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村保卫战的重大政治意义

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党性之战

早在1938年5月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对江南新四军的发展方向作出明确指示，指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

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为使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得以迅速实施，党中央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由刘少奇任书记，统一领导长江以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1939年2月，周恩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提出新四军向北发展的三条原则，以及“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

党中央多次强调：华中是我主要的生命线，我军必须尽快夺取华中。有了华中，抗日力量会大大发展；有了华中，华北的八路军同长江沿岸的新四军就能联成一片。因此，发展苏北不只是新四军的一个局部性任务，而是关系到争夺华中，影响我对日军及对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全局性的大事。

陈毅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苏北的指示。1938年10月，他命令管文蔚率“挺纵”北渡长江，来到江都吴家桥地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这是苏北第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部队。1939年11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将叶飞率领的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和管文蔚部合编，并指示叶飞率部渡江北上，驻守江都“三桥两荡”（吴家桥、网子桥、三墩桥、焦家荡、花家荡）地区，建立和发展苏北抗日根据地。

1940年3月23日，叶飞率“挺纵”从吴家桥出发，驰援半塔集。在半塔集，刘少奇两次约见叶飞，向他讲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重点谈了发展苏北、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问题，指示叶飞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5月中旬，叶飞率“挺纵”返回吴家桥，随即召开军政委员会议，汇报西援情况，传达中原局领导关于加快完成党中央赋予的迅速开辟华中的战略任务。5月17日，日伪军“扫荡”吴家桥，“挺纵”英勇反击后，转移至郭村地区。

郭村是“二李”（李明扬、李长江）的防区。“二李”对“挺纵”在郭村的发展忐忑不安，在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的挑唆下，认为新四军占了他们的地盘。6月下旬，李长江竟向“挺纵”下了最后通谍：限3日内退出郭村。叶飞将情况分别电告中原局刘少奇和江南指挥部陈毅。刘少奇复电重申：“你们要选择适当的地形位置，能够固守或以游击战支持一、二星期，让顽固派进攻你们，你们自卫，造成充分政治理由，然后再由八路军与四、五支队援助你们协力侧击顽固派。”陈毅连发3电，认为李长江进攻的兵力达13个团之多，“挺纵”在郭村只有1个多团，力量对比太悬殊，要求“挺纵”尽量避免冲突，避免不了就退到吴家桥、扬中，实在不行，就退回江南，待时机成熟再渡江发展苏北。陈毅还指示叶飞派出代表到泰州谈判，争取和平解决。叶飞一面派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和调查科科长周山去泰州谈判，一面召开“挺纵”和苏北特委的领导同志联席会议，后又扩大到团以上干部参加。

叶飞认为团结中间力量，事关发展苏北大局，陈毅3次电令避免同“二李”的冲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情势紧急，和平解决已经无望。如果退回江南，势必延误党中央大力发展苏北的战略部署，影响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发展华中的战略进程，丧失有利的发展机遇。刘少奇要求固守郭村，坚守待援，是从党中央大力发展苏北这个战略高度思考的；陈毅是从发展苏北必须争取“中间势力”这个策略方针上来决断的。他们的目的都是贯彻执行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目标是一致的。叶飞指出：“我们前线指挥员了解情况，要敢于实事求是，独立负责，这才是真正的向陈司令员负责，向党负责！”“再说，对中间力量的消极方面，也要有所斗争。”最后叶飞给陈毅回电：“决心固守郭村。”经过7天的浴血奋战，我军彻底粉碎了李部对郭村的包围和进攻，夺取了郭村保卫战的胜利。

正确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典范之战

郭村保卫战虽然是一场规模不算很大的反摩擦战斗，但在统一战线方面取得了重大胜利，充分证明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争取中间势力”的策略是非常正确的。这一战是党正确运用统一战线斗争策略的光辉典范。

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陈毅针对苏北各种政治力量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击敌、联李、孤韩”的苏北统战工作方针。

