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赵一鸣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当时父亲就读的乙种商业学校,在宿州号称革命大本营。老师多半是共产党员。1924年他参加非基督教大同盟,积极组织并参加教员学生进行反帝游行等活动。1925年该校创办了“群星书社”,我党主编《宿州导报》出版地也在该校。他积极参加各种反帝反封建活动,代购《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
1927年北伐军攻下宿县城,鼓舞了革命青年与人民大众的斗志。当地很快成立了县党部、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总工会、妇女协会等。当时父亲在学生联合会工作,后又到县总工会任筹备委员并参加了共产党。举行入党仪式时,县委书记的讲话更加深了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不久即被提拔为支部书记。1928年,他在全县团代会上被选为县委委员,担任宿县共青团的县委书记。1929年白色恐怖笼罩宿县城,许多共产党员遭逮捕,党的机关遭到破坏。迫于形势,我党的活动完全转入地下。
同年4月,我的父亲去徐州参加徐海蚌特委扩大会会议,由于叛徒出卖,与到会的7位同志同时被捕。敌人在他身上搜出了党的文件。为了掩护其他6位同志,他独自承担了全部责任,其他同志相继出狱,而他开始了长达6年多的铁窗生涯。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他铁骨铮铮,义正词严,后被判有期徒刑3年。7月他被解送苏州高等法院,关押在苏州司前街高等法院看守所内。当时的监狱当局利用笼头(犯人中勾结监狱当局统治犯人者)对政治犯实行严酷的管制。为了争取合法权利,他与南京被捕的黄子仁,上海被捕的孙良晤等酝酿建立监狱党的组织。后经出狱的同志向党组织汇报,获准建立了党总支,父亲任分支书记。随后他发动了苏州监狱第一次大罢饭斗争,向监狱当局提出改善生活等要求。父亲第一个摔掉饭钵,发出斗争的信号。反动当局集中苏州全市武装包围监狱,到第三天下午,敌军警冲击衙堂,当即拖出包括父亲在内的斗争积极分子百余人,铐上脚镣手铐。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毫不畏惧,大义凛然。最终监狱当局不得不作出了一些让步。
1930年,党组织秘密成立难友代表大会,创办图书馆、文化班,并出版用钢笔抄写的《血潮》刊物。在召开群众大会纪念“四一二”遇难烈士的那天,他公开号召狱中看守要“枪口一致对外”打倒帝国主义!结果他与徐家瑾、廖庄林、陈伯坚四人被高等法院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一罪,均被加刑2年6个月,并被转到第三模范监狱。
临走时组织上要父亲把模范监狱的党支部建立起来。但到模范监狱后他被关押在单独的号房,因而与难友联络上比较困难,一直到了秋季才成立了支部。父亲任支部书记,下设两个分支部。他积极发展党员,坚持不懈地进行狱中斗争。不久因送信人出卖,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又以在监狱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再加刑1年零2个月。前后两次加刑,共判有期徒刑6年8个月。
1931年夏,上级组织指示撤销监狱党的组织,改为互济会。此后敌人又将他转押到丹阳监狱、句容监狱、南京第一模范监狱。遵照党的指示,他改变了斗争方式:“保持健康,加强学习”,“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从那以后,他主要的精力放在组织狱友学习理论,学习自然科学。这期间,他通读了博哈德的《通俗资本论》,施存统译的《经济学大纲》等著作,以积极的态度为出狱后更好地为党工作做准备。他直到1934年冬才出狱。
耿耿赤子心,拳拳报国情!冰冷的铁窗锁不住他对共产主义坚定信念;脚镣手铐、严刑拷打更磨练了他钢铁般的意志。
父亲这段以身报国、可歌可泣的历史,反映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贞不屈的崇高品质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作为出生于和平年代的我,面对历史,面对父亲6年多的铁窗生涯,面对他用血肉之躯与旧世界抗争,我被深深地震撼了!
千千万万革命先辈用生命及鲜血谱写的历史我们不能忘记。我们这代人肩负着传承历史的光荣使命:要将前辈们崇高的精神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让党的优良传统后继有人,以告慰先辈们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