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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不宣而战，突袭闸北，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就此打响。此时年仅27岁的埃德加·斯诺正在上海，由此成为事变的一名亲历者。在三十余日的交战中，他凭借外国记者的身份，进行了大量实地采访，完整详实地记录了所见所闻，并在一年之后推出了《远东前线》一书。他亲眼目睹了日军与日本浪人的种种暴行，更见证了中国军民的爱国主义情怀与不畏强暴的抗争精神。
一、与蔡廷锴两次对话
1月29日午后，斯诺匆匆赶往真如采访正在指挥部队作战的蔡廷锴。在被当作战地指挥所的简易小茅屋内，他第一次见到这位十九路军的指挥官。斯诺眼前的蔡廷锴，一副广东人长相，强健而干练：
身高六英尺，肤色黝黑、其貌不扬，年过四十但看上去像三十岁上下。虽然身经百战，却只穿着没有勋章配饰的普通橄榄色军服。厚嘴唇、大嘴、鼻子宽大而扁平。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那双又长又直的手。一对栗色眼睛充满活力、智慧和警觉。
两人的第一次对话大致谈了三个问题：战事起因、十九路军的态度，以及他们与外国人的关系。
谈到起因，蔡廷锴愤慨地说：“他（盐泽幸一）提出的最后通牒，我们的市长都无条件接受了。可他在昨夜11点25分又提出第二道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撤离华界，他们要在半夜12点进行占领。通知这么急，即使我们想撤退也来不及。至于成千上万正在家中熟睡的中国平民，他们更不可能得到了什么警报！”他接着说，十九路军原本要在29号上午撤退，南京已经下达了命令。在日方接受了市长的答复之后，部队已经开始拆除街头的防御工事，而且昨晚已经从闸北前线撤回了警戒人员，原本打算在今早完成全部撤军。昨夜12点差10分的时候，日军开始袭击我们，率先还击的是闸北的宪兵，而不是士兵。直到凌晨，他才得知盐泽的第二道最后通牒。
“十九路军是否考虑撤退？”斯诺接着问。
“当然不！我们为什么要从自己的领土上撤退？战争又不是我们挑起的，我们也不想打仗。日本人可以随时撤离中国，这样战争就结束了……我们不打算求助国联，我们要自己来打这场仗。”蔡廷锴斩钉截铁地回答。
在谈及与外国人的关系时，蔡廷锴请斯诺给租界内的外国军队传话：“我们无意进入租界，或伤害任何外国人。当然，所有外国军队，包括美国军队在内，都没有权力驻扎在上海租界。但我们相信，他们只是想要保护侨民，不会攻击我们。”
21天后，新任日军指挥官植田谦吉再次送来最后通牒，要求十九路军在48小时内后撤20公里。为此，斯诺第二次前往真如采访蔡廷锴。他的答复很简单：“任何独立国家都不能接受植田的要求。接受了就等于承认日本对中国享有宗主权。他要我们撤出自己的土地，并从一个所谓中立的外国租界的庇护所里攻击我们。只要还剩下一个中国人，我们都决不会答应。”
斯诺的同伴问道：“我可以把您的话转告植田将军吗？”
“你可以告诉他，枪炮就是我对他的唯一答复。”
二、十九路军士兵印象
在蔡廷锴的指挥部外，斯诺见到一队队身着灰布军装、头戴塔形斗笠的士兵正开赴前线。对于这些勇士，他进行了如下的描述：“他们虽然一般比日本兵个子高些，但在体格、装备和训练方面都不如日军。他们看起来更像是放了假的学生，而不是开赴战场的战士。有些人还只是十五六岁的孩子，身子单薄。他们的制服是用最廉价的布料做成的。虽然已是隆冬，许多人还穿着短裤，而且没有大衣。”
“你愿意和日本人打仗吗？”斯诺问了一名正在挖战壕的士兵。
他脸上先是浮现出那种中国军人特有的善意微笑，然后举起手中装有刺刀的步枪，“我用这个和日本兵碰面。”他一边说一边恶狠狠又略显滑稽地对空刺杀，“日本人杀害我们的同胞，强占我们的土地，我当然要和他们决一死战。”同样的问题，斯诺又问过很多中国士兵，回答都是一样。在斯诺看来，他们的爱国热情是真挚的。两名广东士兵向他保证：“我们宁愿死掉，也不会让子孙给倭岛上的皇帝当牛做马！”
对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中的表现，斯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这支部队改变了中国军队无力进行现代战争的刻板印象。在解释他们为何能有如此英勇的表现时，斯诺首先将原因归结为不错的军饷和伙食供给。不过，更重要的是这支部队悠久的革命传统。十九路军的多数士兵曾参加过北伐，而它的核心曾在广州接受过以加仑将军为首的苏联共产党顾问的训练。
他认为这支部队的年轻军官和士兵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受过教育。与一般的中国军队有所不同，它的士兵都是志愿招募的而不是强拉来的。他们多数是具有政治信念的青年，识字率也相当高……下级军官和士兵似乎受到某种革命目的的熏陶，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日本人声称，在十九路军的官兵中，有很多共产党员和同情者，斯诺也认可这种看法。他指出，共产党的影响无疑是造就这支军队革命战斗精神的因素之一。
三、战区一瞥
交战期间，要从上海的一个区域前往另一个区域不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必须面对各种艰难险阻。人们不光要面对各国士兵的盘查，而且还可能随时遭遇空袭和地雷。斯诺的一段文字，生动地记录了这种困难：