陈毅常说：“统战工作做好了，也抵得上千军万马。”“二李”在苏北是中间势力，要想打败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必须团结“二李”。郭村一战，无论胜败，都是兵行险着。一是双方兵力悬殊，李长江纠集13个团1万余之众，而我只有1个多团2000余兵力；二是如果作战不利，新四军将失去大江南北的交通枢纽地带，失去苏北吴家桥、郭村一带的抗日根据地，严重影响江南主力北上抗日大局，影响党中央开辟苏北、发展华中战略决策的迅速实施；三是即使打赢了，如果韩德勤再对“二李”挑拨拉拢，造成韩、李反共大联合，对新四军发展苏北极为不利，新四军在苏北也难以立足发展。

正确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策略，是夺取这场战斗政治和军事双重胜利的关键。郭村战斗进行到第7天，也就是7月3日，陈毅从江南赶到郭村，他的焦灼心情已为部队打了胜仗所缓解。他给部队以热情的慰问和鼓励，并主张“一不做，二不休”，再扩大一下战果，打下塘头。7月4日，我军全线出击，李军全线溃退。在泰州城唾手可得的情况下，陈毅命令不得攻城，收兵于泰州城郊的九里沟，造成与李明扬谈判的有利条件。陈毅告诫大家：战役和战术上的胜利，不等于战略上的胜利，要打开苏北抗日局面，非把韩德勤打败不可，我们的方针还是“击敌、联李、孤韩”。“二李”是地方实力派，必须争取他们中立，不使他投靠韩德勤。李长江发动进攻，稍予惩治是必要的，现在他已经碰破了头，得到了教训，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争取其和我军合作抗日则更为重要。只有这样，对抗战，对开辟苏北根据地才是有利的。

陈毅司令员亲自与李明扬通电话，再次主张言和，重修旧好，并派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带着他的亲笔信，到泰州与“二李”谈判。李明扬求之不得，连忙赔礼道歉，送还已被扣押的陈同生和周山。为了表明团结抗日的诚意，新四军释放了全部李部被俘人员700多人，归还宜陵、塘头、郭村等地，但要求李明扬协助我军东进抗日，如果以后韩德勤进攻新四军，必须保持中立。李明扬一一答应。

在陈毅的感召下，又经过郭村战斗的实力较量，李明扬终于认清了形势，同意让新四军借道东进黄桥。7月下旬，我苏北指挥部挥师东进，通过口岸到泰兴公路上的寺巷口、缪湾一带“二李”防区。“二李”遵守约定，只是朝天开枪，我军装作夺路而过。

郭村保卫战，在陈毅的正确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争取了“二李”，孤立了韩德勤，打开了江南部队北渡长江、向黄海之滨奋勇东进的大门，开辟了苏北抗日根据地，取得了政治和军事的双重胜利。

加速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建立的战略机遇之战

就在郭村保卫战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关键时刻，陈毅电令苏皖支队火速驰援郭村。6月28日拂晓，战斗打响。29日，陶勇率领苏皖支队跨越天扬公路，夜渡邵伯湖，闯过日军封锁线，昼夜兼程200里，赶到了郭村，协同挺进纵队打退了李部的多次进攻。7月1日，根据新四军挺进纵队和苏北特委的决定，在李部的地下党员陈玉生、王澄、姚力，分别率领一个团、一个营和一个机枪连在战场起义，加入到保卫郭村的我军之中。

郭村保卫战胜利后，陈毅接连发出两道指示：一是筹建地方抗日民主政权，二是指示粟裕速率主力部队渡江北上郭村。7月8日，粟裕率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及其第二团、新六团和“江抗”第二团等主力部队渡江北上，到达郭村地区，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胜利会合。新四军江南主力和指挥部的工作重心转移至苏北地区。

郭村保卫战促成了苏皖支队和江南新四军主力迅速云集吴家桥、郭村一带，加速了大力发展苏北的进程，陈毅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果断决策，并报中共中央批准，于7月12日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兼政委，粟裕任副指挥，刘焱和钟期光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部队统一整编为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叶飞，下辖1、4、5团；第二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委刘培善，下辖2、6、9团；第三纵队司令员陶勇，政委刘先胜，下辖3、7、8团，总兵力7000多人。通过整编，苏北新四军统一了指挥，统一了建制，行动协调，面貌一新。这对开辟苏北、发展华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从此，苏北抗日斗争的形势开始发生质的变化，我方与韩德勤的斗争由争夺中间力量进入正面交锋阶段。郭村保卫战是新四军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前哨战，也是黄桥决战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