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韩慧如校长

面前放着一本发黄的《我的回忆》，打印于1985年，是韩慧如72岁时写的。当时她刚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心脏病发作，也许就是这次起死回生，让她决心写下在旧社会经历的苦难，以及与丈夫秦鸿钧烈士和战友们千难万险的革命斗争经历。
　　解放后韩慧如长期担任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校长，1954年我插班到“一中心”的四年级，并在那里毕业。而今重读她的回忆录，我亦年近八旬。她是我今生难忘的一位老师、长辈。韩校长瘦瘦小小，站在人群里看不见。她在大会上从不讲漂亮话，也很少表扬或批评哪个学生，但她却是整个学校的灵魂，无可争议的核心。

　　1935年，韩校长经由姐姐韩慧英介绍参加革命后，先辅助姐夫陈为人保管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密文件，即“一号机密”。她曾在形势危急时，一个人坐上三轮车把两大箱文件从敌人眼皮底下安全转移。
　　1938年，党组织安排她与丈夫秦鸿钧建立地下电台，向延安发送了大量重要情报。1945年，她又同时担任了上海地下党的交通员。上海即将解放时，电台被发现，夫妻双双被捕受尽酷刑，但没有吐露一丝党的秘密。秦鸿钧在1949年5月7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韩慧如于5月25日与3位战友成功越狱，迎接了5月27日的上海解放。曾任中共上海地下市委书记的张承宗上门征询她的工作意愿，其中不乏重要的领导岗位，可她一口就说：“我以前做过教师，我只想做个小学教师。”于是，我们就有了韩校长。
　　她深爱孩子，始终坚持“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德智体美劳无偏废，看到学生经常问：“你在学校快乐吗？在家里高兴吗？”我们这茬同学是最大的受益者。课堂上每个人都有发言的积极性，课余更有根据自己特长选择兴趣小组的广阔空间，戏剧、合唱、舞蹈、木偶、美术、手工不一而足。这使“一中心”形成了浓厚的艺术氛围和音乐特色，从这里走出了笛子大师陆春龄、扬琴演奏家丁言仪，走出了在市里区里屡屡获奖的合唱队……
　　“文革”时期，韩校长被戴上“叛徒特务”的帽子，以至戴铐坐牢。许多老师都记得，韩校长出狱后被勒令打扫学校卫生和厕所，每天弯着瘦小的身躯擦洗，感觉“惨不忍睹”。可她却说，我擦干净了，孩子就会舒服。她每天一遍遍擦马桶，冲粪便，扫地面。全校公认：韩校长打扫期间，是学校厕所最干净的时期。
　　1956年我小学毕业后，直到1962年去安徽务农，再到1993年回沪工作，都与韩校长保持联系。尤其定居上海后，我更加了解到她的每个家人都是一部书，最鲜明的共性是忠诚、骨头硬和无私奉献。
　　韩校长的爱人秦鸿钧烈士，1927年入党，1936年被党组织派到苏联学报务，没经费没交通，只有一张从东北走小道进苏联的手绘地图。他每天夜行，穿森林、爬高山、蹚河水、避野兽，走了好几个夜晚终于越过国境。
　　在苏联，秦鸿钧以小学四年级的文化起步，学俄语、学报务、学修理电台设备，为了能早日回国执行任务，日夜拼命苦学，居然在半年里能够独立操作和翻译电码。从1937年到1949年，他在上海想方设法躲避敌人的追查，向党中央发送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为了掩盖光线和敲键声，他每搬一次家都用纸、布把门窗和墙壁糊得严严实实。由于长期闷在斗室通宵发报，以至满口溃疡，双腿站不起来，而桌椅和地面都是汗水。
　　1949年3月电台暴露，秦鸿钧夫妇和同做情报工作的张困斋（张承宗的弟弟）被捕，受尽酷刑。有时，敌人还让他们相互看对方受刑，并故意在他们面前把来探监的一双小儿女推赶出去，让他们听到孩子撕心裂肺地哭喊“爸爸！妈妈！”但无论敌人使出什么花招，他们都始终严守党的秘密。
　　5月7日，韩校长眼睁睁地看着秦鸿钧和张困斋被五花大绑押上汽车，知道永别时刻到了，悲痛欲绝，但狱中党组织“准备牺牲、争取越狱”的指示和丈夫的遗言让她冷静下来。5月25日，她趁敌人惶恐不安、疏于管理之时，与缪剑秋等3位战友机智越狱，受到一对普通市民姐妹热情帮助，在她们家隐居两天，终于等到了上海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韩校长两次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受到毛主席接见。离休以后，她致力于关心下一代工作，2000年荣获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直到2009年去世，她一天也没脱离革命工作，并要求把自己的遗体捐赠给红十字会作医学研究。她说：“国家为我治病花了许多钱，我的遗体只能作一点点补偿。”
