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敢负责光明磊落勇担当

开国上将叶飞骁勇善战、战功卓著，是我军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高级将领，同时也是一位实事求是、光明磊落、敢于担当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坚守“真”的品格，坚持“闯”的精神，坚强“实”的作风，为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

因势而变敢负责

1940年5月，陈毅派担任新四军挺进纵队军政委员会书记、副司令员的叶飞过江到扬州附近的郭村建立据点。早在叶飞到来前，陈毅为团结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抗日，曾到泰州与二李见面，双方达成口头协议，新四军暂借郭村入驻。陈毅曾对叶飞交代，要尽可能争取二李，韩德勤（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如果派二李出兵干涉，只能说服，万万不可动武。

　　韩德勤得知新四军进驻郭村后，命令李明扬、李长江率领13个团组织进攻。叶飞派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赴泰州谈判，遭二李拒绝，陈同生被扣押。陈毅先后数次来电指示，切不可在郭村孤军御敌。叶飞与其他指挥员一直讨论到半夜，他再三权衡利弊，认为这一仗关系到新四军在苏北能否立足和发展，如果不打，新四军就无法打开挺进苏北的缺口，打就必须打赢。他在作战会上说：“陈司令员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现在他不在这里，而且他只到过吴家桥，没有到过郭村，不了解这里的地形、群众条件和敌情。共产党讲话办事必须从实际出发，我们前线指挥员最了解情况，要敢于独立负责，这才是真正对陈司令员负责，对党负责！”会上，叶飞作出了独立作战、还击敌人的决定。他指挥一个多团不足2000兵力开展郭村保卫战，历时7天7夜粉碎了敌多次进攻，共歼敌3个整团，成为我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范例，也揭开了新四军开辟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序幕。

郭村保卫战充分彰显了叶飞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关键时刻敢于负责的精神。叶飞也由此更加受官兵信任和爱戴，被誉为“敢于负责的首长”。

解放思想敢破冰

叶飞不仅是一名骁勇善战的战将，也是一位思想开明的领导。1980年初，叶飞出任海军司令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人们还未摆脱“左”的思想观念束缚，但身经百战的叶飞，思想并不保守僵化，办事决策也十分开明。

当时，随着港台流行音乐歌手在大陆走俏，也带来国内文化艺术风格上的悄然转变。1980年秋，在由《北京晚报》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新星音乐会”上，海政文工团一名青年歌唱演员以一曲略带通俗韵味的《军港之夜》风靡军内外，广受欢迎。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演员“柔中有甜、甜中有情”的演唱风格也招来了一些非议，有人认为这样的歌，曲调咿咿呀呀，没有革命气势，纯属“靡靡之音”，是一种精神腐蚀剂，影响部队战斗力。一位音乐权威也称《军港之夜》格调不高：“当兵就要提高警惕，怎么能唱海军战士睡觉呢？”总政领导和有关业务部门多次不点名批评海军。甚至海军机关有人反应更激烈：“这样的演员部队不能留，要处理！”

叶飞闻知此事，并没有轻易作出批示，而是邀请部分“懂行”的老同志一起观看海政歌舞团的演出，广泛听取意见。之后，他又在病房里接见了海政歌舞团的领导和演员，明确表态说：“《军港之夜》反映了海军部队的生活，有海味、有兵味，不错。”他说：“海里有大风大浪，也有轻轻摇的海浪。革命歌曲也不一定非得都是进行曲，都是硬邦邦的口号，表现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叶飞还鼓励说：“只要战士喜欢、部队喜欢、广大群众喜欢，就可以大胆地演、大胆地唱！”叶飞的话可谓一锤定音，也让《军港之夜》风波平息下来。时光荏苒，40多年过去，如今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人们的思想也更加成熟、理性和开放。当初批评过唱《军港之夜》的人，恐怕绝不会想到，《军港之夜》已成为中国军旅歌曲的海军经典代表曲目。

实事求是敢担当

1985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编纂《红军长征》 《八路军》 《新四军》三部丛书。《新四军》丛书指定叶飞与张震等人主持编纂。叶飞对新四军有着特殊的情缘，为新四军的建设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晚年又十分关心江苏老区建设和新四军历史研究，并担任中国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首任会长。正因为此，叶飞对历次编审委员会会议和审稿会议都坚持亲自主持讨论，为历时十年的丛书编纂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当时，文献编辑组提出，新四军的文献很多，即使按照精选的原则，也需要编成五册。但是有人认为，《八路军》丛书的文献只编四册，他们是老大哥，新四军是小弟弟，不应该超过四册。叶飞听到争论后，明确地说：“新四军的书不能多于八路军的书，这是形而上学。文献编几册，要从新四军的历史出发，要看内容。只要有内容，我看需要几本就编几本。” “如果文献很多，四册容纳不了，就编五册。《八路军》史料丛书预定编四册，不必去比较。新四军有自己的特殊性，有下山改编，还有皖南事变，八路军没有。文献的收集很不容易。研究历史，最有价值还是这一部分。”他的意见最终得到落实，也为后来研究新四军史提供了丰富详实的依据。

在编纂过程中，叶飞还主张，对于历史上的曲折和失误，应当实事求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秉笔直书。他认为：“真实地记录史实，反映出它的‘曲折’和‘风险’，以及克服这些‘曲折’的智慧和大无畏精神，才能以利后人。”比如关于红军游击队下山过程中，对于一些地区发生过的失误，他说：“讲这件事情不是抹黑。这没有涉及我们的什么家丑。这是说明南方游击队在与中央失掉联系的情况下，那个转变是很艰苦的。”“如果没有这个史料，这段历史就是不真实的。”叶飞还主张：“历史就是历史，有些问题不必避讳。例如‘江抗’（江南抗日义勇军），当时是我负责，但总指挥是梅光迪，我只是副总指挥，梅光迪后来又叛变了，两次叛变，但还是要写上他，只要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个括号，注明‘后叛变’就行了。”

对于正确反映历史真实的艰辛，叶飞是深有体会的。他说：“当代人写史，是个苦差使，很多问题不好办。但明明是事实，硬要掩盖，这样的事我们不干。古代写史就要不怕砍脑袋。《史记》写得好，是因为司马迁已经关起来了，还受了宫刑，没有什么可以顾虑了。我们的丛书要有权威，没有勇气不行。现在砍脑袋是不会的，但是要准备挨骂，要敢于承担责任。”叶飞也因此获得了当代“太史公”的雅号。

叶飞无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发展的改革时期，始终践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