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震惊中外，并以此为契机，国共两党进行了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最终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诸多“西安事变”的历史记载中，有一位在隐蔽战线战斗的功臣很少提及，他就是被中共中央任命的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
刘鼎，四川南溪人，生于1902年1月8日。本名阚思竣，字尊民。浙江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科肄业。1923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在德国勤工俭学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转赴苏联学习。1929年奉调回国。历任中共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长，闽浙赣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兼红军第五分校政委，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副部长，航空工业部常务副部长、正部级顾问等职。1986年7月25日在北京逝世。
1935年底，张学良将军到上海会见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李杜，委托他秘密寻找共产党中央，请清共产党派代表到西安，尚级玩日救国大计。宋庆龄得知此事后，她认为当时正在上海的刘鼎是个很好的人选，她愿意向张学良推荐。
1936年3月20日，刘鼎揣着宋庆龄写给张学良将军的推荐信，在张学良高级参议赵毅的陪同下，同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由上海乘火车到达西安。
第二天，刘鼎便随赵毅来到金家巷张公馆。一进客厅便见张学良已立在那儿迎候。张学良向前一步紧紧握住刘鼎的手：“一路辛苦啦，欢迎，欢迎!”刘鼎拿出宋庆龄的亲笔信呈交张学良。大家落座寒暄几句后，张学良开门见山地提出三个问题：共产党为何骂我是不抵抗将军、卖国投降?“中东路事件”苏联红军将东北军打得那样惨，你们为何还骂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反苏反共?在陕北，红军将东北军打得那样惨重，这是为了什么?
刘鼎感到张学良提的问题分量很重，不宜贸然回答，便郑重地表示，待考虑后明日再谈。
第二日，张学良与刘鼎再次会面。刘鼎以不卑不亢的态度，诚恳地指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错误的，在不到四个月内东北三省沦于敌手，全国人民能不唾骂!作为守土有责的东北军司令也难辞其咎。中东路事件是东北当局在蒋介石、日本挑唆下，首开衅端，难以责人。蒋介石驱使东北军打红军，是一石二鸟之计，借刀杀人。他希望张学良能联共抗日，既雪国耻，又洗“不抵抗将军”的恶名。张学良平常很少听到这样推心置腹的说言，听罢刘鼎的话后不由赞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刘鼎说：“既然将军赞同我的看法，可否送我去陕北，我将向我的中央汇报。”张学良告诉刘鼎，今年1月20日，他曾在洛川与共产党代表李克农会谈过，并准备与周恩来在肤施(即今延安)会谈。
为了避开西安的“耳目”，与刘鼎深入交谈，张学良以督师为名，当天就与刘鼎飞往洛川。洛川是王以哲的六十七军军部所在地。张学良与刘鼎在这里住了十几天，每天的主要活动就是交谈。张学良询问最多的是红军制胜之道和苏区的情况，刘鼎都一一作答，从共产主义理想讲到中国的现状，态度诚挚，分析鞭辟入理。通过长谈，张学良把刘鼎视为知己，并感叹：“共产党人胸怀宽阔，知识渊博，不畏艰险，为国为民，难怪他们能屹立于广阔天地之间。”
1936年4月初，张学良接到毛泽东、彭德怀的密电，说4月8日将委派周恩来、李克农等前往肤施与他会谈。
4月9日下午，张学良带领刘鼎、王以哲登上了专机，直飞肤施。
会谈地点定在肤施城东的一座小教堂。晚上8时，张学良在天主教堂广门口迎接周恩来和李克农。会谈开始前，张学良说：“我从上海请来一位共产党人刘鼎，可否请他一起来谈?”周恩来表示同意。待刘鼎进入会场后，周恩来和李克农一眼便认出他就是四年前在上海共同战斗的阚尊民(刘鼎是来西安时的化名)，他们脸上不约而同地都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周恩来、李克农、刘鼎、张学良、王以哲5人。这次历史性的会谈，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拂晓。通过会谈，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互派代表，交流物资军需，相互通商，帮助东北军培训干部等。
会议结束时，张学良将一本我国精确的等高投影着色大地图册赠送给周恩来。他俩紧握双手，不约而同地说：“共同保卫祖国!”
第二天一早，双方告别。张学良返回洛川，刘鼎则随周恩来回瓦窑堡。
周恩来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后，刘鼎被任命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4月 22日，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要刘鼎面交张学良。
张学良得知刘鼎回到洛川，立即从西安赶去与他会面。刘鼎将周恩来写给张学良的亲笔信递上。张学良拆信展读：
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为抗自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兹如约遣刘鼎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订各事。寇深祸急，浑忘略域，直率之处，诸维鉴察。
张学良反复阅读这些肺朦之言，心潮起伏，感慨万千!“能结识周先生是我的大幸!真是—见女口故，恨相见太晚啊!”
