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家老宅的院子里有一棵上了年代的老柿树，每到寒露季节，树上便挂满了又大又甜的果子，远远望去，火红一片，如霞似火。这棵老柿树是我堂伯父在他12岁那年栽下的。如今，每当看到满树又红又大的柿子，我就想起小时候太奶奶给我讲起的堂伯父的故事。
那是1933年7月，17岁的堂伯父胡传庚初中毕业，同他的老师和两位同学离开了家乡。因怕家中大人担心，他临走时让邻居帮忙捎话说，到外面闯荡一段时间就回来。从那以后，我太奶奶常常坐在院子里的柿树下偷偷地抹眼泪。再后来，从那两位同学的家人口中得知，堂伯父跑到江西中央苏区参加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大部队开始长征，堂伯父因为左腿在战斗中受了伤，被留下来打游击。
转眼8年过去了。皖南事变后，1941年4月，堂伯父随部分新四军突围来到了江北。当他穿着一身灰色军装背着长枪回到家里，我太奶奶喜极而泣。这时，站在一旁的一位赵姓营长对我太奶奶说：“大娘，你孙子小胡参加了我们共产党的队伍，专门打日本鬼子，替穷人报仇。他还是我们营的侦察班长呢。”太奶奶听了，高兴得合不拢嘴。
这一年秋天，堂伯父吃到了家乡的柿子，也是头一次吃到了他亲手栽下的柿树上结出的柿子。从这以后，只要每次行军打仗离开家，我太奶奶都要在他腰包里装些干柿饼。
这支部队在我们家乡住了一年多。第二年秋天，日军纠集了3个联队共1万多人，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秋季“大扫荡”。为了配合外线作战、粉碎敌人的阴谋，堂伯父所在的部队又要向北开去。临走时，堂伯父看着树上还未成熟的柿子，对我太奶奶说：“奶奶，看来今年我吃不上这棵树上结出的柿子了，到时候给我多晒些干柿饼，等我打完了鬼子回来再吃。”
从此，堂伯父和家里断了音讯……
1949年1月12日，安徽省凤台县解放了，人民解放军进了凤台城，我太奶奶一把拉住我太爷爷的手，飞快地跑到部队驻扎的地方找堂伯父。部队的一位首长翻开册子查来查去，没有找到堂伯父的名字。最后，这位首长语重心长地对我太奶奶说：“大娘，我们这支部队没有这个人。等全国解放了，我们一定帮您老人家找到。”
但未曾想，1951年2月，我太奶奶等来的却是堂伯父早已牺牲的消息。太奶奶痛哭流泪，从那以后像是变了个人似的，整天呆呆地望着那棵高高的老柿树。每到柿子成熟时，我太奶奶总是把晒干的柿饼，拿上几个放在堂伯父的遗像前。
1980年清明节的前一天，一辆军用吉普车突然停在我家门前。一位年近7旬的老人，在两名年轻军人的陪同下，走进我家院子。我太奶奶戴着那只老花镜，怎么也认不出来人是谁。这时，这位老人开了口：“大娘，我姓赵，当年是你孙子小胡的营长。我跟小胡还一起来过你家呢。”当我太奶奶问起堂伯父牺牲的经过时，老人的眼泪顿时流了出来。那是1943年冬天的一个傍晚，他们执行任务经过田集（今属潘集区）附近的一个村庄时，不料遇上了鬼子的抢粮队，由于躲避不及，便交上了火。两名随行的战士先后不幸牺牲了，赵营长和我堂伯父边打边撤，敌人穷追不舍。堂伯父为了掩护赵营长，把敌人引向了另一个方向，最后牺牲在一处坝堤下的芦苇丛里。等鬼子离开后，赵营长来到堂伯父身边，堂伯父只说了一句话：“营长，我死后，让我奶奶把柿子放在我的坟前，也算我吃到了家乡的柿子了。”堂伯父牺牲时才27岁，没有留下任何遗物。
1981年9月，我离开老家去外地工作。临行时，院中的那棵老柿树上挂满了又红又大的柿子，年近9旬的太奶奶拄着拐杖对我说：“娃儿，你到了那个地方，要像你堂伯伯那样，好好地工作。”
我的太奶奶是1987年11月8日下午去世的，享年96岁。临终前，她嘴里还在喊着我堂伯父的乳名，眼睛紧紧望着门外那棵高大而又粗壮的老柿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