　　韩校长家最小的孩子是儿子秦裕民，乳名“小小”，父母被捕时只有9岁，跟着姐姐颠沛流离。解放后，裕民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西安交大无线电系，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电脑工程师，参与“银河”巨型计算机研发。他曾带8名同事去美国参加培训，国家发给每人每天35美元生活费。当时外汇紧缺，秦裕民提倡为国家节省每一分钱，他们省吃俭用，竟省下来一半、5000美元上缴国家。
　　后来，秦裕民担任锦江集团电脑中心主任，决心研制适合国情的酒店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为此殚精竭虑，耗费巨大心血，终于研发成功，使上海的酒店业第一个实现了与世界旅游业接轨。但他也积劳成疾，1990年倒在了50岁的门槛上。当时，他的儿子秦岭也只有9岁，与秦鸿钧牺牲时秦裕民的年龄一样。1993年我回沪工作后到韩校长家里，看到东西两面墙上各挂着秦氏父子的黑框黑白大照片，一样的浓眉英俊，一样的坚毅眼神，默默相对。我受到强烈震撼，一时哽咽。
　　韩校长与秦鸿钧的女儿秦裕容，乳名“咪咪”，父母被捕时11岁。解放以后，裕容发奋学习报效国家，在北大物理系毕业后，成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所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为返回式卫星和神舟飞船的研制立下汗马功劳。她获得2000年国防科技三等奖，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母女同获这一殊荣，实属少见。她也和母亲一样，很少谈自己。我是从王蕙炎老师那里，才知道裕容在北大念书时，有次周恩来总理请她和几位烈士子女到西花厅的家里过节，和他们谈到深夜，邓大姐（颖超）说，太晚了，孩子们就在这住下吧。那一夜，裕容感受特别温暖，可她从不炫耀这事。
　　2017年，我接到裕容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张韧，我的记忆很差了，感觉不太好，我要去住养老院，跟你说一下。”此后我多次去电话，没人接，心中不安。果然，她的亲人证实，她后来失忆了。痛心啊！
　　2008年初，韩校长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也是最后一本书《真正的共产党人》。促成她下决心出书的，是齐心同志（习仲勋夫人）的亲笔信，信中明确希望她出书：“你的亲身经历就是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这笔精神财富是烈士用鲜血换来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多让人知道过去是很必要的……后代需要这样的精神财富，烈士的鲜血不能白流，我们应该永远纪念他们，不能忘记过去的历史，要作为传统教育代代相传。” 
　　韩慧如将出这本书作为党的任务在病中坚持，王蕙炎老师也为此立下汗马功劳。王老师是位1948年就参加地下工作的老革命，按韩校长的口述写出了7万字的《我的回忆》初稿，后来又从内容、结构、字句上逐一补充调整核对修缮，最终完成了10万字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书稿。王老师交待我任务：尽快实现出版。2007年，我找到时任上海教育出版社社长陈和，他连连说：“这是好事，好事！”当年即付印，让韩校长亲眼看到了这本书。这本书于2010年再次加印并补充了秦裕容的回忆文章。
　　2021年春，王蕙炎老师去世，和韩校长又并肩战斗在了另一个世界里。
　　曾经，我觉得《真正的共产党人》书名过于平淡，不能吸引人。但当我看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一些共产党员丢掉了信仰，一些党的干部忘记了初心，腐败堕落，甚至叛党卖国。对比韩慧如校长和王蕙炎老师这些为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在任何环境下都一身正气、刚正不阿，坚定为党的事业全力以赴、奉献到终老的共产党人，我豁然明白，只有“真正的”才能概括他们彻底的党性和人民性。我完全接受了这个书名！
　　韩校长，您好，我又想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