5月12日，根据张学良的要求，刘鼎陪他第二次飞肤施。他们同周恩来等着重研究了如何实现西北大联合及迫蒋抗国等重大问题。
回到西安后，张学良特意将刘鼎安排住在金家巷1号自己家中的C楼，并关照刘鼎立即在东北军内开展工作，对外就称是李杜的代表和张学良的随从官。
张学良经过与中共领导人的几次交谈，以及刘鼎热情的帮助和启发，认识到要使东北军成为一支强大的抗日队伍，必预向红军学习，特别是学习红军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当务之急就是培养自己的干部。于是，他同刘鼎找杨虎城共同商量。杨虎城当即表示赞同。很快，以张学良为团长、杨虎城为副团长的长安军官训练团成立了。他们又成立了以张学良、刘鼎、刘澜波、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为核心的“抗日同志会”。刘鼎又帮助张学良建立起“学兵队”，在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协助下，从北平、天津、河北等地，招收了大批爱国青年，其中不少人是共产党员。刘鼎还以“抗日同志会”的名义创办了一份《文化周刊》，邀请了上海左翼作家吴奚如为主编，请徐平羽、陈克寒和已经到达延安的丁玲等作家为该刊撰稿。为加强与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络，刘鼎租下了七贤庄1号的房子，作为中共在西安的秘密交通站。他在地下室安装了一部大功率的电台。他通过史沫特莱，从上海请来德国牙医赫伯特·温奇，在七贤庄1号挂起了牙科诊所的牌子。张学良牙齿不太好，刘鼎让赫伯特·温奇为张学良治疗牙病，这里自然也就成为“少帅牙科诊所”了。后来，这里就成了著名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
7月的一天，张学良找来刘鼎说：“我向蒋介石好说歹说，他非但听不进去，还给我施加压力，说我糊涂。我如再劝他抗日不成，就坚决将队伍拉出来，同你们并肩抗日!”刘鼎听了大吃一惊，深感此事重大，就说：“将军，此举关系大局，要慎之又慎才好。”“你放心，我既与中共达成协议，凡是大事总得先听听那边的意见。我今天就要动身前往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来不及与你同去陕北与毛、周两位商量，你可乘坐我的飞机直接去向他们报告，听取他们的看法。”
刘鼎立即电告中共中央。中央当即复电，令刘鼎马上动身前往陕北安塞。当刘鼎赶到时，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李克农、童小鹏等领导已在那里等候。刘鼎汇报了张学良近来的想法和情绪。毛泽东说，“对于东北军，我们的政策不是瓦解、分裂甚至把它变成红军，而是团结、帮助、改造使之成为一支爱国抗日的力量，成为红军的可靠友军!张学良不要和蒋介石闹翻，要讲究策略，要从全国抗日的大局出发，要耐心地劝其抗日……”
会议开了一整夜，直到天蒙蒙亮才散会。会后，毛主席又单独对刘鼎说，我党对东北军的方针政策是：争取团结，联合抗日。你要做好张学良的工作，做好团结东北军的工作。你这个代表肩上的担子不轻啊!
安塞会议一结束，刘鼎就返回西安。不久，张学良也回到了西安。他听了刘鼎汇报后，感慨地说，“过去常有人对我说，共产党要千方百计吃掉你，吃不掉也要瓦解掉你的部队，现在看来，真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只有共产党才会真心实意帮助东北军，发展东北军。”
12月4日，蒋介石乘专列由洛阳到西安，还带来一批嫡系将领。这时，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西安各校师生纷纷集会游行，他们高呼着“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坚决反对内战!·……”的口号，游行队伍每到一处，都得到了市民的支持和拥护，古城西安民众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学生的举动，使正在华清池秘密布置第六次“围剿”行动的蒋介石火冒三丈，下达了格杀勿论的密令。
12月9日这天，张学良得知1万余名学生队伍正浩浩荡荡地前往临潼，要去向蒋介石请愿，不觉大吃一惊，立即驱车前往，在半路上拦住了学生队伍。他苦口婆心地劝说，总算将他们劝任。一可怕的流血事件终于避免了。
12月11目，文鼎在七贤主工作丁一天，深夜11点多钟才于回到了张公馆。—进广门便见楼内火丁人通明，人影显动，他这才发现院内已岗哨林立，戒备森严。他心里不觉暗暗吃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午夜12点刚过，刘鼎便被张学良叫去。一见面，张学良就神情严肃地说；“蒋介石决心‘围剿’红军，还逼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打头阵。我们一再地劝谏均无效，我同杨将军决定，将他捉起来逼迫他抗日!今天拂晓前行动。请你立即电告中共，希望支持我们的行动!”
刘鼎与电报员彭邵坤立即与中共中央联系。但此刻与中央规定的发报联络时间已过，一时无法将电报发出。于是他们与其他红军电台不停地联络，直到凌晨2时才与保安的电台联系上。这时中共中央才获悉张杨举行兵谏逼蒋抗日的消息。
拂晓，临童传来蒋介石在华清池后山一个山洞里被活捉，指挥部里立刻雀跃欢呼。遵张学良将军的指示，刘鼎向党中央发出张杨已活捉蒋介石的电报，并说八大主张已公布，请速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
当天毛泽东致电张学良：三日后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张学良见报十分高兴，关照刘鼎要确保与中共的联络，并备好专机随时可前往肤施迎接周恩来等人。14日党中央来电说周恩来一行16日抵肤施。刘鼎16日飞抵肤施，没有接到。原来周恩来一行人马行至肤施城北，遭民团阻击，没能如约到达机场。直到17日刘鼎的飞机再度降落肤施机场，才将周恩来、罗瑞卿、李克农、许建国、张子华、童小鹏、邱南章、龙飞虎、杨宝时等9人接上飞机。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刘鼎几乎每天都要通宵达旦地工作，他既是中共代表团成员，又要负责中共代表团的安全保卫工作，同时还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每天将西安的情况及时报告中共中央。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多年的内战终于停止，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毛主席曾多次提及：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