锁线上联合行动，锯倒电杆，割断电线，挖断公路，焚烧竹篱笆，使日伪用三个月修筑的封锁竹篱笆灰飞烟灭。与此同时，新四军主力乘机挺入通中、通西地区，使海（门）启（东）之敌不得不撤回南通，以对付我主力部队。对于这场声势浩大，使其强化“清乡”“七月计划”失败的人民战争，《报告书》却是轻描淡写——“无大害”。
果真“无大害”吗？火烧竹篱笆，不仅使日伪历时三个月筑起的这道封锁线一夜之间化为灰烬，而且新四军主力3旅7团回师内线作战，与坚持原地斗争的地方武装联手，拔除日伪中心据点，打击“清乡”队伍，使“清乡”人员不敢下乡，日伪计划半年收官的“清乡”陷入泥潭，不得不再花三个月“延期清乡”。在“延期清乡”中日伪加大兵力，区区一隅的启东地区，就从江南调来“清乡”经验老道的特工、伪警5000多人，进行“重点清乡”，又告失败。为此，日伪再延长三个月“高度清乡”，仍以失败告终。
综上所述，《报告书》对为期九个月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的“清乡”失败，避重就轻，闪烁其词，或自说自话，盲目乐观，而《史稿》对反“清乡”斗争胜利的评价，不偏不倚，实事求是，恰如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