在回去的路上，我们发现桥被占领了，并在横跨马路挖了很宽的战壕，地上也埋了地雷。由于无法说服哨兵让我们把车开过去，只能花费3个小时步行返回租界。我们遭到扣留又被释放，放了又扣，被勒令出示护照和照片；知道我们是美国人后，又给我们道了歉。直到清晨三点，我们才抵达了英国人的防区。
尽管如此，这种“迁徙”却为斯诺带来了很多难得的写作素材。从真如返回租界的途中，斯诺绕道进入闸北。尽管这里已是战区，而且机枪就在不远处“哒哒”作响，但他见到街上的人们并不惊慌，一些店铺仍在营业，手推车和人力车继续来往。这里的居民似乎远比租界里的人更镇定。
各色人等都成了十九路军的后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持前方的作战。这一团结御辱的场面令斯诺印象深刻。在闸北附近的田间地头，他看到农民们正帮助士兵挖战壕。成百上千的学生，自发参加了志愿服务队。有些担任救护车司机，有些成了担架队员和护士，有些则充当通讯员和做各种能够帮助军队的工作。童子军负责送信，闸北志愿队还暂时被编入了军队。医生和护士自发在闸北火线的后面设立了野战医院。租界里的人们则把食物、糖果、衣服和书刊送到了前线的士兵手中。有—家乐器店几乎把它所有的留声机都捐了出来，在机枪声间歇的时候，人们可以听到留声机正在播放最新的爵士乐。世界各地的华侨在得知“一·二八”战事打响后，也纷纷汇来捐款，或认捐食物、弹药。
上述景象深深打动了斯诺：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人表现出西方人所熟知的爱国主义。人民大众开始崇拜这些敢于笑对生死的南方青年士兵。当我看到一个熟识的、本来很娇气的、喜欢唱歌的中国女孩来到前线抬担架的时候，我发现中国终于被某种东西震醒了！
四、日军暴行
作为战事的亲历者，斯诺亲眼见证了日本人的种种暴行。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最终使他难以承受。
在蔡廷锴的指挥所附近，他目睹了空袭过后真如车站的惨状。在凶残的袭击之后，车站变成了一片断垣残壁，此外还有十几节残破的车厢……好几颗250磅的炸弹直接击中了车站和停靠在这里的火车，即使在100码开外，斯诺也受到极大的震动。在被毁的车厢中有一个不幸的青年，遇难前的一刹那他还一边吃着人们送来的米饭，一边开着玩笑。突然，他被炸飞到半空，肢体也从破裂的车厢里抛了出来，被猛掷到好几码之外的墙壁上。
车站里原来聚集着许多士兵和一些平民，全都遇难了。在一些遗体上，看不见一点弹片造成的皮外伤，因为都死于剧烈的冲击波。冲击波甚至把他们的衣服全部吹没了。他们赤裸裸地以各种痛苦的扭曲姿态在站内和月台上躺了一地……这种因冲击波和高温致死的景象，比被直接击中更惨不忍睹。
在整个“一·二八”事变期间，日军和日本浪人以抓捕“便衣队”为名，随意拘捕、关押和杀害中国平民。这一惨剧在斯诺的笔下也得到了印证。他写到，他们在后方的几百个村庄里抓人，但很少有人获释……一些人被押到江湾等地的刑场，不幸成为胆小的日本新兵的刺杀对象。日军要通过这种方式，把他们训练成凶残的老兵。
在日军战线后方的田地里，到处横陈着听任野狗撕咬的被害农民的遗体。斯诺亲眼见到他们被枪杀或被刺刀捅死。有一天，他进入了一个日军占领不久的小村庄。一些中国平民，包括一两名妇女，被驱赶进一片小竹林。日军随即放火点燃了这片竹林。惊惶的人们从火丛中跑出，随即遭到枪杀。
日军控制闸北以后，斯诺第一时间赶去探访。在这里，他见到了更为疯狂的暴行。他写到，已经连续打了34天仗、疲惫不堪的日军，现在完全占领了闸北。和他们一同到来的是日本浪人，这些年轻的亡命之徒正系统地破坏这个原本拥有50万人口的城区中剩余的建筑。在交战停止很久以后，他们还放火烧毁了许多工厂、办公楼和民房。出于报复心理，他们驾着汽车出巡，绕着燃烧的街区兜圈子，有时停下来从携带的油箱里倒出汽油，重新点火。
日军所到之处，狼藉躺卧着平民的遗体。斯诺看到一对母子，母亲抱着孩子，两人似乎是被刺刀一次穿透的。他又来到一家敞开店面的米铺，发现这里成了一所临时火葬场。店里已堆起四层中国平民的遗体，日本浪人还不断拖来更多的遗体，准备点火焚烧。看到斯诺的出现，他们目露凶光。三名日本士兵走了过来，用刺刀指着斯诺，命令他走开。
这种场景，斯诺见到太多太多。在闸北，在虹口，在江湾，在庙行，在大场，在吴淞，这种因日军暴行而造成的人间惨剧随处可见，数不胜数。残暴血腥的场面，终于让他无法忍受：
我看够了。我的脑海里充满着一幕幕恐怖和残杀的景象——在吴淞、江湾、闸北、虹口、大场和十几个小些的镇子。我想到数百个无辜百姓的苦痛、损失和死亡，无端被屠杀了，事先连个警告都没有。
如果说斯诺通过《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系统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某种程度上，他可能也是最早向西方社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的人之一。他在《远东前线》中指出，“昨天他们的军事理论是：为了保卫日本关东‘租借地’，必须占领满洲。更早一些，他们的军事理论是：为了保卫本国，必须占领朝鲜”；而“明天他们的军事理论将是：为了保卫热河，需要占领华北”。日本军阀总是会用各种荒唐的理由来为他们的扩张辩护。遗憾的是，斯诺的预言和警告并未引起西方强权的重视。在不断的妥协、绥靖之下，日本的野心和胃口越来越大，最终引发了5年之后的全面侵华战争，以及9年之后的太平洋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